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了《關于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意見》(下稱《意見》)，對全面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作出了部署安排。
《意見》明確，要健全生態環境保護經濟政策體系，資金投入向污染防治攻堅戰傾斜，完善助力綠色產業發展的價格、財稅、投資等政策，落實相關稅收優惠政策，推進社會化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
“這份《意見》干貨滿滿，多項有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的經濟政策即將落地，包含價格、財稅、投入、金融等在內的生態環境保護經濟政策體系正在逐步完善，令人振奮。”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首席專家駱建華說。
水價每噸需要提高兩到三毛
“在政府定價的水、電領域，通過將環境成本打入價格，促進治污成本內部化，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這些我們過去提過的建議在《意見》中基本都得到了落實。”駱建華說。
例如，在污水領域，2005年國家曾出臺政策要求城市生活污水處理費不低于0.8元/噸，這對污水治理設施建設快速推進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該費率水平只反映了當時政策要求的COD、BOD等常規污染物的削減，并沒有考慮到氨氮，更沒有涵蓋污泥安全處置，結果導致各種非法轉移、傾倒污泥的案件層出不窮。
對此，《意見》中明確提出，要完善污水處理收費政策，各地要按規定將污水處理收費標準盡快調整到位，原則上應補償到污水處理和污泥處置設施正常運營并合理盈利。對中西部地區，中央財政給予適當支持。
“強調收費要保障污水處理和污泥處置設施的正常運營與合理盈利，將對推進相關工作起到積極作用。反映在水價上，估計每噸需要提高0.2-0.3元的污泥處置費用。”駱建華說。
在大氣領域，火電行業的環保電價政策曾經發揮非常積極的作用，每度電兩分七厘的電價補貼(包含脫硫、脫硝、除塵)直接助力了全行業在較短時間內構建起大量的治污基礎設施。此次《意見》則提出，到2020年，具備改造條件的燃煤電廠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重點區域不具備改造條件的高污染燃煤電廠逐步關停。
“這部分的電價補貼政策還有待落實，我在2013年年初就提出過政策建議，要為超低排放進行補貼，推動企業提標改造、穩定運營，初步估算大概是每千瓦時一分錢的成本”。駱建華說。
同理，在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領域，原來每噸垃圾280度的發電核算標準也應該適度進行提高。駱建華表示，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國生活垃圾的成分和熱值也發生了顯著變化，現在每噸垃圾已經可以穩定發電300-320千瓦時甚至更高，因此以前每噸垃圾280度的發電核算標準也應該隨著客觀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以激勵垃圾焚燒企業做好分類、提升熱值，從而更有利于污染控制。
第三方治理或有40%稅收優惠
除了污水、火電這種政府定價的行業，環境治理還有很多市場定價的領域，上述價格政策并不適用。在這些領域，可以采取稅收優惠政策。
“價格補貼是正向激勵，稅收優惠則是反向激勵。”駱建華表示，今年開征的環境稅給稅收政策提供了一些操作空間，比如，對鋼鐵行業超低排放達標的企業，可以考慮在環境稅征收方面減半征收。
此外，《意見》還規定，要落實相關稅收優惠政策，研究對從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業比照高新技術企業實行所得稅優惠政策。
“這對環境污染第三方治模式是個大利好。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率為15%，一般企業則為25%，若比照前者，第三方治理企業將獲得40%稅收優惠。”駱建華表示，“下一步，需要對優惠征收標準、如何界定第三方、大型集團內部的治理企業算不算第三方等問題進行細化明確，讓政策真正落地。”
從2015年7月1日起，為配合“營改增”改革，此前享受免征或即征即退的污水、垃圾處理、資源綜合利用等環保企業也開始繳納增值稅，直接導致企業收益率下降一到兩個百分點。環保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只有6-7%，因此影響很大。
“就這一問題，環境商會曾經多次呼吁，也與財政部門反復溝通，得到的答復是讓企業與地方政府在具體合同中商定提價。但事實上，提價需要多輪論證聽證，操作性較差。”駱建華說，“營改增”事實上加重了環保企業的稅負負擔，怎么合理補償，需要進一步研究。
他建議，根據環境稅減免規定，運營集中治污設施的環保企業達標排放可以免征環境稅，對于從事第三方治理的企業，也應在達標排放的基礎上享受此政策。
