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全面實施營改增，是我國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著力點。當前實體經濟較為困難，為了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在設計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方案時，按照改革和穩增長兩兼顧、兩促進的原則，作出妥善安排。
一是一次性將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全部納 入試點范圍；二是將新增不動產所含增值稅全部納入抵扣范圍。同時，明確新增試點行業的原營業稅優惠政策原則上予以延續，對老合同、老項目以及特定行業采取過渡性措施，確保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后，總體上實現所有行業全面減稅、絕大部分企業稅負有不同程度降低的政策效果。
和之前的營業稅相比，營業稅稅基為企業的營業額，只要企業在運行，即使是虧損，地方政府依然能取得稅收收入。各級地方政府為創稅，不惜犧牲土地、環境、生態等利益，降低行業進入壁壘以吸引投資。
而對于一些因產能過剩無法繼續經營的企業，地方政府可能會采取行動，提高其退出門檻，以維持其稅收收入。這也是去產能舉步維艱的重要原因。
“營改增”通過打通二三產業增值稅抵扣鏈條，激發企業將研發、設計、營銷等內部服務環節從制造類主業中剝離出來，實現主業更聚焦、輔業更專業，通過主輔分離提高主業核心競爭力，也推動了生產要素向現代服務業加速集聚。
房地產“營改增”：影響不大 民眾不用擔心房價波動
稅率作為房地產業“營改增”的核心環節，是各利益關聯方關注的焦點，也是百姓關心的焦點。房地產行業的“營改增”怎么搞、會不會推高房價？這是各地老百姓關注的重要議題。
日前，財政部公布試點通知，對此做了具體規定：個人將購買不足2年的住房對外銷售的，按照5%的征收率全額繳納增值稅。在房地產去庫存、金融去杠桿的背景下，這一稅收政策的調整直接聯系百姓 “住有所居”的愿望和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
相比以往各地營業稅的 “滿二免征”，這次的“營改增”辦法基本類似，顯示出稅收政策的謹慎與穩健。從營業稅的5.6%到增值稅的5%，盡管征稅的稅基、稅率、承擔者都存在一些差別，但總體上判斷差別不會太大，應當可以實現不增加稅負的承諾。
對于購房者或者買賣房屋的交易雙方來說，房價不會因為改革而大幅波動，這顆“定心丸”可以吃下去了。
據悉，當前四檔增值稅率分別是6%、11%、13%和17%，房地產業增值稅率或為其中之一。但不同稅率對于房地產企業的應交稅負有著不同的影響，僅6%的稅率下，“營改增”后企業稅負減少，因而改征增值稅后開發商仍面臨稅負增加的風險。
一家房地產公司副總經理王帆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營改增”整體改革的目的是要減少企業的納稅負擔，讓納稅更加合理和公平，房地產企業營改增后的稅收是在去除土地價格、勞動力價格等成本之后進行征收，對房企來說是好事。
王帆舉例說明：比如公司當期營業額500萬元，其中土地成本占營業額的35%，建安成本占營業額的25%，財務成本占營業額的3%，其他成本占比為10%。在土地出讓情況下，土地增值稅對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的行為不征稅；建筑業、金融業營改增后兩行業增值稅率為11%和6%；其他成本增值稅率為6%。
“營業稅為營業額的5%，附加費（包括城建稅、教育附加費等）為流轉稅的12%。我們均假設稅負傳導順暢，在沒有特殊情況時，上游建筑企業能夠將進項稅轉嫁給開發企業，并且開發企業能夠將銷項稅轉嫁給消費者。”王帆說。 測算方法采用一般計稅方法中的購進扣稅法，應納稅額是指當期銷項稅額抵扣當期進項稅額后的余額，公式為增值稅＝銷項稅（營業收入×銷項增值稅率）－進項稅抵扣；進項稅抵扣額＝成本×稅率。
