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過去路徑推動的人民幣國際化已經進入一個瓶頸期，亟需新的思路來重新推動。未來中國政府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重點應該放在中國周邊，應該將推動亞洲區域金融合作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二者結合起來，通過實現人民幣的周變化來最終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1997年至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驅動了第一輪的亞洲區域金融合作，清邁倡議應運而生。清邁倡議的核心是東盟十國與中、日、韓之間簽署的雙邊貨幣互換。這些雙邊貨幣互換的累積金額一度達到800億美元左右，但從未被使用過，部分原因是因為90%的額度動用要與IMF的貸款條件性掛鉤。
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驅動了第二輪的亞洲區域金融合作，清邁倡議多邊化取得重大進展。首先，作為多邊化的成果，東亞國家建立了總額12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庫（在2014年擴大至2400億美元），這實質上將雙邊貨幣互換擴展到多邊，顯著擴大了一國爆發危機后可能獲得的潛在援助規模。其次，與IMF貸款條件性的掛鉤比例由90%下調至80%（后來又下調至70%），這增強了一國爆發危機后獲得援助的可預期性與及時性。再次，東亞地區創建了自己的宏觀經濟監測機構——亞洲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然而，遺憾的是，擴展后的清邁倡議迄今為止依然沒有被動用過。例如，韓國在2009年遭遇資本外流沖擊時，選擇了向美聯儲申請援助，而沒有尋求啟動清邁倡議。
之所以亞洲區域金融合作進展緩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雖然東亞國家在經濟周期、貿易與投資方面的協同性日益增強，然而在數量較多、經濟發展程度相差較大、利益考量分歧較大的國家之間要形成集體行動，面臨著很多困難。此外，在中國與日本兩個地區性大國之間，也存在著區域金融合作的主導權之爭。這從AMRO第一任主任居然由中國人與日本人分別擔任一半時間的安排中，就可以窺見一斑。因此，亞洲區域金融合作具有很強的危機驅動特征，也即一旦危機來襲，則合作向前推動一步，而一旦危機緩和，則合作通常會停滯不前。
從2009年起，中國政府開始大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尤其是跨境貿易投資的人民幣結算以及離岸人民幣金融市場的發展。這被市場解讀為中國政府對推動亞洲區域金融合作意興闌珊，轉而致力于推動本幣國際化。此后，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充分地吸引了區域乃至全球的眼球，而亞洲區域金融合作再度停滯不前。
筆者認為，當前可能是推動亞洲區域金融合作的新的機遇期。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當前全球經濟增長疲弱（長期性停滯的陰影越來越濃厚），金融風險日益凸顯。盡管東亞經濟體當前的基本面在全球新興市場國家中是較好的，但還是會周期性地受到美國貨幣政策不確定性的沖擊。例如，一旦美聯儲加息超過市場預期，則東亞國家通常會面臨資本外流與本幣貶值壓力。這就導致東亞經濟體普遍通過經常賬戶順差來積累大量外匯儲備，以此來增強本國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然而，如果外匯儲備的規模超過適度水平，則積累外匯儲備的成本將超過收益。如果能夠通過增強區域金融合作來降低各國積累外匯儲備的必要性，這會增進整個亞洲區域的福利水平。
第二，中國經濟在亞洲區域中的重要性已經顯著上升，以至于中國經濟對亞洲各國經濟的溢出效應也相應加大。為了應對這種溢出效應，亞洲很多國家在匯率制定過程中已經越來越多地參考人民幣匯率變動。目前已經有很多經驗研究指出，人民幣在亞洲各國匯率貨幣籃中的比重，已經顯著上升，在個別國家甚至已經高于美元的比重。人民幣地位的上升，既與中國經濟的總量大與增長快有關，也與中國在亞洲國際生產網絡中的樞紐位置有關。在這一背景下，推進以中國為主導的亞洲區域金融合作，符合有關各國的利益。
