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召開前夕，去產能大幕正式拉開。國務院《關于鋼鐵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和《關于煤炭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接連下發。
基于產能過剩問題的新解決方案，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之一。學界普遍預計，隨著目標進一步的分解和明確，“兩會”后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文件會陸續出臺。
過剩產能有望加速“出清”
2016年，中國經濟仍將受制于外部需求低迷與內部產能過剩。
產能過剩的問題亟待解決，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煤炭等幾乎全行業掙扎在虧損邊緣。以煤炭行業為例，根據最新調查，2015年煤炭產能57億噸，2015年煤炭產量為36.8億噸，產能利用率是64.6%。
整個行業持續呈現供過于求的局面，導致該行業產品價格面臨長期的下行壓力。一個屢屢被提及的事實是，中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已經44個月連續負增長。由于企業的銷售、利潤、成本都按名義值計算，PPI為負相當于增加了企業的財務成本，減少了銷售收入，擠壓企業利潤。鋼鐵、煤炭、水泥、平板玻璃等過剩行業，企業利潤總額持續負增長，若不加力化解，會給金融安全和財政穩定帶來隱患。
近期政府層面釋放的信號表明，困擾中國經濟多年的產能過剩問題有望得到加快處理。今年1月2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壓減粗鋼產能1億至1.5億噸的近期目標；預計將壓減煤炭產能10億噸，安置職工以百萬計。這標志著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釋放出加快供給側改革的意愿，以鋼鐵和煤炭為代表的去產能進程拉開序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研究部部長趙昌文告訴南方日報記者，“出清”方式的選擇，就決定了未來中國宏觀調控是“換湯”還是“換藥”。
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轉型過程，中國經濟要努力實現其價值鏈、附加值，以及技術水平從中低端邁向中高端的轉變。在趙昌文看來，企業是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是就業的載體，是財政收入的主要貢獻者，只有全面推進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和補短板的“五大任務”，才能夠保持轉型的順利推進。
趙昌文說，伴隨經濟增速換擋和產能出清延續，經濟增速由“高速”轉為“中高速”，即便是“破七”也不必消極理解為基本面惡化，而是經濟逐漸走向成熟之前必經的過程。
補強“中國制造”短板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5年堪稱投資增量的低谷年，固定資本投資增量3.9萬億元，僅為2014年6.6萬億元的59％、2013年7.2萬億元的54％。固定資本投資的下滑，是經濟增長速度調整的直接原因之一。
為防止經濟增速滑出底線，宏觀調控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今年1月，全國新增人民幣貸款達2.51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多增了1.04萬億元；新增社會融資總量達3.42萬億元，較去年同期高出了67%。但是，為了防止重走“大水漫灌”的老路，2月16日，八部委印發《關于金融支持工業穩增長調結構增效益的若干意見》，首次提出“加大金融對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支持力度”。這一方面意味著貨幣政策實行定向“噴灌”“滴灌”，本次發文主要針對工業領域的供給側改革；另一方面說明工業領域的轉型升級決定著我國“穩增長、調結構、增效益”的成敗。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發文明確了工業供給側改革的重點內容：比如，對“制造業2025”規劃涉及行業進行補短，尤其是加大對高新技術企業、重大技術裝備、工業強基工程，新能源汽車等領域的支持力度。
為什么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此重要？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解讀稱，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以調整供給為主，去掉無效低效產能，社會再生產就有望實現良性循環，就能激發企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讓經濟發展獲得新的動力；同時加大對創業、創新、創造的“定向”扶植，實現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轉變。
對于貨幣、財政政策定向發力，有效提升“新經濟”的投資回報率，成為2016年宏觀調控的重點。匯豐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屈宏斌的解讀持相同觀點，維持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關鍵是生產率的提高，提升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及技術水平需要加大投資力度，同時堅定新型工業化的道路不動搖。
堅持效率導向發力新供給
伴隨出境游的興起，中國游客海外購物的“生猛”態勢為世界所矚目。當國人的“出境游”變“購物游”時，國內消費增長仍然延續了平穩的態勢。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表面上是需求不足，實則是經濟發展帶來需求改變后供給調整滯后。”上海證劵首席宏觀經濟分析師胡月曉表示，這種新供給“瓶頸”的實質，是供給不能及時適應需求的變化；但進一步，供給不能及時調整的原因卻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為供給不能適應需求的重大變化而做出及時調整。原因包括需求變化太快，體制障礙約束企業活力，資產泡沫長期發酵影響企業家創新精神等。
姚余棟建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期要加快放開準入，增加有效供給，政府也應該想方設法，放寬準入，幫助潛在投資者盡快進入這些有效供給領域。比如放開醫院、銀行、學校等服務業，讓民營資本進入。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短期內解決去產能、去庫存等，同時這一時期的改革應當堅持效率導向，為全面持續提升要素生產率掃除體制機制障礙，理順相關重要關系。由此著眼，一批改革應當擺上優先位置。如重建和完善政策性金融體系，基礎產業領域切實“放大”，堅持推進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等。