購置出讓土地時，由于地方政府非企業身份無法開具增值稅發票，因而無法產生進項稅抵扣。此時，土地成本變動對企業稅負無法產生影響。在土地成本不能抵扣的情況下，建安成本成為主要抵扣項，建安成本在營業額中所占比例不同同樣影響到營改增后應繳稅額的額度。
我們仍以上述假設進行測算，令房地產業營改增后增值稅率為11%，其他各項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建安成本占比趨多，應交稅額越少。經過估算，若要維持稅負不變，則建安成本占比需達到營業額的半數以上。
本次試點方案明確，當房地產開發商銷售房地產計算增值稅額的時候，向政府部門支付的土地價款可以從銷售額中扣除。
“這個優惠政策將會有效保證房地產開發商只對其增值的部分進行納稅，但該政策只用于房地產開發商按照11%的增值稅率繳納增值稅的情形，而不適用于選擇過渡期政策按5%征收率繳納增值稅的情況。”王帆解釋道。
值得注意的是，土地增值稅跟過去的流轉稅（營業稅）、還有5月1日之后的增值稅是完全不同的稅種。所以營改增之后，土地增值稅不會發生變化，也不能抵扣。
“營改增”為建筑業發展提供重要契機
建筑業與房地產業作為同一產業鏈條的直接上下游環節，和房地產相同的11%稅率有助于實現兩個行業納稅人的稅負均衡。
和房地產業一樣，建筑業也有類似的“老項目”過渡政策。此次細則規定，一般納稅人以清包工方式提供的建筑服務、為甲供工程（發包）提供的建筑服務，可以選擇3%征收率的簡易計稅方法計稅。
長期從事建筑行業的一家建筑企業負責人王磊 （化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由于建筑業及其相鄰行業存在一些特殊的涉稅問題，這些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將會影響到整個行業的健康發展。
王磊坦言，建筑業總包商下有很多分包商為小規模納稅人，無法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該部分的進項稅只有拿到稅務局代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方能抵扣。
王磊進一步解釋道，建筑業產業鏈涉及到不同的行業，對應于不同的增值稅稅率。如向工商企業購置或租入機器設備、建筑材料等，對應的稅率為17%；接受運輸企業提供的運輸服務，對應的稅率為11%；向專業分包企業采購的專業分包勞務，對應的稅率為11%；“至于勞務分包成本以及商混和地材，由于政策尚未出臺，對應的稅率尚未確定。”
可見，建筑業的經營生產過程中涉及到的行業種類繁多，涉及到的增值稅稅率也各不相同，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的進項稅率為17%或者11%。“建筑業存在相當比例的高稅率和同稅率的進項成本是政府相關部門將建筑業稅率定為11%的重要因素。”王磊說。
申銀萬國研究報告稱，營改增以后影響建筑企業稅負的核心因素是可抵扣比例（可以拿到增值稅進項稅的成本／總成本）。按照建筑企業平均15%的毛利率估算，可抵扣比例需要大于56%才可以達到減稅的效果，毛利率越高，需要的可抵扣比例就越大。
總的來說，建筑行業成本中原材料占比50%－60%，機械使用成本占5%－10%，融資成本在5%左右，剩余為人工成本，可抵扣比例較難達到減稅的程度。但營改增最終達到博弈的平衡點后，企業盈利水平不會有太大波動。
申銀萬國表示，營改增推出后，建筑企業會更多地選擇能夠開具增值稅發票的供應商，當然同時也會造成成本的提升，但是由于工程合同都是按照 “成本＋合理毛利率”的方法定價。
建筑行業已經是一個充分競爭的行業，利潤率非常微薄，行業成本和稅負的整體提升最終一定會傳遞到下游，體現在合同報價的提升上面。所以營改增推出后，短期可能存在報價混亂階段，造成合同簽約下滑和利潤率波動，但是中長期看，對企業盈利水平不會造成太大波動。