環保投入要占比GDP的2-3%
駱建華表示，在國際上，對于“環保投入占GDP比重”和“環境質量改善”的關系有一個通用的指標，即：1.5%是控制，2-3%是改善，也就是說，只有全社會環保投入占GDP的比重達到二或三個百分點，才能支撐環境質量改善。
“我們現在還有比較大的差距，環保投入占GDP的比重從來沒有達到過2%。”他說。
《意見》明確，資金投入向污染防治攻堅戰傾斜，堅持投入同攻堅任務相匹配，加大財政投入力度。逐步建立常態化、穩定的財政資金投入機制。
“建議財政對環保的投入要提高，環保投入幅度要與財政增長幅度相匹配，甚至更高。”駱建華說，“其次，財政投入環保的方式也要從投建設到投運營，從而撬動更多的社會資本投入。”
在企業環保投入方面，根據日本等國的經驗，環保設施建設投入占項目主體設施投入的比例應在5-7%左右，特別是對重化工等“三高”行業，比例應該更高。
此外，《意見》還規定，要推進社會化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采用直接投資、投資補助、運營補貼等方式，規范支持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
“財政投入增長空間有限，排放企業為了達標投入也有定數，大環保概念下生態環境改善的投入，主要還是要靠社會投入的不斷放大，所以要調動社會資本對綠色發展的積極性。”駱建華說。
解決融資難、融資貴
要想提高社會環保投入，融資是關鍵因素之一。但是，環保行業面臨的融資環境一直不樂觀，近期甚至有局部惡化的趨勢。
“這里有去杠桿、化解重大金融風險的原因，東方園林發債遇冷等事件也只是個案，但確實反映出最近資本市場對環保行業的真實溫度。如果要想繼續加大社會生態環保投入，就必須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駱建華說。
首先，在傳統信貸領域，相比其他行業，環保企業普遍缺少土地、廠房等大量有形資產，因此對其的抵押質押品可以考慮從有形資產擴展到無形資產。
“一方面，環保企業與地方政府簽訂的治污收費合同可以到銀行進行質押抵押貸款，與排污企業簽訂的第三方治理收費合同也可以參照這一辦法，銀行部門可以對此研究探索；另一方面，對很多以技術產品、服務見長但抵押品缺乏的環保企業，能否探索以知識產權進行質押的信貸政策，鼓勵環保企業持續創新。”駱建華說。
其次，應該大力發展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金融產品。駱建華表示，這幾年綠色債券很火，但現狀是地鐵等“淺綠”的企業獲得了實惠，而“深綠”的環保企業反而只有零星案例，且規模較小。
第三，上市融資渠道也同樣需要創新。雖然政策明確鼓勵環保企業上市，但多年來一直缺乏可操作性措施。駱建華建議，能否比照“扶貧”的相關政策，為污染治理重災區的環保企業開辟綠色通道，或是提供一些指標安排。
而對于廣大中小環保企業，駱建華建議，可以成立政府級別的基金，它不是《意見》中提出的“國家綠色發展基金”那樣用于投入具體項目的基金，而是為企業融資進行擔保和貼息，用有限的投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
《意見》明確，要健全生態環境保護經濟政策體系，資金投入向污染防治攻堅戰傾斜，完善助力綠色產業發展的價格、財稅、投資等政策，落實相關稅收優惠政策，推進社會化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
“這份《意見》干貨滿滿，多項有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的經濟政策即將落地，包含價格、財稅、投入、金融等在內的生態環境保護經濟政策體系正在逐步完善，令人振奮。”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首席專家駱建華說。
水價每噸需要提高兩到三毛
“在政府定價的水、電領域，通過將環境成本打入價格，促進治污成本內部化，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這些我們過去提過的建議在《意見》中基本都得到了落實。”駱建華說。
例如，在污水領域，2005年國家曾出臺政策要求城市生活污水處理費不低于0.8元/噸，這對污水治理設施建設快速推進發揮了重要作用。但該費率水平只反映了當時政策要求的COD、BOD等常規污染物的削減，并沒有考慮到氨氮，更沒有涵蓋污泥安全處置，結果導致各種非法轉移、傾倒污泥的案件層出不窮。
對此，《意見》中明確提出，要完善污水處理收費政策，各地要按規定將污水處理收費標準盡快調整到位，原則上應補償到污水處理和污泥處置設施正常運營并合理盈利。對中西部地區，中央財政給予適當支持。
“強調收費要保障污水處理和污泥處置設施的正常運營與合理盈利，將對推進相關工作起到積極作用。反映在水價上，估計每噸需要提高0.2-0.3元的污泥處置費用。”駱建華說。
在大氣領域，火電行業的環保電價政策曾經發揮非常積極的作用，每度電兩分七厘的電價補貼(包含脫硫、脫硝、除塵)直接助力了全行業在較短時間內構建起大量的治污基礎設施。此次《意見》則提出，到2020年，具備改造條件的燃煤電廠全部完成超低排放改造，重點區域不具備改造條件的高污染燃煤電廠逐步關停。