基于產能過剩問題的新解決方案，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容之一。學界普遍預計，隨著目標進一步的分解和明確，“兩會”后關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文件會陸續出臺。
過剩產能有望加速“出清”
2016年，中國經濟仍將受制于外部需求低迷與內部產能過剩。
產能過剩的問題亟待解決，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煤炭等幾乎全行業掙扎在虧損邊緣。以煤炭行業為例，根據最新調查，2015年煤炭產能57億噸，2015年煤炭產量為36.8億噸，產能利用率是64.6%。
整個行業持續呈現供過于求的局面，導致該行業產品價格面臨長期的下行壓力。一個屢屢被提及的事實是，中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已經44個月連續負增長。由于企業的銷售、利潤、成本都按名義值計算，PPI為負相當于增加了企業的財務成本，減少了銷售收入，擠壓企業利潤。鋼鐵、煤炭、水泥、平板玻璃等過剩行業，企業利潤總額持續負增長，若不加力化解，會給金融安全和財政穩定帶來隱患。
近期政府層面釋放的信號表明，困擾中國經濟多年的產能過剩問題有望得到加快處理。今年1月2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明確提出壓減粗鋼產能1億至1.5億噸的近期目標；預計將壓減煤炭產能10億噸，安置職工以百萬計。這標志著去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釋放出加快供給側改革的意愿，以鋼鐵和煤炭為代表的去產能進程拉開序幕。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產業研究部部長趙昌文告訴南方日報記者，“出清”方式的選擇，就決定了未來中國宏觀調控是“換湯”還是“換藥”。
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轉型過程，中國經濟要努力實現其價值鏈、附加值，以及技術水平從中低端邁向中高端的轉變。在趙昌文看來，企業是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是就業的載體，是財政收入的主要貢獻者，只有全面推進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和補短板的“五大任務”，才能夠保持轉型的順利推進。
趙昌文說，伴隨經濟增速換擋和產能出清延續，經濟增速由“高速”轉為“中高速”，即便是“破七”也不必消極理解為基本面惡化，而是經濟逐漸走向成熟之前必經的過程。
補強“中國制造”短板
來自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5年堪稱投資增量的低谷年，固定資本投資增量3.9萬億元，僅為2014年6.6萬億元的59％、2013年7.2萬億元的54％。固定資本投資的下滑，是經濟增長速度調整的直接原因之一。
為防止經濟增速滑出底線，宏觀調控繼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今年1月，全國新增人民幣貸款達2.51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多增了1.04萬億元；新增社會融資總量達3.42萬億元，較去年同期高出了67%。但是，為了防止重走“大水漫灌”的老路，2月16日，八部委印發《關于金融支持工業穩增長調結構增效益的若干意見》，首次提出“加大金融對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支持力度”。這一方面意味著貨幣政策實行定向“噴灌”“滴灌”，本次發文主要針對工業領域的供給側改革；另一方面說明工業領域的轉型升級決定著我國“穩增長、調結構、增效益”的成敗。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發文明確了工業供給側改革的重點內容：比如，對“制造業2025”規劃涉及行業進行補短，尤其是加大對高新技術企業、重大技術裝備、工業強基工程，新能源汽車等領域的支持力度。
為什么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此重要？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解讀稱，國家宏觀經濟政策以調整供給為主，去掉無效低效產能，社會再生產就有望實現良性循環，就能激發企業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讓經濟發展獲得新的動力；同時加大對創業、創新、創造的“定向”扶植，實現從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的轉變。
對于貨幣、財政政策定向發力，有效提升“新經濟”的投資回報率，成為2016年宏觀調控的重點。匯豐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學家屈宏斌的解讀持相同觀點，維持經濟長期高速增長的關鍵是生產率的提高，提升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及技術水平需要加大投資力度，同時堅定新型工業化的道路不動搖。
堅持效率導向發力新供給
伴隨出境游的興起，中國游客海外購物的“生猛”態勢為世界所矚目。當國人的“出境游”變“購物游”時，國內消費增長仍然延續了平穩的態勢。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下行壓力，表面上是需求不足，實則是經濟發展帶來需求改變后供給調整滯后。”上海證劵首席宏觀經濟分析師胡月曉表示，這種新供給“瓶頸”的實質，是供給不能及時適應需求的變化；但進一步，供給不能及時調整的原因卻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現為供給不能適應需求的重大變化而做出及時調整。原因包括需求變化太快，體制障礙約束企業活力，資產泡沫長期發酵影響企業家創新精神等。
姚余棟建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期要加快放開準入，增加有效供給，政府也應該想方設法，放寬準入，幫助潛在投資者盡快進入這些有效供給領域。比如放開醫院、銀行、學校等服務業，讓民營資本進入。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短期內解決去產能、去庫存等，同時這一時期的改革應當堅持效率導向，為全面持續提升要素生產率掃除體制機制障礙，理順相關重要關系。由此著眼，一批改革應當擺上優先位置。如重建和完善政策性金融體系，基礎產業領域切實“放大”，堅持推進公共資源配置市場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