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步維艱的國內礦山企業因稅收政策的調整，獲得了改善和發展的機會。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此前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確定，為改善鐵礦石企業生產經營環境、促進結構調整、支持上下游產業協調發展和升級、保障國家資源供應安全，自5月1日起，依法適當下調鐵礦石資源稅征收比例，減按規定稅額的40%征收。至此，牽動萬千礦山企業的鐵礦石資源稅調整終于落地。
中國鐵礦石資源稅征收始于1984年，1994年后調整為從量定額征收，征收范圍為每噸2元-30元，并根據礦山不同類型和等級來給予不同的征稅標準。2002年鐵礦石資源稅下調，按規定稅額標準的40%征收，2006年重新向上調整至60%，2012年上調至80%。由于中國鐵礦石品位普遍較低，平均品位在20%~40%之間，每生產1噸63.5%品位精粉需要1.58-3.175噸原礦，每噸精粉應繳稅額為26元-63元。此番“減按規定稅額的40%征收”之際，國內鐵礦石商品期貨3月至今已暴跌兩成，鐵礦石價格創十年新低。
國際上，鐵礦石價格一路走低，反觀國內，成本居高不下。雖然我國鐵礦石儲量居世界第四，但礦石含鐵品位平均只有31.3%，貧礦石占全部查明資源儲量的98%，絕大部分鐵礦石須經選礦富集后才能使用。低價之下，國外礦企憑借優質資源、更低成本仍可保持相當利潤空間，而國內礦企則舉步維艱。業內人士指出，十年來，國內鐵礦石生產成本一直居高不下，這并非國內礦產資源儲備不夠或開采技術落后，而是因為高昂的資源稅費。此次鐵礦石資源稅下調，也是給價格和行情均陷低谷的中國鐵礦石市場帶來一絲希望。
可降低成本，但提振有限
在我國，礦山企業繳納的稅費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礦山企業須繳納的特定稅費，也稱作資源性稅費，另一類是對企業生產經營普遍征收的其他稅費。業內人士向記者解釋，雖然資源屬于國家，但地方政府也有一定自主權，從增加地方財政的角度，可能會加入一些雜費。去年12月，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院長李新創曾公開表示，中國鐵礦石的稅負是全球最高的。
事實上，中國礦山的稅負水平在全球來說，原本就屬于最高水平。資源稅、資源補償費、所得稅、增值稅等各項費用加起來，中國礦山的總體稅負水平平均為20%~30%。加之中國礦企開采成本基本高于100美元/噸，近乎達到全球第四大礦企FMG到岸成本的2倍，中國礦企的競爭力可想而知。而由此導致的后果是，大量進口礦石蜂擁而入。據中鋼協數據，2014年中國進口鐵礦石9.33億噸，同比(比上年同期)增長13.8%。中國鐵礦石的對外依存度進一步提高到78.5%，同比提高9.7個百分點。
此次鐵礦石資源稅改革，從表面上看可以降低企業成本，然而對國產礦山目前現狀的改善可能是杯水車薪。
“根據之前的政策，根據不同等級，鐵礦山資源稅征收標準為每噸原礦14元-24元，暫按80%征收，即每噸原礦征收資源稅11.2元-19.2元；若按選礦比3.3∶1測算，每噸精礦的資源稅處于33.9-63.36元/噸之間。如此算來，5月1日之后，資源稅減按40%征收，鐵礦石企業的稅負將下降16.95元-31.68元/噸精礦。據統計，目前國內礦山企業每出售一噸鐵精粉平均虧損200元左右，相對于這個虧損值來說16.95元-31.68元的下調幅度只能說是九牛一毛，并不能從根本上將國內礦山企業解救出來。所以國產礦市場的尋找春天之路還很漫長。”分析師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說道。
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院長李新創表示，降低稅負對礦山企業是利好消息，但在目前供大于求的背景下，資源稅的調整對企業成本影響有限，企業很難依此走出困境。
分析師告訴記者，通過此次調整，緩解了國內礦企生產經營壓力，降低了生產成本，但在礦價頻頻刷新低的背景下，此輪調整對礦價及企業難以形成實質影響。
對政府而言，后期更重要的是加大調整力度，取消地方性的不合理收費。促進企業的兼并重組，提高效率，降低生產成本，發揮市場資源配置作用，合理淘汰部分與市場不相適應的企業。
