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礦山企業、自有礦山的鋼鐵企業呼吁已久的鐵礦資源稅調降，終于在2015年5月1日開始實施。
雖然對上述處于進口礦大幅降價和鋼市持續低迷夾擊下的企業而言，這一政策力度可能有限，但畢竟體現了財政部對資源稅的重視和調整思路。
面對經濟下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本不應局限于擴大開支、刺激投資，靈活有效的稅收政策調整，更是其中的題中應有之義。不過作為積極的財政政策，資源稅還大有文章可做，理應發揮更大的作用。此次降低國內鐵礦山資源稅，應該僅僅是開始。
雖然國內鐵礦山因資源稟賦不佳、本來競爭力不強，但實際稅負仍然高于國外平均水平，稅率和征收方式不合理、不公平問題也十分突出。不同地區、不同企業、不同礦種之間，缺乏合理的稅率結構、亂象叢生。
尤其突出的是，鐵礦石資源稅的計征方式，是按所采原礦而非所選精礦噸位征收。從而導致越是品位低的貧礦、稅負越重，不但違背了按資源貧富制定級差稅率、貧礦輕富礦重的自然和國際通行規則，加劇了稅負不公平，還對企業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起了逆向調節的作用，無異于鼓勵采富棄貧浪費資源。
企業除歷年通過國土資源及稅務系統不斷提出意見外，15年前新華社曾為此發過內參；10年前國家發改委組織編制國家礦產資源規劃時，也曾指出此種征收方式對資源合理利用的副作用。
進入新世紀以來，國際貿易鐵礦石價格大幅波動，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等國都因應市場變化，對鐵礦資源稅、出口稅及時進行了調整。既增加了財政收入，更發揮了稅收對資源有序開發的引導作用。對比之下，面對大幅跳水的鐵礦石進口價格，理應及時、適度提高進口鐵礦石的稅負，不但可以減輕低價進口礦對國內礦山的沖擊；彌補由于國內鐵礦石減稅造成的財政收入減少；更重要的是可借助進口礦增稅、調節使用不同礦源國內鋼鐵企業的稅負，引導鋼鐵產業的布局和調整。一石三鳥，何樂不為？
中國鋼鐵產業的布局，按鐵礦石來源區分可劃為兩大類：以使用進口礦為主的沿海企業、和主要使用國產礦的企業。當然隨著規模擴大和礦價變遷、只有少數企業可以在兩者之間游刃有余。
目前的布局是歷史和市場形成的，也是大體合理的。十年前制定的鋼鐵產業政策參照的是日本經驗，過度鼓吹沿海布局和提高集中度，沒有充分考慮到中國擁有內部鐵礦資源、存在鋼材區域市場、鋼鐵產業對地方經濟起重要作用等實際情況。
引導鋼鐵產業布局，既要看到鋼鐵業逐漸、適度向沿海集中的長期趨勢，也要意識到這需要較長的歷史過程、以減少損失和對社會經濟的沖擊，不可一蹴而就。更要清醒地認識到：在各鋼材區域市場內、鐵礦資源附近，保留一定規模鋼鐵生產能力的戰略意義。
而且從長周期看，進口礦價格、BDI指數、外匯匯率等影響國內外鐵礦石比價的因素，依然存在不確定性的風險。一旦形勢逆轉，過度依賴進口礦的產業布局就是重大的失誤。對體量龐大、產業關聯度高、在國民經濟中有重要地位的鋼鐵業，我們應該有長遠的眼光和戰略，包括在進口礦價格低迷時提高其稅負、不至過度沖擊兩類企業的競爭力態勢和布局。
回顧歷史，資源稅領域的另一重大失誤，是能源產品資源稅的長期缺位和畸輕。以石油為例，石油的煉化環節并不盈利，盈利主要來自采油運營，目前對石油的征稅稅率在上調后也僅有6%。
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煤炭行業，經濟過熱煤價瘋漲時，煤炭資源稅的稅負和征收力度遠遠不夠，導致部分地區的經濟結構畸形。因此，一種可行的建議是，凡來自壟斷或自然資源的企業利潤，如通信電力、鹽業、煙草，皆應以資源稅形式收取。
改革無疑要觸及既得利益。中國正處于除舊布新的轉型期，國際經濟環境千變萬化，國內經濟新老問題應接不暇。包括稅收政策在內的經濟政策調整，應具備足夠的彈性和響應速度。在稅收調整和稅制改革方面，燃油稅、鐵礦石資源稅、煙草稅的調整，可以被看作是財稅調整的果斷出手，這也讓我們對財稅改革有了更多期待。
