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寒冬來臨，國內第三大煤礦集團——同煤集團下屬子公司大同煤業第三季度報表顯示虧損11億元，此外，大同煤業現金流為負14.4億元。面對銷售利潤下滑，大型煤企已不斷靠“借新還舊”維持企業運轉，坊間更有傳言同煤集團現已依靠銀行貸款發放職工工資。
對此，記者采訪多位大同煤業董秘以及在職職工以了解其經營、負債情況。當前煤企大面積虧損，煤炭價格雖已基本市場化，但國有煤炭企業的運作卻遠未市場化。類似同煤集團這類大型煤企普遍面臨著尾大不掉，轉型困難的問題。而因其國企性質，承擔著維穩等社會職責也加劇了轉型的困難。
業績下滑債務上升
作為上市煤企，大同煤業年產量達到3027.02萬噸（2014年年報數據），擁有煤峪口、忻州窯、燕子山、塔山煤礦，色連煤礦五處大型礦產。
大同煤業的母公司同煤集團位列全國第三大煤礦集團（僅次于神華集團和中煤能源集團）年度煤炭產量超過1.5億噸。擁有大小礦井73個。其職工數量達20萬人，職工家屬數量約80萬人，同煤集團作為大同經濟支柱，每年為大同貢獻50%以上GDP，被視為大同經濟發展的晴雨表。
然而，煤炭行業整體的蕭條波及到了這家作為大同市經濟支柱的企業。大同煤業2015年第三季度報告顯示其銷售商品提供勞務收到的現金為46億元左右，較去年同期80億元減少約42%。經營效益不好的狀況并非剛剛出現，早在2013年，大同煤業年度虧損額已達14億元，2014年雖然賬面盈利約1.48億元，但根據其年報注明，卻來自于“本年向母公司同煤集團整體轉讓四老溝、同家梁礦形成的營業外收入12.6億元”。
對于業績大幅下滑的原因，大同煤業董事會秘書錢建軍向本報回應稱：“一是受煤炭需求過剩的影響，2015年煤炭行業整體不容樂觀，煤炭價格持續下降，導致當期收入比上年同期大幅減少；二是受經濟下滑影響，用戶煤炭貨款結算現金比例下降，銀行承兌匯票結算比重大幅增加；三是2015年市場景氣度仍不景氣，造成煤炭銷售回款滯后，1~9月應收賬款項大幅增加。”
與虧損的增加相對應的是高企的債務壓力。大同煤業2015年第三季度報告顯示其長期借款高達約45億元左右，而2013年年報顯示的長期借款僅約8.6億元。對此，錢建軍表示長期借款大量增加主要是受煤炭市場供大于求的影響。“2015年煤炭市場持續低迷，煤炭售價持續下滑，造成銷售收入逐年減少，加之貨款回收中現金比例的大幅下降，公司現金流已無法滿足公司生產及發展所需，為保證公司生產經營的正常進行和公司業務發展需要，2015年公司增加了長期借款數額。借款主要用于業務發展計劃中的長期投資，控股子公司固定資產投資，歸還短期借款以及補充公司流動資金不足等。”
在虧損的同時，大同煤業現金流量亦表現為負值，今年前三季度為-14.4億元，而上年同期為-6.2億元，同比增加8.2億元。對此，錢建軍向記者解釋道，現金流表現為負值的主要原因是銷售商品收到的現金大幅下降。
賠錢生產維持運轉
為了應對利潤的下滑，大同煤業母公司同煤集團以降低職工薪水來減少成本支出。趙鵬（化名）是大同煤業旗下塔山煤礦的一名普通員工，他告訴記者，現在比起去年年初，他的月工資大約減少了3000元左右。部分管理層的月薪也被不同程度的梯度降低。甚至有傳言為了進一步削減成本，集團將要求45歲以上職工提前內退，對他們每年支付25000元退休金，但并沒有正式的條文出臺。
另一同煤集團下屬企業退休員工告訴記者，她所屬企業在職員工的月薪已經減少了500元。并且有傳聞稱，年后她所在的單位月薪還將繼續下調500元。
