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元年，去庫存、去產能是改革的重要任務。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日前聯合印發的《關于支持鋼鐵煤炭行業化解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提出，堅持區別對待、有扶有控原則，積極做好“去產能”信貸服務；加強直接融資市場建設，支持鋼鐵、煤炭企業去杠桿、降成本。
從目前的形勢來看，這項改革遇到了一些挑戰。我們首先做的工作是去庫存，刺激需求。比如從年初開始的地產業去庫存，不僅導致一二三線城市房價大漲，銷量也猛增。監測機構的數據顯示，35個中國城市中，一二線城市3月的新建商品住宅庫存量同比都有所減少，分別下降18.7%和5.3%。一二線很多城市需要補庫存，但供給嚴重過剩的三線城市去化并無起色。這意味著一二線城市接下來會增加地產投資以彌補庫存。再加上中國政府批準了一系列基建項目并啟動“雙百”工程，即百萬公里農村公路建設工程與高速公路、鐵路、機場等百項骨干通道工程建設，這將帶來巨大的需求。
正是這種可預期的巨大需求，以及一季度寬松貨幣政策制造的過多流動性與通脹預期，在過去的數周，迅速被資本市場的投機客兌現，包括鋼鐵、鐵礦石、有色等商品期貨價格出現連續且大幅的上漲。源源不斷的需求與迅速反彈的價格，對于這些過剩產能行業意味著久旱逢甘霖。在過去數周，一些過剩產業的閑置產能開始大面積復產。
一旦市場變得繁榮，所謂“產能過剩狀況”就會消失，當產能不再過剩的時候，想要關閉那些落后的過剩產能就變得異常艱難。因為不管對于企業，還是地方政府與銀行而言，擁有現實生存的機會，就不可能選擇死亡來制造大量下崗工人難題以及呆壞賬，去產能的阻力因此加大。因此，先去庫存并刺激需求，后去產能的做法，實際上是依靠新的信用擴張復活過剩產能，將這一問題繼續拖延下去。
去產能畢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容，盡管新的不可持續的刺激大幅減少了過剩產能，但是，去產能的工作還是要繼續。現在的挑戰是，如何判斷哪些是應該關閉的過剩產能，新刺激讓判斷更加艱難。通常，哪一些是過剩產能與僵尸企業，應該由市場判斷，那些不斷依靠債務存活而產品毫無競爭力的企業，必然會在市場競爭中滅亡。但中國之所以存在“過剩產能”與“僵尸企業”，恰恰是因為非市場化的因素讓他們死而不僵，因為大部分是國有企業。
無法判斷哪些企業屬于落后產能，所以，去產能只能從產能總量上判斷過剩狀況，然后由各地決定關閉哪些落后的企業，留下有效率的工廠。但是，這樣的方式存在道德風險，即具有決定權的地方政府更傾向于關閉民營企業，而留下一些低效率的國有企業，也就是說，市場不是決定性力量，而是利益：一些地方政府與國有企業實際上是同一利益群體，如果關閉國有企業，需要政府出面安置下崗職工，處理呆壞賬。
在上世紀90年代初，當中國需要關閉一些產能時首先選擇的是與國企搶奪資源和市場的“鄉鎮企業”；而在2003年左右，政府為了抑制經濟過熱，關閉了一家由地方政府支持但違規的民營鋼鐵公司，在關閉后的數年，中國鋼鐵產能增長了數倍，鋼鐵企業在中國地產與基建投資熱潮中賺得盆滿缽滿，并且不斷擴張產能，才出現了現在的過剩局面。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河北一家依然盈利的民營鋼鐵公司老板與虧損嚴重的國有鋼鐵負責人在河北省委書記面前辯解自己的企業為何高效靈活。實際上，部分民營企業擔心自己成為去產能政策的犧牲品。
