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鋼鐵的生產原料，能產生巨額交易的鐵礦石成為了重要性僅次于原油的大宗商品。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大多鐵礦石漂洋過海而來，源源不斷地涌入各個鋼廠。和鋼鐵同屬一條黑色產業鏈，它的前途往往取決于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繁榮與否。
中國作為鋼鐵制造大國，鋼鐵產量占世界的一半，而中國進口的鐵礦石量占海運鐵礦石總量的2/3。海關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全年進口鐵礦石增長2.2%至9.5272億噸，創紀錄新高。同時，在過去的一年，中國鐵礦石對外依存度也攀升至84%的峰值。如此算下來，中國過去一年消耗的鐵礦石達11.34億噸。按每噸60美元來計算，鐵礦石在中國就擁有680.4億美元的市場，折合人民幣4424.8億元。這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千億市場。
但就在5年前，這曾經是一個萬億市場。2011年初，鐵礦石一路漲至近200美元/噸的頂峰。此后隨著中國經濟放緩，以及礦業巨頭們的放量增產，鐵礦石開啟下行之路。進入2014年以來，鐵礦石的一路狂跌最終造就“黑鐵時代終結”。過去的兩年間，全球鐵礦石價格遭遇連續腰斬，從2014年初的130美元/噸附近跌至2015年底的40美元/噸左右。
伴隨著鐵礦石的黑鐵時代終結，大到以礦業決定興衰的澳大利亞，小到將鐵礦石冶煉成生鐵的冶煉工，幾乎都進入了不太樂觀的一個階段。其中，依托鐵礦石市場存在的大量貿易商就是一個正在走向失業的群體。
今年以來只做了一單
“理論上鋼廠在這波行情下賺不少，實際上我感覺我們日子越來越緊”。李勇對澎湃新聞說這番話的時候，正臨近他結束上午3個小時的工作。今年至今，在他眼里真正算得上單子的，僅僅做成了一單——一船18萬噸的鐵礦石。
李勇，一名80后，家在深圳，工作在香港，不忙的話他會經常穿梭于這兩個城市。李勇在香港的公司是國內一家鋼鐵央企設在香港的貿易公司。此前，李勇所在的這家貿易公司所涉品種較為豐富，涉及木材、煤炭、合金、鐵礦石等，“現在都停下來了，基本就剩下鐵礦石了”。
李勇描述起公司現在的業務，“主要分兩個部分，一塊是保產的，就是從礦山簽的長協，我們負責執行，通過我們這個資金平臺做結算，給國內鋼廠的保產做采購。另外一部分是純貿易，比如說我自己從市場上拿貨，再賣給下家，這個是跟集團公司沒有任何關系的。另一塊就是集團公司長協礦有富余的，我這里也可以通過自己的渠道賣給我的客戶”。
李勇目前的業務，決定了他的利潤來源于純貿易這塊。但在國內鋼鐵廠普遍虧損的局面下，集團公司去年也迎來巨虧，已經不允許這家貿易公司承擔任何風險。
李勇表示，“現在我們只允許做背對背的貿易，而且規定必須先收到下家的信用證，才能給上家開信用證，這種萬無一失、沒有任何風險的生意哪有這么容易”。鐵礦石貿易中的背對背即是指貿易商先與下家約好，再從上家買貨給下家，賺取中間差價的行為。而背對背貿易的萬無一失在于，一則能保證貨有人要，二來能保證賺錢。
這樣一種背對背的貿易，在前些年市場行情好的時候不難成交，而且當時上家和下家信息不對稱的機制也為此創造了有利條件。李勇坦言，“背對背貿易說白了就是利用信息的不對稱，而且當時市場上各種各樣的貨都在賣，有的貨信息根本就不透明，很容易倒出差價出來。現在行情不好，市場上賣的都是主流的三大礦山的貨，什么樣的價格、什么時期，大家都知道，所以根本倒不出去”。
另外，讓李勇所在的貿易公司利潤大減的原因是代理業務的中斷。而這所謂的代理，李勇坦言就是做托盤業務，幫別人融資。而公司所具備的優勢是香港低成本資金，以及銀行給大企業授信高又便宜。
“現在集團上層不樂意做這個，做托盤的都是小企業，目前這個行情下，風險加大，公司現在不允許我們去承擔任何有風險的貿易”。