關于減薪是否屬實，同煤集團對接媒體部門某領導陳慶春（化名）向記者承認：“今年總體上宏觀經濟較低迷，煤炭行業效益確實不太景氣。今年的確有降薪的舉動，但也是行情下滑情況下不得已的舉措，員工在企業效益好時多賺錢，效益差時少賺錢也是常態。”但對于未來同煤集團是否有裁員和進一步降薪的舉動，陳慶春回應，目前同煤集團并未裁員，將來是否會降薪、裁員并不確定。
面對下降的利潤、緊張的資金鏈，多位同煤集團在職或退休員工向記者表示，他們曾多次聽聞“集團現已依靠銀行貸款發放職工的薪水”，記者向陳慶春詢問該傳聞是否屬實，陳慶春堅決否認稱，這只是在員工之間的傳言。
記者向錢建軍發出的采訪提綱中也問到，大同煤業今年以來依靠銀行借款發放員工工資的傳言是否屬實？若屬實，大同煤業打算今后如何應對債務壓力？錢建軍并未回答這一問題。
此外，為了取得現金，維持運轉，同煤集團部分礦井已經在賠錢生產。趙鵬告訴記者，他所在的塔山煤礦2012年每噸煤的坑口價最多能賣到560元左右一噸，現在坑口價只能賣190元左右一噸。此外，之前塔山煤礦按照訂單生產，而現在的方針是盡量多生產以取得更多現金。
對此，招商證券煤炭行業分析師李軍（化名）表示，山西多以地下煤為主，又因機械化程度不夠先進，因而開采成本較高。陜西、內蒙古每噸煤炭的開采成本只有100元左右，而山西每噸煤炭的開采成本在240元左右。
忻州窯礦某員工秦進告訴記者，他幾乎每個工作日上午都看到有大批拉煤車來到忻州窯礦拉煤，他并沒有感覺到今年以來煤產量的下降，反而感覺現在越貼錢，越生產。
對于現在是否在貼錢賣煤，陳慶春并未正面回答。他說：“每個礦采煤的成本因機械化程度、人員數量等因素都不一樣，所以每個礦的坑口價也都不同，并且不同礦區開采成本、坑口價都是動態的。”
供大于求煤企寒冬已至
虧本經營、債務高企，這些大同煤業存在的問題在煤企中并非個例。全國第一大煤炭企業神華集團第三季度凈利潤減少四成。第二大煤礦企業中煤能源上市7年來首次出現虧損，今年三季度虧損16.66億元。
大同煤業降薪的舉動在煤炭行業中也早已不是新鮮事，潞安集團和淮北礦業集團出臺了鼓勵員工內部休假以及停薪留職的辦法，以達到降低成本的目的。東北第一大煤企黑龍江龍煤集團在9月份就提出了3個月分流10萬人的目標。
李軍向記者表示：“現在煤炭行業產能還在擴張，而需求卻在下降，產能過剩非常嚴重，在這種情況下煤炭的價格只能不斷下跌。現在宏觀經濟步入新常態，經濟增速開始放緩。國內房地產、基礎設施的建設都在放緩，這種狀況導致中游的鋼鐵、水泥、冶金、建材、礦材的需求下降，傳導到上游煤炭的需求也在不斷下降。并且因為煤炭對環境造成的污染，國家出于環保的考慮限制了煤炭的消費。”
在大同煤業2014年年報中，大同煤業對于目前煤炭的生產經營狀況更是直言：煤炭行業產能過剩集中顯現,市場供大于求現象嚴重。各煤炭企業競相降價,煤炭銷售陷入“降價-減量-再降價”的惡性循環“怪圈”。
在降價潮下，煤企普遍現金流不容樂觀。李軍表示：“當前大部分煤企的煤價低于它的現金流成本，很多煤企都在賠著自己的現金流賣煤。之所以這么做，因煤炭公司一旦停產，銀行就會馬上前來催債。因此，煤炭企業哪怕賠錢生產也要繼續開采，因為只要有現金流，使得債主們看到煤企仍在順利經營，他們就會較容易認為企業還有還錢的希望。煤企未來能否順利取得銀行貸款也并不樂觀。當前整個煤炭行業的貸款量大約在1.5萬億元。銀行基本上不增量發放貸款，并且能夠收回的貸款就收回。”