北京中建政研信息咨詢中心主任梁艦認為，稅負是否增加，還要看具體情況。對于存量資產已經很大或者比較大的企業來說，營改增以后出現大量投資性采購的機會較小，企業的稅收負擔可能會增加。但在實際經營過程中，企業可以通過稅收籌劃等合法手段降低稅收負擔。
梁艦建議，其一，加強內部管理，完善企業內部管理流程，降低增值稅事項操作的涉稅風險；其二，對企業的經營情況進行一個系統的梳理，對混業經營事項完善機構設計和會計核算，防范誤操作導致多繳增值稅或者涉稅風險；其三，通過交易手段進行“稅負轉嫁”，降低自身增值稅的稅收負擔。
餐飲業面臨“外賣”和“堂食”稅負紛爭
對于餐飲行業來說，正式實施 “營改增”之后，根據增值稅的相關政策，銷售食品（外賣）通常適用17%的稅率，而餐飲服務則適用6%的稅率。這就意味著，堂食和外賣可能分別適用6%和17%的稅率。
也就是說，堂食和外賣今后的稅負可能不同。果真如此的話，如何在實操中明確區分堂食和外賣，對餐飲企業和監管部門來說都是挑戰。這也對當前火爆的外賣O2O市場有可能產生“降溫”。
對此，業內專家表示，營改增試點實施辦法中有“混合銷售”的規定條款，除了從事生產、批發或零售的企業外，既涉及服務又涉及貨物的混合銷售行為按照銷售服務繳稅。同時為了避免稅款流失，試點實施辦法附件中也有“兼營”條款的規定，若兼有不同稅率的銷售貨物、服務的應分別核算，否則從高適用稅率。
對于這一稅率差別，稅務專家表示，對于既提供堂食又提供外賣的企業，稅務部門在實際操作中可能根據餐企的主業來確定適用稅率，如果餐飲營業收入主要來源于堂食，那么其提供的外帶或外賣服務也適用6%的稅率，而業務中外賣占比較大的餐企，則可能適用17%的稅率。
目前，餐飲互聯網化已經成為趨勢之一。對很多快餐企業來說，用餐高峰時，約有40%的交易是通過外賣平臺進行的。如果堂食、外賣適用不同稅率，對餐企來講影響頗大。
北京一家加入某餐飲互聯網外賣平臺的餐飲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原本我們想擴大店面，增加就座率，可是我們加入互聯網外賣平臺之后就取消了這個計劃，把擴大店面的投入轉移到外賣業務上。在就餐高峰期，外賣業務差不多占到了平均一天銷售額的一半。”
這位負責人說，“個人外賣業務很少開發票，如果是單位、公司或者團體選擇外賣的話就會要求開發票，這也就是說以后再開發票的話我們就會按照17%的稅率來繳稅，這對我們還是影響挺大的。”
但是這位負責人也向記者道出了里面的貓膩，“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有外賣業務的話，消費者要求開發票，那么我們就會把菜品的價格提高，繳稅的數額由消費者和我們均攤，我們也是沒辦法。”
目前有不少提供純互聯網訂餐的餐企，也有很多堂食、外賣兼做但外賣占比較高的餐企。對于后者來說，如果因外賣占比高而牽連堂食部分也按17%納稅，在商鋪租金、人工成本壓力下，很可能迫使其放棄或者剝離堂食業務。
但是對于外賣業務較少或者沒有外賣業務的餐飲店來說，影響不會很大。一家以堂食為主的餐飲店負責人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們店的外賣業務較小，稅率調整后對其影響并不非常大。如果有外賣業務，對方要求開發票的話，那么我們會提出消費一定的具體金額后可以開，納稅的數額也是從我們規定消費金額之外的地方來找補回來。”
但是餐飲互聯網化是為了方便消費者，不論是在消費體驗還是在客源拓展上都有非常的意義，一些以外賣業務為主的餐飲店并不會放棄外賣。
不過，有專家指出，餐飲服務與食品銷售增值稅稅率的差異可能帶來稅務籌劃機會，也可能造成稅務爭議。
比如，一家餐館銷售外帶特色食品或者是半加工的食材，如果其主要收入來源于餐飲服務，那么銷售的特色食品或者是半加工食材也可適用6%的稅率，而正常外賣銷售需適用17%的增值稅稅率。通過餐飲渠道銷售食品可能造成國家稅款流失。
因此在實際操作中，餐飲企業需要進一步加強內部制度建設，對企業實際經營項目明確核算，避免帶來稅收風險。
