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出明確了未來政府工作的著眼點和側重領域。記者近期在東中西部10多個省市調研了解到，淘汰落后產能、清理僵尸企業、優化經濟結構、培育新興產業已成為地方政府未來一段時期的工作重點。不少企業家、專家和學者表示，供給側改革沒有可以照搬照抄的成功經驗，地方政府在推進改革的過程中既要防止陷入簡單化、極端化的誤區，也要注意防范經濟、就業、信用等領域的風險，確保改革平穩推進。
首先，要避免的誤區是對改革的理解簡單化、表面化。供給側改革提出后，就有輿論片面地認為供給側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減稅。然而大部分專家和企業人士對此并不贊同，認為這是將改革的內涵簡單化了。大連機床集團董事長陳永開說：“如果企業不生產了，降低電費有什么用？如果企業沒收入了，降低企業稅率有什么用？政府應關注的首要問題是讓經濟活起來，而不僅僅是減稅。”
記者從京東旗下消費金融平臺了解到，在國內居民消費動力充足，逐漸出現提前消費、信用消費的背景下，消費外流現象卻日益明顯。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認為，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部門監管的缺位，導致消費者對于國內部分產品缺乏信任。“如果政府只強調給企業資金、政策扶持，而不去解決監管缺位問題，這種趨勢依然難以扭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也認為，不能指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立竿見影。“因為這本來就是針對中長期的手段，就像服中藥，需要慢慢調理。特別是體制機制問題，解決需要時間，見效也需要時間。”
其次，推進供給側改革需要避免的誤區是片面理解“過剩產能”和“新動能”。12億噸的產能，7.88億噸的市場需求，我國鋼鐵行業的產能過剩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以高端模具鋼、核工鋼、海工鋼等為代表的高端鋼材，我國能生產此類產品的企業依然不多，甚至嚴重依賴進口。
我國機床企業最高峰時有4000多家，同樣屬于產能過剩，但具備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屈指可數，多數只是外購零部件進行組裝和二次開發。
“清理過剩產能，并不意味著要與傳統行業‘一刀兩斷’，發展新動能也不意味著忽視傳統產業。”上海市發改委副主任阮青說，“我們要把過去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得更好，傳統產業的改造仍有巨大空間。”
“互聯網是新動能，傳統產業的改造同樣是‘新動能’。”主營液晶面板的深圳市兆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顧偉認為，在淘汰落后產能的同時，也要給傳統制造業以機會，使其增加研發投入、提升生產能力、創造更多利潤。沈陽機床集團董事長關錫友也認為，即使在產能過剩的機床行業，基于互聯網的智能化機床也已顯現出強大的市場生命力，并將成為未來智能工廠的主力軍。
不少專家和企業界人士也提醒，發展“新動能”要吸取前些年光伏等產業一哄而上的教訓，不能靠政府推動搞運動式發展，要防止“新動能”成為新的“過剩產能”。
再次，要避免在供給側改革落實過程中出現“新計劃經濟”和“市場萬能”傾向。不少專家學者和企業經營者擔憂，在推進供給側改革過程中，地方政府“看得見的手”可能會成為“閑不住的手”，干擾正常市場秩序。
記者了解到，一些市縣在制訂“十三五”規劃時甚至為具體的企業制定了產能目標。對此，遼寧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梁啟東認為，這就是典型的政府過度干預。
與此同時，也有部分基層干部產生了“市場萬能”的傾向，認為實行供給側改革就是將經濟發展全部交給市場。對此，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認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并不意味著政府什么都不做，只是政府作用的發揮并非通過行政命令，而是通過制定整體產業發展規劃、建立標準和監督機制、完善社會保障機制等途徑來實現。