政策助力企業也需自省
中國鋼鐵協會常務副會長朱繼民表示，走出困境，一方面需要國家調整財稅政策，也需要礦山企業眼睛向內，提質增效。去年以來，不少國內礦山已經開始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調整工藝流程和礦石品位結構、壓減不合理支出等措施來降低成本。
已開征30多年的資源稅，一直存在著平均稅負低、計稅調節機制不靈活、征收范圍狹窄等問題。自2011年起，我國開始逐步推行資源稅改革，即由從量變為從價計征，并逐步推進相關資源品的清費立稅改革。從而促進自然資源合理開發利用、生態環境保護，并進而加快中國發展方式的轉變。
中鋼協副會長張長富此前表示，稅費負擔日益過重嚴重影響到國內鐵礦山發展和正常生產經營，影響到進口鐵礦石價格的合理回歸，也影響到鋼鐵行業的盈利能力。要打造中國升級版礦山企業，就要“放水養魚”，減輕礦山企業稅負，進而提升國內礦山企業的競爭力。
此次下調鐵礦石資源稅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意在“托市”，李新創表示，礦業企業面臨的不只是簡單資源稅的問題，而是整體的稅負偏高問題，目前達到25%~30%，而國外礦企的綜合稅負僅為10%左右；另外，由于國內整體資源狀態的問題也導致礦業競爭力與國外礦企差太遠。
鐵礦石資源稅調整還有一個初衷就是遏制目前進口礦與國產礦比例的差距進一步擴大。減稅畢竟還是在保護國內的礦山，國內的礦山能維持一定的量，對外依存度保持一定的水平是符合國家利益的，如果國內礦山全搞倒閉了，國外的礦山壟斷了這個價格之后也是非常麻煩的。
在成本高企、價格低廉的情況下，即便是擁有下屬礦山的鋼鐵企業，也更傾向于購買進口鐵礦石。這讓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數字：我國已是世界上最大的鐵礦石消費國，進口鐵礦石占到國際鐵礦石貿易份額的六成以上；2014年，我國鐵礦石對外依存度已經超過78.5%。業內人士分析稱，若鐵礦價格繼續走低，對外依存度還可能高過80%。朱繼民指出，如果我國保持住4億噸左右的精礦年產量，對外依存度可保持大體平衡，至少不會失去對國際壟斷礦山企業的話語權。如果依存度繼續上升，形勢可能發生根本轉變。
由于我國鐵礦品質差，在國際鐵礦石價格大幅下跌的背景下，我國鐵礦石的進口依存度急劇攀升。這也催生了國內對進口問題出現兩派意見：一種是鼓勵多用進口礦，盡量少采國產礦，以減少國內礦山開發和鋼鐵生產帶來的節能環保和生產成本壓力；另一種認為，我國應該保持一個相應的國產礦比例，如果全部依賴進口礦，未來或將出現國外礦山哄抬價格，進而影響國內鋼鐵行業發展。
對此，有專家指出，一方面要支持企業境外掌控開發資源，使得海外鐵礦權益礦占我國進口礦的比例達到50%以上；另一方面可考慮支持企業在境外建設鋼廠，緩解國內鋼鐵產能過剩的壓力。
雖然國家從政策層面給企業減輕一定的壓力，但目前礦山企業已經是積重難返，僅僅通過外力助推是不夠的，企業還應當從自身做起，逐步改善。劉智強認為，有些小的礦山該關停的就關停，自然有一些生存能力比較強的礦企還是能生存下去，要靠市場、靠企業自身去調整、洗牌，即便政府推出好的措施也改變不了根本的問題。
真正能讓國內礦山活過來的，首先，就得靠價格把一批規模小、品質差的礦山給淘汰掉，比如那些選比在10以上，乃至20、30的礦山，天生的采選成本就高出一大截，先天不足，后天難補，只能淘汰掉。其次，得加強資源整合，很多礦區，雖然是一個礦脈，一墻之隔，但是同時有多個企業在開采，規模做不起來，成本也難下去。經過黃金十年歷程之后，礦山企業過了一段富日子，之后要采取措施，過窮日子、緊日子。轉變不容易。還是要眼睛向內，千方百計采取措施，降低成本提高市場競爭力。國內一些客觀條件限制。無論從現金成本等，哪個方面去比較都比國外的企業要高。從人力成本上、財務成本上，還有很大的降低空間。
稅改啟幕未來將全面實施
鐵礦石資源稅改的實施，是中國第三次大范圍推進資源稅改革，前兩次分別是2011年11月和2014年12月，針對油氣和煤炭進行的資源稅改。不僅如此，國務院近日還決定實施稀土、鎢、鉬資源稅改革，促進理順資源稅費關系。這無疑是我國資源稅改革的又一次擴圍與提速。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背景下，啟動對各類資源的稅費改革，是推進企業減負的有力之舉。
