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鋼鐵、煤炭兩個行業化解產能過剩行動轟轟烈烈，其中涉及的人員下崗分流、債務處置轉化、企業兼并重組等復雜問題，再一次刺痛了各方面的神經。
之所以說是“再一次”，是因為化解產能過剩中的諸多情景，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20世紀90年代末化解紡織業產能過剩、國企三年脫困時的情形。更重要的是這些產能過剩產生的原因。各方公認，當前產能過剩的原因主要是體制性而不是周期性的，而所謂體制性產能過剩，主要就是指政府手握巨量社會資源，并以此為指揮棒引導經濟增長所造成的全社會投資過度現象。
根據我們此前完成的一項研究，發現形成體制性產能過剩的主要方式是政府通過各種手段、方式扭曲了市場價格，并形成了獨特的、替代市場價格的“政府價格信號”。所謂“政府價格信號”，是指政府為了實現一定的產業政策目標，通過其所掌握的各項要素定價權以及其他經濟資源的支配權，顯著降低特定行業和特定企業投資、運行的關鍵性要素價格，進而大幅度地拉低相關投資成本和運行成本所形成的價格。
令人扼腕嘆息的是，在歷次產能過剩累積成社會性問題后，政府用來化解產能過剩的方式，基本上是當年刺激產能的方式的反向操作。以前為了在短期內增加產能，一些地方政府不惜降低環保、質量、能耗等方面的要求，現在化解產能過剩則是嚴格執行標準甚至提高標準；以前是鼓勵甚至強令銀行給企業貸款，現在則要求銀行馬上停止放貸；以前低價甚至免費供地，現在則是不再供地……這不禁令人產生這樣的聯想，針對當前各地正在大干快上的新能源汽車、機器人、大數據產業，是否十年之后又將迎來嚴重的產能過剩？
體制性產能過剩的實質是政府主導經濟模式的固有弊病。一方面，要看到這種模式的優點，即能在短期內動員一切力量干成大事、取得突飛猛進的成就。例如，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我國經濟總量由世界排名倒數幾位一躍而至世界第二，人均GDP由226美元提高到2015年的8016美元。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為此所付出的沉重代價，當前嚴峻的資源環境生態壓力、巨大的區域與城鄉差距、十年一循環的嚴重產能過剩都是“成本清單”上令人痛心的付出。如何平衡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在取得收益的同時，使為此所付出的成本能夠盡量小一些，是一個十分值得深思的問題。
“逝者已矣，來者可追”。相對于已經發生過的產能過剩問題，更重要的是今后如何防止這類問題的簡單重現。必須看到，我國經濟增長模式正在發生重大變化，投資對于經濟拉動的作用趨緩變小，而消費對于經濟的拉動作用正在顯著增長。展望當今世界，在一個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的經濟中，消費者群體、愛好、需求的分化更加快速地變動不居，政府對于經濟的引導難度空前增加，政策出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因此，為了防止產能過剩情況的一再發生，應當對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模式認真反思，切實推動新經濟形態下的政府職能轉型，從直接、過多地主導經濟增長轉移到重點做好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等方面來，實現由“增長型”向“服務型”的轉化。特別是產業政策，應當調整到基礎、方向、信息、科技等更具引導性和前瞻性的方面來，將廣闊的市場空間更多地留給企業。
之所以說是“再一次”，是因為化解產能過剩中的諸多情景，令人不由自主地想起20世紀90年代末化解紡織業產能過剩、國企三年脫困時的情形。更重要的是這些產能過剩產生的原因。各方公認，當前產能過剩的原因主要是體制性而不是周期性的，而所謂體制性產能過剩，主要就是指政府手握巨量社會資源，并以此為指揮棒引導經濟增長所造成的全社會投資過度現象。
根據我們此前完成的一項研究，發現形成體制性產能過剩的主要方式是政府通過各種手段、方式扭曲了市場價格，并形成了獨特的、替代市場價格的“政府價格信號”。所謂“政府價格信號”，是指政府為了實現一定的產業政策目標，通過其所掌握的各項要素定價權以及其他經濟資源的支配權，顯著降低特定行業和特定企業投資、運行的關鍵性要素價格，進而大幅度地拉低相關投資成本和運行成本所形成的價格。
令人扼腕嘆息的是，在歷次產能過剩累積成社會性問題后，政府用來化解產能過剩的方式，基本上是當年刺激產能的方式的反向操作。以前為了在短期內增加產能，一些地方政府不惜降低環保、質量、能耗等方面的要求，現在化解產能過剩則是嚴格執行標準甚至提高標準；以前是鼓勵甚至強令銀行給企業貸款，現在則要求銀行馬上停止放貸；以前低價甚至免費供地，現在則是不再供地……這不禁令人產生這樣的聯想，針對當前各地正在大干快上的新能源汽車、機器人、大數據產業，是否十年之后又將迎來嚴重的產能過剩？
體制性產能過剩的實質是政府主導經濟模式的固有弊病。一方面，要看到這種模式的優點，即能在短期內動員一切力量干成大事、取得突飛猛進的成就。例如，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以來，我國經濟總量由世界排名倒數幾位一躍而至世界第二，人均GDP由226美元提高到2015年的8016美元。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為此所付出的沉重代價，當前嚴峻的資源環境生態壓力、巨大的區域與城鄉差距、十年一循環的嚴重產能過剩都是“成本清單”上令人痛心的付出。如何平衡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在取得收益的同時，使為此所付出的成本能夠盡量小一些，是一個十分值得深思的問題。
“逝者已矣，來者可追”。相對于已經發生過的產能過剩問題，更重要的是今后如何防止這類問題的簡單重現。必須看到，我國經濟增長模式正在發生重大變化，投資對于經濟拉動的作用趨緩變小，而消費對于經濟的拉動作用正在顯著增長。展望當今世界，在一個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的經濟中，消費者群體、愛好、需求的分化更加快速地變動不居，政府對于經濟的引導難度空前增加，政策出錯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因此，為了防止產能過剩情況的一再發生，應當對政府主導經濟增長的模式認真反思，切實推動新經濟形態下的政府職能轉型，從直接、過多地主導經濟增長轉移到重點做好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等方面來，實現由“增長型”向“服務型”的轉化。特別是產業政策，應當調整到基礎、方向、信息、科技等更具引導性和前瞻性的方面來，將廣闊的市場空間更多地留給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