第三，按照過去路徑推動的人民幣國際化已經進入一個瓶頸期，亟需新的思路來重新推動。2009年迄今的人民幣國際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跨境套利與套匯行為的推動。隨著國內外利差的縮小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的逆轉，人民幣國際化的速度從2015年起已經顯著放緩。例如，香港人民幣存款規模一度達到1萬億人民幣，但截至2016年2月底已經下降至8000億人民幣。筆者認為，未來中國政府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重點應該放在中國周邊，應該將推動亞洲區域金融合作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二者結合起來，通過實現人民幣的周變化來最終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個中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國與亞洲國家之間存在密切的真實貿易往來，另一方面在于中國對亞洲國家存在總體上的貿易逆差，這就有助于重點推動具有真實貿易需求支撐的人民幣國際化。
第四，推動亞洲區域金融合作有望緩解目前亞洲國家在外交方面面臨的緊張局勢，形成防御地緣政治沖突升級的緩沖墊。近期以來，在朝核、東海、南海等問題上，亞洲各國的對立情緒明顯上升，甚至有擦槍走火的風險。為了避免地緣政治沖突的加劇，推動亞洲經濟的和平發展，亞洲國家有必要繼續加強在區域層面的金融合作，以此來強化彼此的共同利益，避免對立性情緒的升級。
第五，對中國自身的國家利益而言，經略東盟意義重大。從世界經濟的發展歷史來看，每一個大國經濟崛起的背后，都有一批鄰國的支撐。例如美國經濟背后有整個美洲大陸國家的支撐、歐元區經濟背后有中東歐、北非國家的支撐。而中國經濟的崛起，離不開周邊國家的支撐。當然，這種支撐并非單向的資源輸送，而是親誠惠容式的共贏發展。當美國政府正在通過TPP、TTIP與TISA重塑全球經貿投資規則之時，通過RCEP與一帶一路來向南、向西拓展就成為中國政府的必然選擇。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相比，海上絲綢之路的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制度質量方面與中國更加接近，潛在合作空間也更加廣闊。因此，未來推動亞洲經濟金融一體化，應該成為中國政府的重要戰略。如果說RCEP構成了亞洲版本的WTO、AIIB構成了亞洲版本的世界銀行的話，那么基于清邁倡議多邊化的區域金融合作機制就有望成為亞洲版本的IMF。一旦這些亞洲區域的經貿金融合作機制能夠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亞洲區域一體化就有望繼續前行，而中國與其他國家也都將從中獲益。
1997年至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驅動了第一輪的亞洲區域金融合作，清邁倡議應運而生。清邁倡議的核心是東盟十國與中、日、韓之間簽署的雙邊貨幣互換。這些雙邊貨幣互換的累積金額一度達到800億美元左右，但從未被使用過，部分原因是因為90%的額度動用要與IMF的貸款條件性掛鉤。
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驅動了第二輪的亞洲區域金融合作，清邁倡議多邊化取得重大進展。首先，作為多邊化的成果，東亞國家建立了總額12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庫（在2014年擴大至2400億美元），這實質上將雙邊貨幣互換擴展到多邊，顯著擴大了一國爆發危機后可能獲得的潛在援助規模。其次，與IMF貸款條件性的掛鉤比例由90%下調至80%（后來又下調至70%），這增強了一國爆發危機后獲得援助的可預期性與及時性。再次，東亞地區創建了自己的宏觀經濟監測機構——亞洲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然而，遺憾的是，擴展后的清邁倡議迄今為止依然沒有被動用過。例如，韓國在2009年遭遇資本外流沖擊時，選擇了向美聯儲申請援助，而沒有尋求啟動清邁倡議。
之所以亞洲區域金融合作進展緩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雖然東亞國家在經濟周期、貿易與投資方面的協同性日益增強，然而在數量較多、經濟發展程度相差較大、利益考量分歧較大的國家之間要形成集體行動，面臨著很多困難。此外，在中國與日本兩個地區性大國之間，也存在著區域金融合作的主導權之爭。這從AMRO第一任主任居然由中國人與日本人分別擔任一半時間的安排中，就可以窺見一斑。因此，亞洲區域金融合作具有很強的危機驅動特征，也即一旦危機來襲，則合作向前推動一步，而一旦危機緩和，則合作通常會停滯不前。