財政部部長謝旭人日前在接受媒體專訪時明確表示：財政部門將加快財稅體制改革。其中，資源稅改革將在未來五年全面實施。謝旭人指出，“十二五”期間將通過調整增值稅和營業稅征收范圍、合理調整消費稅范圍及稅率結構、逐步建立健全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全面實施資源稅改革、研究推進房地產稅改革等舉措，積極構建有利于科學發展的財稅體制。
其實“十二五”規劃已對資源稅改革提出了總體方針，即“適當提高資源稅稅負，完善計征方式，將重要資源產品由從量定額征收改為從價定率征收”。對于資源稅改革，目前國內基本達成共識，即對價格波動比較大的礦產資源，改成從價定額征收，并在資源品價格走低時推出。
廈門大學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告訴記者，目前我國在資源領域已經有多個重要資源品種進行了改革，包括煤炭、天然氣、鐵礦石等一些品種都有了相應的改革措施，這將給其他品種資源的稅改帶來一定的幫助。從目前資源領域的發展情況看，現階段推出相關資源的稅制改革是一個良好的時機，當資源產品價格處于比較低的態勢下，推動資源品種的稅制改革，不會助推相應資源品種的價格過快上漲，所以目前推動各個資源品種的稅制改革將為日后的全面深化改革打下基礎。
當前，隨著自然資源消耗日益嚴重，資源稅的地位逐漸凸顯。資源稅與其他稅種配合，有利于發揮稅收杠桿的整體功能，因此資源稅的改革對我國稅改的整體進程有一定促進作用。資源稅改革是我國整體稅改的一個重要環節，同時也對整體稅改有反推作用力。
作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關鍵環節之一，資源稅改革自然有著非同尋常的“標桿”意義。由于石油、煤炭在我國能源結構中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推進石油、煤炭資源稅改革，成為撬動我國能源結構調整的重要支點。在石油，煤炭稅改之后，鐵礦石，稀土等其他資源的稅費改革也在逐步展開。此前也有專家指出，接下來下來最核心的資源稅改革很可能就是水資源的稅制改革。資源稅改革將成為中國資源價格市場化改革的“試金石”。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此前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會議確定，為改善鐵礦石企業生產經營環境、促進結構調整、支持上下游產業協調發展和升級、保障國家資源供應安全，自5月1日起，依法適當下調鐵礦石資源稅征收比例，減按規定稅額的40%征收。至此，牽動萬千礦山企業的鐵礦石資源稅調整終于落地。
中國鐵礦石資源稅征收始于1984年，1994年后調整為從量定額征收，征收范圍為每噸2元-30元，并根據礦山不同類型和等級來給予不同的征稅標準。2002年鐵礦石資源稅下調，按規定稅額標準的40%征收，2006年重新向上調整至60%，2012年上調至80%。由于中國鐵礦石品位普遍較低，平均品位在20%~40%之間，每生產1噸63.5%品位精粉需要1.58-3.175噸原礦，每噸精粉應繳稅額為26元-63元。此番“減按規定稅額的40%征收”之際，國內鐵礦石商品期貨3月至今已暴跌兩成，鐵礦石價格創十年新低。
國際上，鐵礦石價格一路走低，反觀國內，成本居高不下。雖然我國鐵礦石儲量居世界第四，但礦石含鐵品位平均只有31.3%，貧礦石占全部查明資源儲量的98%，絕大部分鐵礦石須經選礦富集后才能使用。低價之下，國外礦企憑借優質資源、更低成本仍可保持相當利潤空間，而國內礦企則舉步維艱。業內人士指出，十年來，國內鐵礦石生產成本一直居高不下，這并非國內礦產資源儲備不夠或開采技術落后，而是因為高昂的資源稅費。此次鐵礦石資源稅下調，也是給價格和行情均陷低谷的中國鐵礦石市場帶來一絲希望。
可降低成本，但提振有限
在我國，礦山企業繳納的稅費主要包括兩類，一類是礦山企業須繳納的特定稅費，也稱作資源性稅費，另一類是對企業生產經營普遍征收的其他稅費。業內人士向記者解釋，雖然資源屬于國家，但地方政府也有一定自主權，從增加地方財政的角度，可能會加入一些雜費。去年12月，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院長李新創曾公開表示，中國鐵礦石的稅負是全球最高的。
