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機構近日統計得出，截至5月份第三周復產高爐年化產能1億噸，占年初停產比例67%。有復產計劃或傳聞的產能達3800萬噸，占比24%。統計還顯示，2月份第四周復產高爐年化產能為1177萬噸。這也就意味著，近3個月時間的復產年化產能，已輕松抹去5年減產計劃的努力。

但去產能和復產這組關系，在未來可能陷入一場長期博弈。乍看之下，這兩者互違初衷，但細究起來，二者除去錯綜復雜的關聯，仍然還有一些各自獨立的邏輯存在。

中國鋼鐵智庫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院長李新創對澎湃新聞表示，“企業復產肯定是隨著價格變動對鋼企利潤的變化而變化的，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李新創認為，如果把鋼企比作一個病人，沒有道理認為“病了就一定該死”，他同時強調，“去產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減產和復產，鹿死誰手

中國鋼鐵工業需要去產能，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上一輪全球經濟以及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制造了對包括鋼鐵在內的大宗商品需求強勁。這個過程當中，中國鋼廠四處開花，產能急劇增加。致命的是，中國鋼鐵行業較低的集中度導致鋼企決策、判斷基本只考慮自身規劃，這是產能過剩的深層原因。

目前，中國規模以上，也就是大中型鋼鐵企業超過1500家。而粗鋼產能，已近12億噸，這還是一個不完全統計數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粗鋼產量8.04億噸。由此看來，產能利用率最高也就只有67%。

產能利用率低下的同時，中國鋼鐵行業在面臨全行業的虧損。上市鋼企動輒虧損幾十億，地方國企負債百億或者千億拿不出償債方案被爆債務違約也已不是新鮮事。

行業僵化之下，中國政府在2016年推出了史上規模最大的去產能計劃。針對鋼鐵行業，國務院發布《關于鋼鐵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總綱，提出5年內淘汰1億-1.5億噸粗鋼產能的目標。在此之前的“十二五”期間，中國已經去掉9000億噸粗鋼產能。隨后，財政部、國土資源部、人社部等部門出臺8個配套文件已示支持。這場去產能的攻堅戰，在外界看來是要動真格了。

在去產能大形勢下，部分企業面臨市場出清是必然命運。但眼下放眼望之，非但沒看到企業大規模死去，相反復產潮來勢洶洶。

機構數據顯示，進入2016年5月份第三周，統計內的242家鋼企高爐容積開工率為88.84%，該數值今年以來一直處于環比上升態勢。與此相符合的是，粗鋼日產量屢創新高。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今年3月，中國粗鋼日均產量達227.9萬噸，較1-2月份大增12.9%，接近2014年6月230.97萬噸的歷史最高值，4月中國粗鋼日均產量繼續增長，達到231.4萬噸，超越了2014年6月的歷史最高點。

唐山松汀、山西建龍的陸續復產，在業內引起不小波瀾。機構統計得出，截至5月份第三周，復產高爐個數已達108個，日均產量為29.05噸，年化產能達10603萬噸，占年初停產產能的67%。此外，有復產計劃或傳聞產能3800萬噸，占比24%。

和去產能背后有因一致，復產潮的到來也自然事出有因，也就是利潤驅動。據光大證券4月底測算，鋼鐵業利潤已接近10年來最高，4月鋼鐵業稅前利潤已逾400元/噸，創08年底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稅前利潤率則接近歷史最高水平。

鋼企復產該被討伐嗎？

針對目前輿論紛紛討伐鋼企復產的現象，李新創對澎湃新聞表示，“去產能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沒有說今年一年全部停產。中央有政策，是依法依規、企業自愿，以及國際產能合作，這是非常清楚的”。

李新創認為，中央在政策調控的同時，也沒有忽視市場的作用，“要更多地發揮市場的作用，政府要發揮政府的職能，但手不能伸得過長。”在李新創眼里，依法依規最重要的一個途徑是通過環保、能源、質量、安全、技術這五個標準去產能。另外，本輪淘汰產能不僅限于落后產能，一些先進產能也面臨出清。李新創表示，“要企業自愿，如果不是企業自愿，誰去承擔這些成本”。

李新創同時表示，“這些企業之前關，也是正常關的，是對市場反應的行為，現在有利潤了又開了，這也是一個市場行為，跟政府沒有關系”。

或許，違規企業的復產或者存在，才更值得討伐。李新創表示，“復產的企業如果不符合依法依規的五個標準，那就是違規的，如果符合，又有什么理由說這些企業不對？”

但現實問題是，去產能、復產潮兩重勢力之下，不乏亂想叢生。

5月3日，環保部通報了鋼鐵重省的情況，經抽查，包括鋼企在內的4家企業的三座高爐和10臺轉爐，或早已淘汰，或仍在生產，但仍被列入近三年淘汰清單。另有多家鋼企存在違規新建或續建鋼鐵產能的問題。河北省是首個接受中央環境保護督察組環保督查的省份。

重拳之下，河北尚有如此亂想。可想而知，嚴控增量、精簡存量，必將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