說起業務量，李勇介紹，“我經手的去年總的礦石量是2000多萬噸，純貿易量不到300萬噸，這還包括集團長協富余的，今年目前為止，同比差不多”。而真正剔除集團長協富余的，“今年，我只做了一單，18萬噸的一船貨”。
被離職
比李勇更糟糕的是，原先在廣西防城港港口區工作的楊吉已經離開了原來的公司。
去年7月份，當澎湃新聞向楊吉調研貿易商情況的時候，他曾表示，2013年8月份的時候，防城港港口區的鐵礦石貿易公司不下30家，主要是做越南礦為主。到2014年8月份，還有業務在做的公司不到5家，去年7月份，只剩下他們一家了。
楊吉當時告訴澎湃新聞，“已經沒有新礦進來了，公司主要在利用自己的資金和渠道替其它公司處理庫存尾貨，這些公司的損失在100元/噸左右”。而接下來要不要做鐵礦石貿易，楊吉當時的態度是“看下半年國內鋼廠的開工率”。
等不到國內鋼鐵廠再次迎來春天，楊吉已在今年初來到了上海，“廣西那邊堅持不下去了，上海機會可能更大一點”。而楊吉以前所在的公司，還未關閉，但只“留了財務，和一個現場”。
這樣的各奔前程，實際上是被這股下行的悲情浪潮左右的離職。
對于這次離職，楊吉對澎湃新聞說，“廣西那邊業務比較難做了，第一是行情不好，第二鋼廠的采購模式也變了，基本上都是自主采購、直接跟礦山訂貨，沒有貿易商的空間了”。
在楊吉的認識里，貿易中間商的作用，一是溝通貨源和需求方，二是墊資。信息的發達，讓貿易中間商溝通買賣雙方的作用已經不是無可替代。另外，經歷了幾年的市場價格單邊下行，貿易商的巨虧也讓其喪失了墊資的作用。
楊吉目前所在的公司總部在南方某市，一家國企，旗下有貿易板塊。但楊吉坦言，“這個公司雖然是做貿易，但主要還是資金方面有些優勢，做資金托盤方面的業務。別人沒有這么多資金，但是想把這個業務做起來，就付一部分保證金在我們這里，讓我們幫忙做采購，他分批提貨，每一批分別付錢付利息”。
但眼下黑色產業鏈的行情讓托盤業務也并不好做。楊吉表示，“風險越來越大，我們挑選合作對象的時候變得非常慎重，把業務范圍縮小了很多，不是非常知根知底的、非常熟的單位，就不做了。大部分的合作企業都沒有承擔風險的能力”。
楊吉在挑選合作對象的時候，上下游各有標準。“上游一般是看企業的性質，國企央企，我敢把錢付給這樣的企業，向他們去采購。下游還是比較熟的企業，資產狀況比較健康一點，本身這個業務項目我們認為是能賺錢的。”。
雖然從南向北跨越2000公里，但楊吉的生意還沒有真正打開一扇新的門。
楊吉對澎湃新聞說，“目前業務開展得不太好，還在拓展階段”。
工作的動蕩不僅限于貿易中間商，和黑色產業鏈沾邊的恐怕都有影響。一名期貨公司的鐵礦石分析師最近對澎湃新聞說起工作近況，“忙著面試，去年下半年從期貨公司跳槽到一家投資管理公司，但是這家公司目前倒閉了”。但受制于專業知識，該分析師未來還將繼續從事鐵礦石相關的工作。
比跳槽更可怕
變動有可能帶來生機，可怕的是待在原地，卻充滿悲觀的情緒。
李勇對澎湃新聞坦言，“不是沒有想過辭職”。據李勇透露，公司領導正在讓他們去開發大型國企作為新的客戶對象。這在李勇眼中，很有意思，“我們有的資源對方也有，我們有的優勢對方也有，這怎么做，完全是不讓人活了”。
李勇擔心，如果今年他沒有新的業務發展，他的崗位可能不需要了。這也就意味著他將不得不失業。
而李勇的跳槽打算更是遭到了家里人的反對，“家里開廠的叔叔勸我先待在這個崗位，實業更不好做，他的廠就基本處于關停狀態”。
另一名河北一家大型鋼鐵廠負責鐵礦石采購的經理馮挺則將轉變職業看得更加復雜。馮挺目前把家安在北京，他向澎湃新聞聊起近況時說起，“家里有了小孩，房子不夠住了，但現在根本沒有實力再換房了”。而跳槽去二三線城市，馮挺認為也并不是一條好出路，“別人不會在意你有多少能力，他就出那么點錢請人，去了二三線城市根本接受不了那個待遇”。
沒有另謀生路，也認為公司不會在這波去產能過程中消失，但馮挺表示，“不會面臨生死存亡的問題，但是心里很難受，這個階段會維持相當長的時間”。