雖然對上述處于進口礦大幅降價和鋼市持續低迷夾擊下的企業而言，這一政策力度可能有限，但畢竟體現了財政部對資源稅的重視和調整思路。
面對經濟下行，積極的財政政策本不應局限于擴大開支、刺激投資，靈活有效的稅收政策調整，更是其中的題中應有之義。不過作為積極的財政政策，資源稅還大有文章可做，理應發揮更大的作用。此次降低國內鐵礦山資源稅，應該僅僅是開始。
雖然國內鐵礦山因資源稟賦不佳、本來競爭力不強，但實際稅負仍然高于國外平均水平，稅率和征收方式不合理、不公平問題也十分突出。不同地區、不同企業、不同礦種之間，缺乏合理的稅率結構、亂象叢生。
尤其突出的是，鐵礦石資源稅的計征方式，是按所采原礦而非所選精礦噸位征收。從而導致越是品位低的貧礦、稅負越重，不但違背了按資源貧富制定級差稅率、貧礦輕富礦重的自然和國際通行規則，加劇了稅負不公平，還對企業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起了逆向調節的作用，無異于鼓勵采富棄貧浪費資源。
企業除歷年通過國土資源及稅務系統不斷提出意見外，15年前新華社曾為此發過內參；10年前國家發改委組織編制國家礦產資源規劃時，也曾指出此種征收方式對資源合理利用的副作用。
進入新世紀以來，國際貿易鐵礦石價格大幅波動，澳大利亞、印度尼西亞等國都因應市場變化，對鐵礦資源稅、出口稅及時進行了調整。既增加了財政收入，更發揮了稅收對資源有序開發的引導作用。對比之下，面對大幅跳水的鐵礦石進口價格，理應及時、適度提高進口鐵礦石的稅負，不但可以減輕低價進口礦對國內礦山的沖擊；彌補由于國內鐵礦石減稅造成的財政收入減少；更重要的是可借助進口礦增稅、調節使用不同礦源國內鋼鐵企業的稅負，引導鋼鐵產業的布局和調整。一石三鳥，何樂不為？
中國鋼鐵產業的布局，按鐵礦石來源區分可劃為兩大類：以使用進口礦為主的沿海企業、和主要使用國產礦的企業。當然隨著規模擴大和礦價變遷、只有少數企業可以在兩者之間游刃有余。
目前的布局是歷史和市場形成的，也是大體合理的。十年前制定的鋼鐵產業政策參照的是日本經驗，過度鼓吹沿海布局和提高集中度，沒有充分考慮到中國擁有內部鐵礦資源、存在鋼材區域市場、鋼鐵產業對地方經濟起重要作用等實際情況。
引導鋼鐵產業布局，既要看到鋼鐵業逐漸、適度向沿海集中的長期趨勢，也要意識到這需要較長的歷史過程、以減少損失和對社會經濟的沖擊，不可一蹴而就。更要清醒地認識到：在各鋼材區域市場內、鐵礦資源附近，保留一定規模鋼鐵生產能力的戰略意義。
而且從長周期看，進口礦價格、BDI指數、外匯匯率等影響國內外鐵礦石比價的因素，依然存在不確定性的風險。一旦形勢逆轉，過度依賴進口礦的產業布局就是重大的失誤。對體量龐大、產業關聯度高、在國民經濟中有重要地位的鋼鐵業，我們應該有長遠的眼光和戰略，包括在進口礦價格低迷時提高其稅負、不至過度沖擊兩類企業的競爭力態勢和布局。
回顧歷史，資源稅領域的另一重大失誤，是能源產品資源稅的長期缺位和畸輕。以石油為例，石油的煉化環節并不盈利，盈利主要來自采油運營，目前對石油的征稅稅率在上調后也僅有6%。
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煤炭行業，經濟過熱煤價瘋漲時，煤炭資源稅的稅負和征收力度遠遠不夠，導致部分地區的經濟結構畸形。因此，一種可行的建議是，凡來自壟斷或自然資源的企業利潤，如通信電力、鹽業、煙草，皆應以資源稅形式收取。
改革無疑要觸及既得利益。中國正處于除舊布新的轉型期，國際經濟環境千變萬化，國內經濟新老問題應接不暇。包括稅收政策在內的經濟政策調整，應具備足夠的彈性和響應速度。在稅收調整和稅制改革方面，燃油稅、鐵礦石資源稅、煙草稅的調整，可以被看作是財稅調整的果斷出手，這也讓我們對財稅改革有了更多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