事實上，中國礦山的稅負水平在全球來說，原本就屬于最高水平。資源稅、資源補償費、所得稅、增值稅等各項費用加起來，中國礦山的總體稅負水平平均為20%~30%。加之中國礦企開采成本基本高于100美元/噸，近乎達到全球第四大礦企FMG到岸成本的2倍，中國礦企的競爭力可想而知。而由此導致的后果是，大量進口礦石蜂擁而入。據中鋼協數據，2014年中國進口鐵礦石9.33億噸，同比(比上年同期)增長13.8%。中國鐵礦石的對外依存度進一步提高到78.5%，同比提高9.7個百分點。
此次鐵礦石資源稅改革，從表面上看可以降低企業成本，然而對國產礦山目前現狀的改善可能是杯水車薪。
“根據之前的政策，根據不同等級，鐵礦山資源稅征收標準為每噸原礦14元-24元，暫按80%征收，即每噸原礦征收資源稅11.2元-19.2元；若按選礦比3.3∶1測算，每噸精礦的資源稅處于33.9-63.36元/噸之間。如此算來，5月1日之后，資源稅減按40%征收，鐵礦石企業的稅負將下降16.95元-31.68元/噸精礦。據統計，目前國內礦山企業每出售一噸鐵精粉平均虧損200元左右，相對于這個虧損值來說16.95元-31.68元的下調幅度只能說是九牛一毛，并不能從根本上將國內礦山企業解救出來。所以國產礦市場的尋找春天之路還很漫長。”分析師在接受《中國產經新聞》記者采訪時說道。
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院長李新創表示，降低稅負對礦山企業是利好消息，但在目前供大于求的背景下，資源稅的調整對企業成本影響有限，企業很難依此走出困境。
分析師告訴記者，通過此次調整，緩解了國內礦企生產經營壓力，降低了生產成本，但在礦價頻頻刷新低的背景下，此輪調整對礦價及企業難以形成實質影響。
對政府而言，后期更重要的是加大調整力度，取消地方性的不合理收費。促進企業的兼并重組，提高效率，降低生產成本，發揮市場資源配置作用，合理淘汰部分與市場不相適應的企業。
政策助力企業也需自省
中國鋼鐵協會常務副會長朱繼民表示，走出困境，一方面需要國家調整財稅政策，也需要礦山企業眼睛向內，提質增效。去年以來，不少國內礦山已經開始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調整工藝流程和礦石品位結構、壓減不合理支出等措施來降低成本。
已開征30多年的資源稅，一直存在著平均稅負低、計稅調節機制不靈活、征收范圍狹窄等問題。自2011年起，我國開始逐步推行資源稅改革，即由從量變為從價計征，并逐步推進相關資源品的清費立稅改革。從而促進自然資源合理開發利用、生態環境保護，并進而加快中國發展方式的轉變。
中鋼協副會長張長富此前表示，稅費負擔日益過重嚴重影響到國內鐵礦山發展和正常生產經營，影響到進口鐵礦石價格的合理回歸，也影響到鋼鐵行業的盈利能力。要打造中國升級版礦山企業，就要“放水養魚”，減輕礦山企業稅負，進而提升國內礦山企業的競爭力。
此次下調鐵礦石資源稅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意在“托市”，李新創表示，礦業企業面臨的不只是簡單資源稅的問題，而是整體的稅負偏高問題，目前達到25%~30%，而國外礦企的綜合稅負僅為10%左右；另外，由于國內整體資源狀態的問題也導致礦業競爭力與國外礦企差太遠。
鐵礦石資源稅調整還有一個初衷就是遏制目前進口礦與國產礦比例的差距進一步擴大。減稅畢竟還是在保護國內的礦山，國內的礦山能維持一定的量，對外依存度保持一定的水平是符合國家利益的，如果國內礦山全搞倒閉了，國外的礦山壟斷了這個價格之后也是非常麻煩的。
在成本高企、價格低廉的情況下，即便是擁有下屬礦山的鋼鐵企業，也更傾向于購買進口鐵礦石。這讓我們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數字：我國已是世界上最大的鐵礦石消費國，進口鐵礦石占到國際鐵礦石貿易份額的六成以上；2014年，我國鐵礦石對外依存度已經超過78.5%。業內人士分析稱，若鐵礦價格繼續走低，對外依存度還可能高過80%。朱繼民指出，如果我國保持住4億噸左右的精礦年產量，對外依存度可保持大體平衡，至少不會失去對國際壟斷礦山企業的話語權。如果依存度繼續上升，形勢可能發生根本轉變。