以去產能為核心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順序上先去庫存并刺激需求，就減弱了倒逼改革的壓力，讓一些過剩產能復活，只有在倒逼的狀態下才能推動改革，并選出落后而多余的產能；其次，去產能不能只制定指標，而應該交予市場決定，防止一些地方政府繼續扶持低效的國有企業，從而將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同時，還可能誤傷更高效的民營企業。
從目前的形勢來看，這項改革遇到了一些挑戰。我們首先做的工作是去庫存，刺激需求。比如從年初開始的地產業去庫存，不僅導致一二三線城市房價大漲，銷量也猛增。監測機構的數據顯示，35個中國城市中，一二線城市3月的新建商品住宅庫存量同比都有所減少，分別下降18.7%和5.3%。一二線很多城市需要補庫存，但供給嚴重過剩的三線城市去化并無起色。這意味著一二線城市接下來會增加地產投資以彌補庫存。再加上中國政府批準了一系列基建項目并啟動“雙百”工程，即百萬公里農村公路建設工程與高速公路、鐵路、機場等百項骨干通道工程建設，這將帶來巨大的需求。
正是這種可預期的巨大需求，以及一季度寬松貨幣政策制造的過多流動性與通脹預期，在過去的數周，迅速被資本市場的投機客兌現，包括鋼鐵、鐵礦石、有色等商品期貨價格出現連續且大幅的上漲。源源不斷的需求與迅速反彈的價格，對于這些過剩產能行業意味著久旱逢甘霖。在過去數周，一些過剩產業的閑置產能開始大面積復產。
一旦市場變得繁榮，所謂“產能過剩狀況”就會消失，當產能不再過剩的時候，想要關閉那些落后的過剩產能就變得異常艱難。因為不管對于企業，還是地方政府與銀行而言，擁有現實生存的機會，就不可能選擇死亡來制造大量下崗工人難題以及呆壞賬，去產能的阻力因此加大。因此，先去庫存并刺激需求，后去產能的做法，實際上是依靠新的信用擴張復活過剩產能，將這一問題繼續拖延下去。
去產能畢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內容，盡管新的不可持續的刺激大幅減少了過剩產能，但是，去產能的工作還是要繼續。現在的挑戰是，如何判斷哪些是應該關閉的過剩產能，新刺激讓判斷更加艱難。通常，哪一些是過剩產能與僵尸企業，應該由市場判斷，那些不斷依靠債務存活而產品毫無競爭力的企業，必然會在市場競爭中滅亡。但中國之所以存在“過剩產能”與“僵尸企業”，恰恰是因為非市場化的因素讓他們死而不僵，因為大部分是國有企業。
無法判斷哪些企業屬于落后產能，所以，去產能只能從產能總量上判斷過剩狀況，然后由各地決定關閉哪些落后的企業，留下有效率的工廠。但是，這樣的方式存在道德風險，即具有決定權的地方政府更傾向于關閉民營企業，而留下一些低效率的國有企業，也就是說，市場不是決定性力量，而是利益：一些地方政府與國有企業實際上是同一利益群體，如果關閉國有企業，需要政府出面安置下崗職工，處理呆壞賬。
在上世紀90年代初，當中國需要關閉一些產能時首先選擇的是與國企搶奪資源和市場的“鄉鎮企業”；而在2003年左右，政府為了抑制經濟過熱，關閉了一家由地方政府支持但違規的民營鋼鐵公司，在關閉后的數年，中國鋼鐵產能增長了數倍，鋼鐵企業在中國地產與基建投資熱潮中賺得盆滿缽滿，并且不斷擴張產能，才出現了現在的過剩局面。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河北一家依然盈利的民營鋼鐵公司老板與虧損嚴重的國有鋼鐵負責人在河北省委書記面前辯解自己的企業為何高效靈活。實際上，部分民營企業擔心自己成為去產能政策的犧牲品。
以去產能為核心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順序上先去庫存并刺激需求，就減弱了倒逼改革的壓力，讓一些過剩產能復活，只有在倒逼的狀態下才能推動改革，并選出落后而多余的產能；其次，去產能不能只制定指標，而應該交予市場決定，防止一些地方政府繼續扶持低效的國有企業，從而將改革的效果大打折扣同時，還可能誤傷更高效的民營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