地稅系統業務將面臨極度萎縮尷尬“營改增”在全國推開后，一個可以預見的事實是，作為地方稅務部門主體稅種的營業稅將改為增值稅，征管部門也將從原來的地稅局轉變為國家稅務局，地方地稅系統的業務將面臨極度萎縮的尷尬。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省地方稅務局職工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營改增”全面實施后，地稅企業所得稅無新增稅源，老稅源逐步流失。按照現行稅收政策，繳納增值稅的企業，企業所得稅由國稅部門征管；繳納營業稅的企業，企業所得稅由地稅部門征管。
這意味著“營改增”后新辦企業的所得稅全部劃歸國稅征管，地稅從此沒有新稅源注入。同時，地稅管轄企業所得稅的老企業由于改制、新注冊成立公司等原因，企業所得稅轉向國稅部門，造成稅源流失。
按照我國1994年稅制改革的設計，根據主體稅種劃分為兩大體系：流轉稅體系、所得稅體系。其中，流轉稅體系實行地稅管營業稅、國稅管增值稅“兩條腿走路”的管理模式。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地稅機關目前唯一稱得上主體稅種的就是營業稅。
“營改增”后，營業稅消亡，增值稅“一支獨大”。主體稅種的缺失，更直接導致地稅稅源嚴重萎縮，地稅收入急劇下降。與此同時，地稅主體稅種缺失，稅源嚴重萎縮。
上述這位職工告訴本報記者，“營改增”前，交通運輸業、房地產業、建筑業等行業納稅人隨營業稅附征的個人所得稅、城建稅及附加、水利建設基金，由地稅部門通過“以票控稅”手段實時控管，該附征的附征，該核定的核定。
“"營改增"后，這部分納稅人的勞務繳納增值稅改用增值稅發票，附征的稅費能否向地稅足額繳納，取決于納稅人納稅意識的高低，地稅部門無法進行源頭監控，特別是對未達起征點的個體工商戶和臨時納稅人，也失去了對其他稅費監控的抓手，勢必減少地稅稅收。”上述職工說。
除此之外，地稅失去“以票控稅”抓手，增值稅附征稅費管理面臨困境。另外，由于城建稅及附加在地稅有相當大的基數，改革后隨著計稅依據由營業稅改為增值稅，導致地稅的不可控，也增加了地稅收入預測的難度。
當本報記者問到“"營改增"后，地稅系統內部有什么變化？”時，這位職工坦言道，“我們現在就有負面情緒，心里是不舒服的，因為地稅系統以后社會影響力會下降，使地稅在組織財政收入中發揮的作用會下降，其實是打擊我們地稅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和自信心，也許我們會被邊緣化，未來命運不可知。但是我們相信黨和政府會保持地稅隊伍的穩定，也會妥善處理好地稅所面臨的各種復雜問題。
一是一次性將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生活服務業全部納 入試點范圍；二是將新增不動產所含增值稅全部納入抵扣范圍。同時，明確新增試點行業的原營業稅優惠政策原則上予以延續，對老合同、老項目以及特定行業采取過渡性措施，確保全面推開“營改增”試點后，總體上實現所有行業全面減稅、絕大部分企業稅負有不同程度降低的政策效果。
和之前的營業稅相比，營業稅稅基為企業的營業額，只要企業在運行，即使是虧損，地方政府依然能取得稅收收入。各級地方政府為創稅，不惜犧牲土地、環境、生態等利益，降低行業進入壁壘以吸引投資。
而對于一些因產能過剩無法繼續經營的企業，地方政府可能會采取行動，提高其退出門檻，以維持其稅收收入。這也是去產能舉步維艱的重要原因。
“營改增”通過打通二三產業增值稅抵扣鏈條，激發企業將研發、設計、營銷等內部服務環節從制造類主業中剝離出來，實現主業更聚焦、輔業更專業，通過主輔分離提高主業核心競爭力，也推動了生產要素向現代服務業加速集聚。
房地產“營改增”：影響不大 民眾不用擔心房價波動
稅率作為房地產業“營改增”的核心環節，是各利益關聯方關注的焦點，也是百姓關心的焦點。房地產行業的“營改增”怎么搞、會不會推高房價？這是各地老百姓關注的重要議題。
日前，財政部公布試點通知，對此做了具體規定：個人將購買不足2年的住房對外銷售的，按照5%的征收率全額繳納增值稅。在房地產去庫存、金融去杠桿的背景下，這一稅收政策的調整直接聯系百姓 “住有所居”的愿望和政府宏觀調控的效果。