這些人的悲觀到底到了怎樣一個程度？拿今年以來黑色產業鏈的小陽春行情來說，李勇、楊吉、馮挺均認為，“這樣的行情讓我們更加找不到方向了，看不懂”。
楊吉認為，“這一波真正賺錢的還是期貨市場里的投資公司”。而像他們這樣的自己并沒有庫存的貿易商，“并沒有從中分到一杯羹”。
(文中的人物均為化名，因采對象要求匿名。)
中國作為鋼鐵制造大國，鋼鐵產量占世界的一半，而中國進口的鐵礦石量占海運鐵礦石總量的2/3。海關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全年進口鐵礦石增長2.2%至9.5272億噸，創紀錄新高。同時，在過去的一年，中國鐵礦石對外依存度也攀升至84%的峰值。如此算下來，中國過去一年消耗的鐵礦石達11.34億噸。按每噸60美元來計算，鐵礦石在中國就擁有680.4億美元的市場，折合人民幣4424.8億元。這是一個貨真價實的千億市場。
但就在5年前，這曾經是一個萬億市場。2011年初，鐵礦石一路漲至近200美元/噸的頂峰。此后隨著中國經濟放緩，以及礦業巨頭們的放量增產，鐵礦石開啟下行之路。進入2014年以來，鐵礦石的一路狂跌最終造就“黑鐵時代終結”。過去的兩年間，全球鐵礦石價格遭遇連續腰斬，從2014年初的130美元/噸附近跌至2015年底的40美元/噸左右。
伴隨著鐵礦石的黑鐵時代終結，大到以礦業決定興衰的澳大利亞，小到將鐵礦石冶煉成生鐵的冶煉工，幾乎都進入了不太樂觀的一個階段。其中，依托鐵礦石市場存在的大量貿易商就是一個正在走向失業的群體。
今年以來只做了一單
“理論上鋼廠在這波行情下賺不少，實際上我感覺我們日子越來越緊”。李勇對澎湃新聞說這番話的時候，正臨近他結束上午3個小時的工作。今年至今，在他眼里真正算得上單子的，僅僅做成了一單——一船18萬噸的鐵礦石。
李勇，一名80后，家在深圳，工作在香港，不忙的話他會經常穿梭于這兩個城市。李勇在香港的公司是國內一家鋼鐵央企設在香港的貿易公司。此前，李勇所在的這家貿易公司所涉品種較為豐富，涉及木材、煤炭、合金、鐵礦石等，“現在都停下來了，基本就剩下鐵礦石了”。
李勇描述起公司現在的業務，“主要分兩個部分，一塊是保產的，就是從礦山簽的長協，我們負責執行，通過我們這個資金平臺做結算，給國內鋼廠的保產做采購。另外一部分是純貿易，比如說我自己從市場上拿貨，再賣給下家，這個是跟集團公司沒有任何關系的。另一塊就是集團公司長協礦有富余的，我這里也可以通過自己的渠道賣給我的客戶”。
李勇目前的業務，決定了他的利潤來源于純貿易這塊。但在國內鋼鐵廠普遍虧損的局面下，集團公司去年也迎來巨虧，已經不允許這家貿易公司承擔任何風險。
李勇表示，“現在我們只允許做背對背的貿易，而且規定必須先收到下家的信用證，才能給上家開信用證，這種萬無一失、沒有任何風險的生意哪有這么容易”。鐵礦石貿易中的背對背即是指貿易商先與下家約好，再從上家買貨給下家，賺取中間差價的行為。而背對背貿易的萬無一失在于，一則能保證貨有人要，二來能保證賺錢。
這樣一種背對背的貿易，在前些年市場行情好的時候不難成交，而且當時上家和下家信息不對稱的機制也為此創造了有利條件。李勇坦言，“背對背貿易說白了就是利用信息的不對稱，而且當時市場上各種各樣的貨都在賣，有的貨信息根本就不透明，很容易倒出差價出來。現在行情不好，市場上賣的都是主流的三大礦山的貨，什么樣的價格、什么時期，大家都知道，所以根本倒不出去”。
另外，讓李勇所在的貿易公司利潤大減的原因是代理業務的中斷。而這所謂的代理，李勇坦言就是做托盤業務，幫別人融資。而公司所具備的優勢是香港低成本資金，以及銀行給大企業授信高又便宜。
“現在集團上層不樂意做這個，做托盤的都是小企業，目前這個行情下，風險加大，公司現在不允許我們去承擔任何有風險的貿易”。
說起業務量，李勇介紹，“我經手的去年總的礦石量是2000多萬噸，純貿易量不到300萬噸，這還包括集團長協富余的，今年目前為止，同比差不多”。而真正剔除集團長協富余的，“今年，我只做了一單，18萬噸的一船貨”。
被離職
比李勇更糟糕的是，原先在廣西防城港港口區工作的楊吉已經離開了原來的公司。