由于我國鐵礦品質差，在國際鐵礦石價格大幅下跌的背景下，我國鐵礦石的進口依存度急劇攀升。這也催生了國內對進口問題出現兩派意見：一種是鼓勵多用進口礦，盡量少采國產礦，以減少國內礦山開發和鋼鐵生產帶來的節能環保和生產成本壓力；另一種認為，我國應該保持一個相應的國產礦比例，如果全部依賴進口礦，未來或將出現國外礦山哄抬價格，進而影響國內鋼鐵行業發展。
對此，有專家指出，一方面要支持企業境外掌控開發資源，使得海外鐵礦權益礦占我國進口礦的比例達到50%以上；另一方面可考慮支持企業在境外建設鋼廠，緩解國內鋼鐵產能過剩的壓力。
雖然國家從政策層面給企業減輕一定的壓力，但目前礦山企業已經是積重難返，僅僅通過外力助推是不夠的，企業還應當從自身做起，逐步改善。劉智強認為，有些小的礦山該關停的就關停，自然有一些生存能力比較強的礦企還是能生存下去，要靠市場、靠企業自身去調整、洗牌，即便政府推出好的措施也改變不了根本的問題。
真正能讓國內礦山活過來的，首先，就得靠價格把一批規模小、品質差的礦山給淘汰掉，比如那些選比在10以上，乃至20、30的礦山，天生的采選成本就高出一大截，先天不足，后天難補，只能淘汰掉。其次，得加強資源整合，很多礦區，雖然是一個礦脈，一墻之隔，但是同時有多個企業在開采，規模做不起來，成本也難下去。經過黃金十年歷程之后，礦山企業過了一段富日子，之后要采取措施，過窮日子、緊日子。轉變不容易。還是要眼睛向內，千方百計采取措施，降低成本提高市場競爭力。國內一些客觀條件限制。無論從現金成本等，哪個方面去比較都比國外的企業要高。從人力成本上、財務成本上，還有很大的降低空間。
稅改啟幕未來將全面實施
鐵礦石資源稅改的實施，是中國第三次大范圍推進資源稅改革，前兩次分別是2011年11月和2014年12月，針對油氣和煤炭進行的資源稅改。不僅如此，國務院近日還決定實施稀土、鎢、鉬資源稅改革，促進理順資源稅費關系。這無疑是我國資源稅改革的又一次擴圍與提速。在當前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背景下，啟動對各類資源的稅費改革，是推進企業減負的有力之舉。
財政部部長謝旭人日前在接受媒體專訪時明確表示：財政部門將加快財稅體制改革。其中，資源稅改革將在未來五年全面實施。謝旭人指出，“十二五”期間將通過調整增值稅和營業稅征收范圍、合理調整消費稅范圍及稅率結構、逐步建立健全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全面實施資源稅改革、研究推進房地產稅改革等舉措，積極構建有利于科學發展的財稅體制。
其實“十二五”規劃已對資源稅改革提出了總體方針，即“適當提高資源稅稅負，完善計征方式，將重要資源產品由從量定額征收改為從價定率征收”。對于資源稅改革，目前國內基本達成共識，即對價格波動比較大的礦產資源，改成從價定額征收，并在資源品價格走低時推出。
廈門大學能源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強告訴記者，目前我國在資源領域已經有多個重要資源品種進行了改革，包括煤炭、天然氣、鐵礦石等一些品種都有了相應的改革措施，這將給其他品種資源的稅改帶來一定的幫助。從目前資源領域的發展情況看，現階段推出相關資源的稅制改革是一個良好的時機，當資源產品價格處于比較低的態勢下，推動資源品種的稅制改革，不會助推相應資源品種的價格過快上漲，所以目前推動各個資源品種的稅制改革將為日后的全面深化改革打下基礎。
當前，隨著自然資源消耗日益嚴重，資源稅的地位逐漸凸顯。資源稅與其他稅種配合，有利于發揮稅收杠桿的整體功能，因此資源稅的改革對我國稅改的整體進程有一定促進作用。資源稅改革是我國整體稅改的一個重要環節，同時也對整體稅改有反推作用力。
作為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模式轉變的關鍵環節之一，資源稅改革自然有著非同尋常的“標桿”意義。由于石油、煤炭在我國能源結構中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推進石油、煤炭資源稅改革，成為撬動我國能源結構調整的重要支點。在石油，煤炭稅改之后，鐵礦石，稀土等其他資源的稅費改革也在逐步展開。此前也有專家指出，接下來下來最核心的資源稅改革很可能就是水資源的稅制改革。資源稅改革將成為中國資源價格市場化改革的“試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