相比以往各地營業稅的 “滿二免征”，這次的“營改增”辦法基本類似，顯示出稅收政策的謹慎與穩健。從營業稅的5.6%到增值稅的5%，盡管征稅的稅基、稅率、承擔者都存在一些差別，但總體上判斷差別不會太大，應當可以實現不增加稅負的承諾。
對于購房者或者買賣房屋的交易雙方來說，房價不會因為改革而大幅波動，這顆“定心丸”可以吃下去了。
據悉，當前四檔增值稅率分別是6%、11%、13%和17%，房地產業增值稅率或為其中之一。但不同稅率對于房地產企業的應交稅負有著不同的影響，僅6%的稅率下，“營改增”后企業稅負減少，因而改征增值稅后開發商仍面臨稅負增加的風險。
一家房地產公司副總經理王帆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營改增”整體改革的目的是要減少企業的納稅負擔，讓納稅更加合理和公平，房地產企業營改增后的稅收是在去除土地價格、勞動力價格等成本之后進行征收，對房企來說是好事。
王帆舉例說明：比如公司當期營業額500萬元，其中土地成本占營業額的35%，建安成本占營業額的25%，財務成本占營業額的3%，其他成本占比為10%。在土地出讓情況下，土地增值稅對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的行為不征稅；建筑業、金融業營改增后兩行業增值稅率為11%和6%；其他成本增值稅率為6%。
“營業稅為營業額的5%，附加費（包括城建稅、教育附加費等）為流轉稅的12%。我們均假設稅負傳導順暢，在沒有特殊情況時，上游建筑企業能夠將進項稅轉嫁給開發企業，并且開發企業能夠將銷項稅轉嫁給消費者。”王帆說。 測算方法采用一般計稅方法中的購進扣稅法，應納稅額是指當期銷項稅額抵扣當期進項稅額后的余額，公式為增值稅＝銷項稅（營業收入×銷項增值稅率）－進項稅抵扣；進項稅抵扣額＝成本×稅率。
購置出讓土地時，由于地方政府非企業身份無法開具增值稅發票，因而無法產生進項稅抵扣。此時，土地成本變動對企業稅負無法產生影響。在土地成本不能抵扣的情況下，建安成本成為主要抵扣項，建安成本在營業額中所占比例不同同樣影響到營改增后應繳稅額的額度。
我們仍以上述假設進行測算，令房地產業營改增后增值稅率為11%，其他各項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建安成本占比趨多，應交稅額越少。經過估算，若要維持稅負不變，則建安成本占比需達到營業額的半數以上。
本次試點方案明確，當房地產開發商銷售房地產計算增值稅額的時候，向政府部門支付的土地價款可以從銷售額中扣除。
“這個優惠政策將會有效保證房地產開發商只對其增值的部分進行納稅，但該政策只用于房地產開發商按照11%的增值稅率繳納增值稅的情形，而不適用于選擇過渡期政策按5%征收率繳納增值稅的情況。”王帆解釋道。
值得注意的是，土地增值稅跟過去的流轉稅（營業稅）、還有5月1日之后的增值稅是完全不同的稅種。所以營改增之后，土地增值稅不會發生變化，也不能抵扣。
“營改增”為建筑業發展提供重要契機
建筑業與房地產業作為同一產業鏈條的直接上下游環節，和房地產相同的11%稅率有助于實現兩個行業納稅人的稅負均衡。
和房地產業一樣，建筑業也有類似的“老項目”過渡政策。此次細則規定，一般納稅人以清包工方式提供的建筑服務、為甲供工程（發包）提供的建筑服務，可以選擇3%征收率的簡易計稅方法計稅。
長期從事建筑行業的一家建筑企業負責人王磊 （化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由于建筑業及其相鄰行業存在一些特殊的涉稅問題，這些問題如果解決不好，將會影響到整個行業的健康發展。
王磊坦言，建筑業總包商下有很多分包商為小規模納稅人，無法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該部分的進項稅只有拿到稅務局代開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方能抵扣。