去年7月份，當澎湃新聞向楊吉調研貿易商情況的時候，他曾表示，2013年8月份的時候，防城港港口區的鐵礦石貿易公司不下30家，主要是做越南礦為主。到2014年8月份，還有業務在做的公司不到5家，去年7月份，只剩下他們一家了。
楊吉當時告訴澎湃新聞，“已經沒有新礦進來了，公司主要在利用自己的資金和渠道替其它公司處理庫存尾貨，這些公司的損失在100元/噸左右”。而接下來要不要做鐵礦石貿易，楊吉當時的態度是“看下半年國內鋼廠的開工率”。
等不到國內鋼鐵廠再次迎來春天，楊吉已在今年初來到了上海，“廣西那邊堅持不下去了，上海機會可能更大一點”。而楊吉以前所在的公司，還未關閉，但只“留了財務，和一個現場”。
這樣的各奔前程，實際上是被這股下行的悲情浪潮左右的離職。
對于這次離職，楊吉對澎湃新聞說，“廣西那邊業務比較難做了，第一是行情不好，第二鋼廠的采購模式也變了，基本上都是自主采購、直接跟礦山訂貨，沒有貿易商的空間了”。
在楊吉的認識里，貿易中間商的作用，一是溝通貨源和需求方，二是墊資。信息的發達，讓貿易中間商溝通買賣雙方的作用已經不是無可替代。另外，經歷了幾年的市場價格單邊下行，貿易商的巨虧也讓其喪失了墊資的作用。
楊吉目前所在的公司總部在南方某市，一家國企，旗下有貿易板塊。但楊吉坦言，“這個公司雖然是做貿易，但主要還是資金方面有些優勢，做資金托盤方面的業務。別人沒有這么多資金，但是想把這個業務做起來，就付一部分保證金在我們這里，讓我們幫忙做采購，他分批提貨，每一批分別付錢付利息”。
但眼下黑色產業鏈的行情讓托盤業務也并不好做。楊吉表示，“風險越來越大，我們挑選合作對象的時候變得非常慎重，把業務范圍縮小了很多，不是非常知根知底的、非常熟的單位，就不做了。大部分的合作企業都沒有承擔風險的能力”。
楊吉在挑選合作對象的時候，上下游各有標準。“上游一般是看企業的性質，國企央企，我敢把錢付給這樣的企業，向他們去采購。下游還是比較熟的企業，資產狀況比較健康一點，本身這個業務項目我們認為是能賺錢的。”。
雖然從南向北跨越2000公里，但楊吉的生意還沒有真正打開一扇新的門。
楊吉對澎湃新聞說，“目前業務開展得不太好，還在拓展階段”。
工作的動蕩不僅限于貿易中間商，和黑色產業鏈沾邊的恐怕都有影響。一名期貨公司的鐵礦石分析師最近對澎湃新聞說起工作近況，“忙著面試，去年下半年從期貨公司跳槽到一家投資管理公司，但是這家公司目前倒閉了”。但受制于專業知識，該分析師未來還將繼續從事鐵礦石相關的工作。
比跳槽更可怕
變動有可能帶來生機，可怕的是待在原地，卻充滿悲觀的情緒。
李勇對澎湃新聞坦言，“不是沒有想過辭職”。據李勇透露，公司領導正在讓他們去開發大型國企作為新的客戶對象。這在李勇眼中，很有意思，“我們有的資源對方也有，我們有的優勢對方也有，這怎么做，完全是不讓人活了”。
李勇擔心，如果今年他沒有新的業務發展，他的崗位可能不需要了。這也就意味著他將不得不失業。
而李勇的跳槽打算更是遭到了家里人的反對，“家里開廠的叔叔勸我先待在這個崗位，實業更不好做，他的廠就基本處于關停狀態”。
另一名河北一家大型鋼鐵廠負責鐵礦石采購的經理馮挺則將轉變職業看得更加復雜。馮挺目前把家安在北京，他向澎湃新聞聊起近況時說起，“家里有了小孩，房子不夠住了，但現在根本沒有實力再換房了”。而跳槽去二三線城市，馮挺認為也并不是一條好出路，“別人不會在意你有多少能力，他就出那么點錢請人，去了二三線城市根本接受不了那個待遇”。
沒有另謀生路，也認為公司不會在這波去產能過程中消失，但馮挺表示，“不會面臨生死存亡的問題，但是心里很難受，這個階段會維持相當長的時間”。
這些人的悲觀到底到了怎樣一個程度？拿今年以來黑色產業鏈的小陽春行情來說，李勇、楊吉、馮挺均認為，“這樣的行情讓我們更加找不到方向了，看不懂”。
楊吉認為，“這一波真正賺錢的還是期貨市場里的投資公司”。而像他們這樣的自己并沒有庫存的貿易商，“并沒有從中分到一杯羹”。
(文中的人物均為化名，因采對象要求匿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