而煤企越是開采銷售就越是影響現金流。“煤炭行業主體虧現金流是從今年才開始，以前只是賬面虧損，沒有虧損到現金流。開采成本高昂的山西煤企虧現金流的狀況更為嚴重。我認為這些煤企依靠自身償還這部分債務的可能性并不大，只能不斷的借新還舊。”李軍說。
社會責任重轉型艱難
煤炭價格已基本市場化，但大型國有煤企仍帶有強烈的計劃經濟色彩，其運作方式遠未市場化，無論領導干部還是普通職工都未做到“在其位，謀其職，盡其責”。
一方面，煤企成為腐敗案多發領域，山西七大國有煤企中，已有大批高管落馬，成為腐敗的重災區。其中就包括同煤集團原董事長吳永平，近期曝光的原同煤集團四臺礦礦長，山煤國際的董事長郭海。
另一方面，煤企在不斷虧損的情況下還存在著大量吃空餉現象。以大同煤業為例，趙鵬告訴記者，大同煤業旗下年產量2500萬噸的塔山煤礦只有1600名左右員工，另一大同煤業旗下年產量僅為250萬噸的忻州窯礦員工數量卻達到5000人左右。忻州窯礦這類年產量較低的老礦區因為人員的過剩、管理的欠缺，對員工是否到崗并沒有有效的約束機制，因而普遍存在著吃空餉的現象。秦進向記者透露，忻州窯礦大約有1000多人吃空餉，經常不到崗。同煤集團今年年初曾提出整治吃空餉的現象，最后還是不了了之。
多家煤企曾提出轉型，神華集團曾公開聲稱將轉型發展核電，同煤集團也早提出將發展煤電一體化。李軍認為國有煤企轉型非常艱難，實現的可能性很低。“年產量千萬噸的小型煤礦企業，可將礦產賣掉改做其他行業來實現轉型，大型煤炭企業根本無法轉型。”他說。
此外，煤炭企業的產能退出機制并不健全。即使在虧損情況下，也無法重組，破產。而煤炭企業又因其承擔著維持社會穩定的職責，導致其裁員困難。
“煤炭企業大多都是國企，除了賺錢之外，他們還要負擔很多社會責任。像龍煤集團這類有著20萬名員工的大企業，不能說倒就倒，虧錢就不開采，不然大量煤企員工的安置將成為一個重大問題。這種情況下，國家和地方政府都會想辦法幫助這些虧損企業，黑龍江政府就直接給龍煤撥款。大型煤企確實在虧錢，但出于社會穩定的考慮也會讓他們活下去。”李軍表示。
李軍告訴記者，煤炭行業大概有530~570萬從業人員，這些煤企之所以不斷提及職工家屬數量因這些礦區有個特點，礦區職工基本上都是拖家帶口的存活在礦區中，職工的家屬、子女都需要企業給他們安排工作。
對此，陳慶春說：“職工家屬對就業的觀念還沒有轉變過來，國家從90年代末就規定企業沒有責任安排職工子女接班。這是計劃經濟的做法，在市場經濟時代的這種做法其實并不合時宜。我們是成立了60多年的老企業，多年以來遺留下的歷史問題很多，人員積累量越來越多。當前在解決職工子女就業問題上我們采用市場化的方式實行“幫扶就業”。安置職工子女就業對于我們現在來講也很困難，企業現在都已人員過剩，員工子女該如何在企業中安置？”
陳慶春更是認為龍煤集團的裁員方案很難實施。“員工子女的工作安排都會要求企業來解決，讓員工下崗，他們怎么會輕易同意？”他說。此外，陳慶春還告訴記者：“我們同煤集團每年都在建議關閉一些資源枯竭的破產煤礦，可國有企業不是想關就能關，關閉之后職工該如何分流、安置？”
但這些不夠市場化，尾大不掉的國企也承擔了沉重的社會職責。陳慶春表示“現在我們企業主要包袱就是社會負擔，社會職能是我們現在主要的負擔，我們每年在社會職能上的支出就將近40億元。前幾年我們把學校從集團中分離了出去，物業、醫院、環衛還都由我們負責。企業不應當過度承擔社會職責，這個包袱對我們來講太重，也影響了企業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