“這部分的電價補貼政策還有待落實，我在2013年年初就提出過政策建議，要為超低排放進行補貼，推動企業提標改造、穩定運營，初步估算大概是每千瓦時一分錢的成本”。駱建華說。
同理，在生活垃圾焚燒發電領域，原來每噸垃圾280度的發電核算標準也應該適度進行提高。駱建華表示，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我國生活垃圾的成分和熱值也發生了顯著變化，現在每噸垃圾已經可以穩定發電300-320千瓦時甚至更高，因此以前每噸垃圾280度的發電核算標準也應該隨著客觀環境的變化而變化，以激勵垃圾焚燒企業做好分類、提升熱值，從而更有利于污染控制。
第三方治理或有40%稅收優惠
除了污水、火電這種政府定價的行業，環境治理還有很多市場定價的領域，上述價格政策并不適用。在這些領域，可以采取稅收優惠政策。
“價格補貼是正向激勵，稅收優惠則是反向激勵。”駱建華表示，今年開征的環境稅給稅收政策提供了一些操作空間，比如，對鋼鐵行業超低排放達標的企業，可以考慮在環境稅征收方面減半征收。
此外，《意見》還規定，要落實相關稅收優惠政策，研究對從事污染防治的第三方企業比照高新技術企業實行所得稅優惠政策。
“這對環境污染第三方治模式是個大利好。高新技術企業所得稅率為15%，一般企業則為25%，若比照前者，第三方治理企業將獲得40%稅收優惠。”駱建華表示，“下一步，需要對優惠征收標準、如何界定第三方、大型集團內部的治理企業算不算第三方等問題進行細化明確，讓政策真正落地。”
從2015年7月1日起，為配合“營改增”改革，此前享受免征或即征即退的污水、垃圾處理、資源綜合利用等環保企業也開始繳納增值稅，直接導致企業收益率下降一到兩個百分點。環保行業的平均利潤率只有6-7%，因此影響很大。
“就這一問題，環境商會曾經多次呼吁，也與財政部門反復溝通，得到的答復是讓企業與地方政府在具體合同中商定提價。但事實上，提價需要多輪論證聽證，操作性較差。”駱建華說，“營改增”事實上加重了環保企業的稅負負擔，怎么合理補償，需要進一步研究。
他建議，根據環境稅減免規定，運營集中治污設施的環保企業達標排放可以免征環境稅，對于從事第三方治理的企業，也應在達標排放的基礎上享受此政策。
環保投入要占比GDP的2-3%
駱建華表示，在國際上，對于“環保投入占GDP比重”和“環境質量改善”的關系有一個通用的指標，即：1.5%是控制，2-3%是改善，也就是說，只有全社會環保投入占GDP的比重達到二或三個百分點，才能支撐環境質量改善。
“我們現在還有比較大的差距，環保投入占GDP的比重從來沒有達到過2%。”他說。
《意見》明確，資金投入向污染防治攻堅戰傾斜，堅持投入同攻堅任務相匹配，加大財政投入力度。逐步建立常態化、穩定的財政資金投入機制。
“建議財政對環保的投入要提高，環保投入幅度要與財政增長幅度相匹配，甚至更高。”駱建華說，“其次，財政投入環保的方式也要從投建設到投運營，從而撬動更多的社會資本投入。”
在企業環保投入方面，根據日本等國的經驗，環保設施建設投入占項目主體設施投入的比例應在5-7%左右，特別是對重化工等“三高”行業，比例應該更高。
此外，《意見》還規定，要推進社會化生態環境治理和保護。采用直接投資、投資補助、運營補貼等方式，規范支持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
“財政投入增長空間有限，排放企業為了達標投入也有定數，大環保概念下生態環境改善的投入，主要還是要靠社會投入的不斷放大，所以要調動社會資本對綠色發展的積極性。”駱建華說。
解決融資難、融資貴
要想提高社會環保投入，融資是關鍵因素之一。但是，環保行業面臨的融資環境一直不樂觀，近期甚至有局部惡化的趨勢。
“這里有去杠桿、化解重大金融風險的原因，東方園林發債遇冷等事件也只是個案，但確實反映出最近資本市場對環保行業的真實溫度。如果要想繼續加大社會生態環保投入，就必須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駱建華說。
首先，在傳統信貸領域，相比其他行業，環保企業普遍缺少土地、廠房等大量有形資產，因此對其的抵押質押品可以考慮從有形資產擴展到無形資產。
“一方面，環保企業與地方政府簽訂的治污收費合同可以到銀行進行質押抵押貸款，與排污企業簽訂的第三方治理收費合同也可以參照這一辦法，銀行部門可以對此研究探索；另一方面，對很多以技術產品、服務見長但抵押品缺乏的環保企業，能否探索以知識產權進行質押的信貸政策，鼓勵環保企業持續創新。”駱建華說。
其次，應該大力發展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金融產品。駱建華表示，這幾年綠色債券很火，但現狀是地鐵等“淺綠”的企業獲得了實惠，而“深綠”的環保企業反而只有零星案例，且規模較小。
第三，上市融資渠道也同樣需要創新。雖然政策明確鼓勵環保企業上市，但多年來一直缺乏可操作性措施。駱建華建議，能否比照“扶貧”的相關政策，為污染治理重災區的環保企業開辟綠色通道，或是提供一些指標安排。
而對于廣大中小環保企業，駱建華建議，可以成立政府級別的基金，它不是《意見》中提出的“國家綠色發展基金”那樣用于投入具體項目的基金，而是為企業融資進行擔保和貼息，用有限的投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