從2009年起，中國政府開始大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尤其是跨境貿易投資的人民幣結算以及離岸人民幣金融市場的發展。這被市場解讀為中國政府對推動亞洲區域金融合作意興闌珊，轉而致力于推動本幣國際化。此后，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充分地吸引了區域乃至全球的眼球，而亞洲區域金融合作再度停滯不前。
筆者認為，當前可能是推動亞洲區域金融合作的新的機遇期。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當前全球經濟增長疲弱（長期性停滯的陰影越來越濃厚），金融風險日益凸顯。盡管東亞經濟體當前的基本面在全球新興市場國家中是較好的，但還是會周期性地受到美國貨幣政策不確定性的沖擊。例如，一旦美聯儲加息超過市場預期，則東亞國家通常會面臨資本外流與本幣貶值壓力。這就導致東亞經濟體普遍通過經常賬戶順差來積累大量外匯儲備，以此來增強本國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然而，如果外匯儲備的規模超過適度水平，則積累外匯儲備的成本將超過收益。如果能夠通過增強區域金融合作來降低各國積累外匯儲備的必要性，這會增進整個亞洲區域的福利水平。
第二，中國經濟在亞洲區域中的重要性已經顯著上升，以至于中國經濟對亞洲各國經濟的溢出效應也相應加大。為了應對這種溢出效應，亞洲很多國家在匯率制定過程中已經越來越多地參考人民幣匯率變動。目前已經有很多經驗研究指出，人民幣在亞洲各國匯率貨幣籃中的比重，已經顯著上升，在個別國家甚至已經高于美元的比重。人民幣地位的上升，既與中國經濟的總量大與增長快有關，也與中國在亞洲國際生產網絡中的樞紐位置有關。在這一背景下，推進以中國為主導的亞洲區域金融合作，符合有關各國的利益。
第三，按照過去路徑推動的人民幣國際化已經進入一個瓶頸期，亟需新的思路來重新推動。2009年迄今的人民幣國際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跨境套利與套匯行為的推動。隨著國內外利差的縮小以及人民幣升值預期的逆轉，人民幣國際化的速度從2015年起已經顯著放緩。例如，香港人民幣存款規模一度達到1萬億人民幣，但截至2016年2月底已經下降至8000億人民幣。筆者認為，未來中國政府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重點應該放在中國周邊，應該將推動亞洲區域金融合作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二者結合起來，通過實現人民幣的周變化來最終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個中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國與亞洲國家之間存在密切的真實貿易往來，另一方面在于中國對亞洲國家存在總體上的貿易逆差，這就有助于重點推動具有真實貿易需求支撐的人民幣國際化。
第四，推動亞洲區域金融合作有望緩解目前亞洲國家在外交方面面臨的緊張局勢，形成防御地緣政治沖突升級的緩沖墊。近期以來，在朝核、東海、南海等問題上，亞洲各國的對立情緒明顯上升，甚至有擦槍走火的風險。為了避免地緣政治沖突的加劇，推動亞洲經濟的和平發展，亞洲國家有必要繼續加強在區域層面的金融合作，以此來強化彼此的共同利益，避免對立性情緒的升級。
第五，對中國自身的國家利益而言，經略東盟意義重大。從世界經濟的發展歷史來看，每一個大國經濟崛起的背后，都有一批鄰國的支撐。例如美國經濟背后有整個美洲大陸國家的支撐、歐元區經濟背后有中東歐、北非國家的支撐。而中國經濟的崛起，離不開周邊國家的支撐。當然，這種支撐并非單向的資源輸送，而是親誠惠容式的共贏發展。當美國政府正在通過TPP、TTIP與TISA重塑全球經貿投資規則之時，通過RCEP與一帶一路來向南、向西拓展就成為中國政府的必然選擇。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相比，海上絲綢之路的國家在經濟發展水平、制度質量方面與中國更加接近，潛在合作空間也更加廣闊。因此，未來推動亞洲經濟金融一體化，應該成為中國政府的重要戰略。如果說RCEP構成了亞洲版本的WTO、AIIB構成了亞洲版本的世界銀行的話，那么基于清邁倡議多邊化的區域金融合作機制就有望成為亞洲版本的IMF。一旦這些亞洲區域的經貿金融合作機制能夠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亞洲區域一體化就有望繼續前行，而中國與其他國家也都將從中獲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