王磊進一步解釋道，建筑業產業鏈涉及到不同的行業，對應于不同的增值稅稅率。如向工商企業購置或租入機器設備、建筑材料等，對應的稅率為17%；接受運輸企業提供的運輸服務，對應的稅率為11%；向專業分包企業采購的專業分包勞務，對應的稅率為11%；“至于勞務分包成本以及商混和地材，由于政策尚未出臺，對應的稅率尚未確定。”
可見，建筑業的經營生產過程中涉及到的行業種類繁多，涉及到的增值稅稅率也各不相同，其中有相當一部分的進項稅率為17%或者11%。“建筑業存在相當比例的高稅率和同稅率的進項成本是政府相關部門將建筑業稅率定為11%的重要因素。”王磊說。
申銀萬國研究報告稱，營改增以后影響建筑企業稅負的核心因素是可抵扣比例（可以拿到增值稅進項稅的成本／總成本）。按照建筑企業平均15%的毛利率估算，可抵扣比例需要大于56%才可以達到減稅的效果，毛利率越高，需要的可抵扣比例就越大。
總的來說，建筑行業成本中原材料占比50%－60%，機械使用成本占5%－10%，融資成本在5%左右，剩余為人工成本，可抵扣比例較難達到減稅的程度。但營改增最終達到博弈的平衡點后，企業盈利水平不會有太大波動。
申銀萬國表示，營改增推出后，建筑企業會更多地選擇能夠開具增值稅發票的供應商，當然同時也會造成成本的提升，但是由于工程合同都是按照 “成本＋合理毛利率”的方法定價。
建筑行業已經是一個充分競爭的行業，利潤率非常微薄，行業成本和稅負的整體提升最終一定會傳遞到下游，體現在合同報價的提升上面。所以營改增推出后，短期可能存在報價混亂階段，造成合同簽約下滑和利潤率波動，但是中長期看，對企業盈利水平不會造成太大波動。
北京中建政研信息咨詢中心主任梁艦認為，稅負是否增加，還要看具體情況。對于存量資產已經很大或者比較大的企業來說，營改增以后出現大量投資性采購的機會較小，企業的稅收負擔可能會增加。但在實際經營過程中，企業可以通過稅收籌劃等合法手段降低稅收負擔。
梁艦建議，其一，加強內部管理，完善企業內部管理流程，降低增值稅事項操作的涉稅風險；其二，對企業的經營情況進行一個系統的梳理，對混業經營事項完善機構設計和會計核算，防范誤操作導致多繳增值稅或者涉稅風險；其三，通過交易手段進行“稅負轉嫁”，降低自身增值稅的稅收負擔。
餐飲業面臨“外賣”和“堂食”稅負紛爭
對于餐飲行業來說，正式實施 “營改增”之后，根據增值稅的相關政策，銷售食品（外賣）通常適用17%的稅率，而餐飲服務則適用6%的稅率。這就意味著，堂食和外賣可能分別適用6%和17%的稅率。
也就是說，堂食和外賣今后的稅負可能不同。果真如此的話，如何在實操中明確區分堂食和外賣，對餐飲企業和監管部門來說都是挑戰。這也對當前火爆的外賣O2O市場有可能產生“降溫”。
對此，業內專家表示，營改增試點實施辦法中有“混合銷售”的規定條款，除了從事生產、批發或零售的企業外，既涉及服務又涉及貨物的混合銷售行為按照銷售服務繳稅。同時為了避免稅款流失，試點實施辦法附件中也有“兼營”條款的規定，若兼有不同稅率的銷售貨物、服務的應分別核算，否則從高適用稅率。
對于這一稅率差別，稅務專家表示，對于既提供堂食又提供外賣的企業，稅務部門在實際操作中可能根據餐企的主業來確定適用稅率，如果餐飲營業收入主要來源于堂食，那么其提供的外帶或外賣服務也適用6%的稅率，而業務中外賣占比較大的餐企，則可能適用17%的稅率。
目前，餐飲互聯網化已經成為趨勢之一。對很多快餐企業來說，用餐高峰時，約有40%的交易是通過外賣平臺進行的。如果堂食、外賣適用不同稅率，對餐企來講影響頗大。
北京一家加入某餐飲互聯網外賣平臺的餐飲負責人告訴本報記者，“原本我們想擴大店面，增加就座率，可是我們加入互聯網外賣平臺之后就取消了這個計劃，把擴大店面的投入轉移到外賣業務上。在就餐高峰期，外賣業務差不多占到了平均一天銷售額的一半。”
這位負責人說，“個人外賣業務很少開發票，如果是單位、公司或者團體選擇外賣的話就會要求開發票，這也就是說以后再開發票的話我們就會按照17%的稅率來繳稅，這對我們還是影響挺大的。”
但是這位負責人也向記者道出了里面的貓膩，“羊毛出在羊身上，如果有外賣業務的話，消費者要求開發票，那么我們就會把菜品的價格提高，繳稅的數額由消費者和我們均攤，我們也是沒辦法。”
