在發達國家貨幣寬松基調持續、海外對中國改革紅利期待倍增之時，種種跡象表明，投資者對美國市場興趣降低，而大量資金一改之前的撤出步調，正持續涌入中國。

根據全球資金追蹤機構新興市場投資基金研究公司(EPFR)最新公布的數據，11月首周，投資者對美國的投資熱情急速降溫。不僅有逾70億美元從美國股權基金撤出，從美國高收益債券撤出的資金也達到11周以來的新高，從美國科技板塊中撤出的資金甚至達到了9年以來的新高。EPFR還表示，受資金撤出美國的影響，11月初流入發達國家股權基金的資金也不多。

形成對比的是，國際資本回流中國的趨勢愈發明顯。盡管10月數據尚未出爐，但央行數據顯示，9月中國金融機構外匯占款新增量達1264億元人民幣，與6、7月的負增長形成鮮明對比。另外，國家外匯管理局的銀行結售匯數據也顯示，9月銀行結售匯順差268億美元，連續第二個月出現順差，且順差額比8月大幅上升。

“外匯占款8月恢復正增長，9月出現猛增，大幅增長短期內將持續。一方面是由于外貿順差的擴大，另一方面是由于國際資本流入的加速。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經濟穩定增長的前景所決定的，但也受到外部資金環境和跨境金融套利活動等短期因素的影響。”聯合國[微博]貿發會議經濟事務官員梁國勇[微博]在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正如梁國勇所說，國內經濟狀況和全球資金環境分別是本輪資金涌入中國的內外推手。內因方面，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外界對中國改革紅利的預期日益強烈。海外機構和相關人士一掃此前看空中國的情緒，紛紛開始唱多中國。彭博新聞社日前對經濟學家和政治分析人士展開的一項全球調查顯示，87%的回應者在不同程度上對三中全會推出改革藍圖有信心。

外因方面，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當局的寬松政策選擇導致了國際資本市場資金寬松的格局。由于就業數據不理想，加之對政府財政、債務狀況的擔憂，10月底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決定繼續維持QE規模不變。而在11月7日，歐洲央行宣布將歐元區主要再融資操作利率降低25個基點至0.25%的新歷史低點，并表示將向銀行注入流動性直至2015年。梁國勇表示，雖然歐洲央行的影響遠不及美聯儲QE的廣度和程度，但歐洲央行降息的決定在對市場的引導上與美聯儲保持QE規模的決定的方向是一致的。美歐央行的決定其實都反映了貨幣政策當局對宏觀經濟運行的擔憂，增強了市場對資金寬松的預期。

在貨幣寬松的大環境下，資本的逐利本質決定其必然流向預期收益相對較高的地區。人民幣升值預期近期明顯升溫。上周(4日至8日)人民幣兌美元即期連續5個交易日收升，累計漲幅達到0.15%，而在10月，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已達0.45%。海關數據顯示，10月貿易順差大幅增長至311億美元，是上月的兩倍。澳新銀行最新報告稱，由于貿易順差大幅增長，人民幣升值壓力有增無減。而穩定的人民幣升值趨勢以及較高的利率仍然在吸引大量的資金流入境內市場，這也造成了人民幣升值預期的進一步上升。

“中外之間的匯差和利差都促使投機套利資金快速流入。未來一段時間內，還將保持凈流入狀態。”國際金融問題專家、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兼職教授趙慶明[微博]表示。業內人士預計，10月外匯占款可能會超過1月的3515億元，創下年內新高。

房地產行業的資產價格上漲也助推了資金加速向這些領域涌入。“中國FDI流入在經過持續一段時間的月度同比下降之后逆勢恢復增長，這表明，以尋求市場為導向的跨國投資加速進入中國。”梁國勇說，“值得注意的是，房地產領域外資流入增長較快，可能與房價上漲及其預期等短期因素有關。”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今年1月至10月，房地產開發企業利用外資416億元，增長23.4%。

根據對沖基金跟蹤機構Eurekahedge的數據，截至9月末，專注中國投資的對沖基金管理的資產規模達到129億美元，超過全球金融危機前的水平。九個月中，此類對沖基金的平均投資回報率超過除日本以外的中國周邊國家的回報率。

“這輪資本流入增量中既有由中國經濟自身吸引力所吸引的，反映在實體經濟領域的投資；也有受外部資金政策環境影響，由套利套匯動機驅動的短期資本流入。后者規模很大，可以快速流入，也可能快速流出，是具有投機性、可能影響金融穩定的熱錢。”梁國勇稱。

分析人士稱，從今年6、7月資金快速撤出中國市場到9、10月資金流向出現逆轉跡象可以看出，資金流動，尤其是投機資金流動，與外圍環境特別是美聯儲的QE政策預期以及美元的走勢高度相關，而這意味著未來資金的流動仍存在高度不確定性。最新公布的美國10月新增非農就業人數達20.4萬人，情況大幅好于市場預期，華爾街的經濟學家們普遍評論稱，美聯儲12月開始縮減QE的幾率已然增加。

“量化寬松的實施和退出是影響世界和中國經濟的重大問題，其對中國經濟的影響遠遠不止于熱錢流入這樣的短期問題，應做全面研究以有效應對。”梁國勇說，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已經接近“6”這個關鍵心理點位，新均衡點上的人民幣匯率水平會對貿易和資本流動產生重要影響，總體上應該更有利于國際收支基本平衡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