社會力量的作用也不容忽視。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董克用認為，在養老保障、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社會公共品領域，政府常常難以直接提供高效的產品和服務，而由于這些領域的公益屬性，也缺乏市場激勵，社會力量更應得到重視。
除了要避免上述誤區外，受訪的基層干部、專家學者和企業界人士認為，如何在推進改革和防范風險之間取得平衡，考驗著地方政府的智慧。
首先，要避免的誤區是對改革的理解簡單化、表面化。供給側改革提出后，就有輿論片面地認為供給側改革的主要內容是減稅。然而大部分專家和企業人士對此并不贊同，認為這是將改革的內涵簡單化了。大連機床集團董事長陳永開說：“如果企業不生產了，降低電費有什么用？如果企業沒收入了，降低企業稅率有什么用？政府應關注的首要問題是讓經濟活起來，而不僅僅是減稅。”
記者從京東旗下消費金融平臺了解到，在國內居民消費動力充足，逐漸出現提前消費、信用消費的背景下，消費外流現象卻日益明顯。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劉尚希認為，原因之一就在于政府部門監管的缺位，導致消費者對于國內部分產品缺乏信任。“如果政府只強調給企業資金、政策扶持，而不去解決監管缺位問題，這種趨勢依然難以扭轉。”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也認為，不能指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夠立竿見影。“因為這本來就是針對中長期的手段，就像服中藥，需要慢慢調理。特別是體制機制問題，解決需要時間，見效也需要時間。”
其次，推進供給側改革需要避免的誤區是片面理解“過剩產能”和“新動能”。12億噸的產能，7.88億噸的市場需求，我國鋼鐵行業的產能過剩已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以高端模具鋼、核工鋼、海工鋼等為代表的高端鋼材，我國能生產此類產品的企業依然不多，甚至嚴重依賴進口。
我國機床企業最高峰時有4000多家，同樣屬于產能過剩，但具備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屈指可數，多數只是外購零部件進行組裝和二次開發。
“清理過剩產能，并不意味著要與傳統行業‘一刀兩斷’，發展新動能也不意味著忽視傳統產業。”上海市發改委副主任阮青說，“我們要把過去沒有做好的事情做得更好，傳統產業的改造仍有巨大空間。”
“互聯網是新動能，傳統產業的改造同樣是‘新動能’。”主營液晶面板的深圳市兆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顧偉認為，在淘汰落后產能的同時，也要給傳統制造業以機會，使其增加研發投入、提升生產能力、創造更多利潤。沈陽機床集團董事長關錫友也認為，即使在產能過剩的機床行業，基于互聯網的智能化機床也已顯現出強大的市場生命力，并將成為未來智能工廠的主力軍。
不少專家和企業界人士也提醒，發展“新動能”要吸取前些年光伏等產業一哄而上的教訓，不能靠政府推動搞運動式發展，要防止“新動能”成為新的“過剩產能”。
再次，要避免在供給側改革落實過程中出現“新計劃經濟”和“市場萬能”傾向。不少專家學者和企業經營者擔憂，在推進供給側改革過程中，地方政府“看得見的手”可能會成為“閑不住的手”，干擾正常市場秩序。
記者了解到，一些市縣在制訂“十三五”規劃時甚至為具體的企業制定了產能目標。對此，遼寧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梁啟東認為，這就是典型的政府過度干預。
與此同時，也有部分基層干部產生了“市場萬能”的傾向，認為實行供給側改革就是將經濟發展全部交給市場。對此，上海市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肖林認為，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并不意味著政府什么都不做，只是政府作用的發揮并非通過行政命令，而是通過制定整體產業發展規劃、建立標準和監督機制、完善社會保障機制等途徑來實現。
社會力量的作用也不容忽視。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董克用認為，在養老保障、公共衛生、環境保護等社會公共品領域，政府常常難以直接提供高效的產品和服務，而由于這些領域的公益屬性，也缺乏市場激勵，社會力量更應得到重視。
除了要避免上述誤區外，受訪的基層干部、專家學者和企業界人士認為，如何在推進改革和防范風險之間取得平衡，考驗著地方政府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