目前有不少提供純互聯網訂餐的餐企，也有很多堂食、外賣兼做但外賣占比較高的餐企。對于后者來說，如果因外賣占比高而牽連堂食部分也按17%納稅，在商鋪租金、人工成本壓力下，很可能迫使其放棄或者剝離堂食業務。
但是對于外賣業務較少或者沒有外賣業務的餐飲店來說，影響不會很大。一家以堂食為主的餐飲店負責人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們店的外賣業務較小，稅率調整后對其影響并不非常大。如果有外賣業務，對方要求開發票的話，那么我們會提出消費一定的具體金額后可以開，納稅的數額也是從我們規定消費金額之外的地方來找補回來。”
但是餐飲互聯網化是為了方便消費者，不論是在消費體驗還是在客源拓展上都有非常的意義，一些以外賣業務為主的餐飲店并不會放棄外賣。
不過，有專家指出，餐飲服務與食品銷售增值稅稅率的差異可能帶來稅務籌劃機會，也可能造成稅務爭議。
比如，一家餐館銷售外帶特色食品或者是半加工的食材，如果其主要收入來源于餐飲服務，那么銷售的特色食品或者是半加工食材也可適用6%的稅率，而正常外賣銷售需適用17%的增值稅稅率。通過餐飲渠道銷售食品可能造成國家稅款流失。
因此在實際操作中，餐飲企業需要進一步加強內部制度建設，對企業實際經營項目明確核算，避免帶來稅收風險。
地稅系統業務將面臨極度萎縮尷尬“營改增”在全國推開后，一個可以預見的事實是，作為地方稅務部門主體稅種的營業稅將改為增值稅，征管部門也將從原來的地稅局轉變為國家稅務局，地方地稅系統的業務將面臨極度萎縮的尷尬。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某省地方稅務局職工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營改增”全面實施后，地稅企業所得稅無新增稅源，老稅源逐步流失。按照現行稅收政策，繳納增值稅的企業，企業所得稅由國稅部門征管；繳納營業稅的企業，企業所得稅由地稅部門征管。
這意味著“營改增”后新辦企業的所得稅全部劃歸國稅征管，地稅從此沒有新稅源注入。同時，地稅管轄企業所得稅的老企業由于改制、新注冊成立公司等原因，企業所得稅轉向國稅部門，造成稅源流失。
按照我國1994年稅制改革的設計，根據主體稅種劃分為兩大體系：流轉稅體系、所得稅體系。其中，流轉稅體系實行地稅管營業稅、國稅管增值稅“兩條腿走路”的管理模式。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地稅機關目前唯一稱得上主體稅種的就是營業稅。
“營改增”后，營業稅消亡，增值稅“一支獨大”。主體稅種的缺失，更直接導致地稅稅源嚴重萎縮，地稅收入急劇下降。與此同時，地稅主體稅種缺失，稅源嚴重萎縮。
上述這位職工告訴本報記者，“營改增”前，交通運輸業、房地產業、建筑業等行業納稅人隨營業稅附征的個人所得稅、城建稅及附加、水利建設基金，由地稅部門通過“以票控稅”手段實時控管，該附征的附征，該核定的核定。
“"營改增"后，這部分納稅人的勞務繳納增值稅改用增值稅發票，附征的稅費能否向地稅足額繳納，取決于納稅人納稅意識的高低，地稅部門無法進行源頭監控，特別是對未達起征點的個體工商戶和臨時納稅人，也失去了對其他稅費監控的抓手，勢必減少地稅稅收。”上述職工說。
除此之外，地稅失去“以票控稅”抓手，增值稅附征稅費管理面臨困境。另外，由于城建稅及附加在地稅有相當大的基數，改革后隨著計稅依據由營業稅改為增值稅，導致地稅的不可控，也增加了地稅收入預測的難度。
當本報記者問到“"營改增"后，地稅系統內部有什么變化？”時，這位職工坦言道，“我們現在就有負面情緒，心里是不舒服的，因為地稅系統以后社會影響力會下降，使地稅在組織財政收入中發揮的作用會下降，其實是打擊我們地稅人員的工作積極性和自信心，也許我們會被邊緣化，未來命運不可知。但是我們相信黨和政府會保持地稅隊伍的穩定，也會妥善處理好地稅所面臨的各種復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