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外界各種爭議，日前，中國銀保監會相關人士回應記者稱，“一二五”并非硬性考核指標，而是方向性的指標，也不會對單家銀行提出要求，將考慮銀行差異化發展。同時，該人士還強調，無論是國企還是民企，銀行的信貸標準皆不能放松。
在11月7日接受媒體采訪時，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強調，初步考慮對民營企業的貸款要實現“一二五”的目標，即在新增的公司類貸款中，大型銀行對民營企業的貸款不低于1/3，中小型銀行不低于2/3，爭取3年以后，銀行業對民營企業的貸款占新增公司類貸款的比例不低于50%。
對此，有市場人士擔憂，這是否會對銀行起到“一刀切”的效果，進而產生過度放貸或者資產質量下降的現象。上述銀保監會相關人士解釋稱，不會采取簡單機械的“一刀切”模式，會尊重銀行定位及基于風險管控的自主經營權。銀行應該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原則，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公司治理完善、負債水平合理、履約記錄良好的民營企業提供和國有企業同樣的信貸支持。他強調，例如泰隆銀行、臺州銀行等銀行，民營企業占客戶比例90%以上，這與它們所在地區和定位是有關的，無法要求所有銀行都能擁有同樣的“節奏”，否則也與監管一直強調的“差異化發展”相悖。
無論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表示，還是郭樹清接受媒體采訪時表達的觀點，都透露出對任何所有制都要“同等對待”，而不是在基本的硬性標準上傾斜于某一類企業的思路。設定“一二五”的方向指引，是為了幫助改變目前民營企業在融資環境中的弱勢地位。“要明確規定，銀行在信貸政策、信貸業務和內部考核方面，不得有任何所有制歧視。”郭樹清指出。
據不完全統計，現在銀行業貸款余額中，民營企業貸款占25%，而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超過60%。民營企業從銀行得到的貸款和其在經濟中的比重還不相匹配、不相適應。為扶持復雜多變經濟環境下的優質民企發展，同時也是我國經濟轉型的重要環節，監管給予一定方向性指引及政策鼓勵，可以推動打破“卷簾門”“玻璃門”“旋轉門”等隱形壁壘。
監管的指引體現在幫助銀行從“懼貸、難貸、惜貸”到“敢貸、能貸、愿貸”。具體來看，過去，不少銀行信貸人員要對貸款負責，稍有不慎，將對不良貸款追償負有連帶責任。而與國企等具有“軟性預算約束”的機構相比，民企償貸壓力更大，相應地，為其放貸風險更高。此次郭樹清強調的“建立盡職免責、糾錯容錯機制”，即是從“懼、難、惜”三個字背后的原因入手。
此外，當下監管還在推進聯合授信機制，防止大型企業過度占用信貸資源。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原因，過去各家銀行對某一單一企業掌握的信息不盡相同，在貸款上可能存在盲目性，導致過度授信的問題。聯合授信機制則使所有銀行對企業的生產經營、財務、負債狀況有所掌握，共同測算合理信貸水平。在效果上，這一措施也能夠把大企業過多的信貸資源“擠”出一部分用于小微和民營企業。據記者了解，目前，聯合授信已經在每個省找了不同類型的企業推進試點工作，并將總結經驗、不斷完善。
事實上，服務民營企業與銀行自身穩健發展的目標是相一致的。當前，我國正處于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關鍵階段，若不轉變經營方式，將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銀行業的根本出路在于轉型發展，在于回歸本源，因此，必須以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在解決金融服務供給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同時，不斷優化信貸和客戶結構，開辟新的業務和利潤增長點。而民營企業是銀行業的戰略性客戶資源，特別是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公司治理良好、負債水平合理的民營企業，成長性極強，潛能巨大。
另外，從近幾年的實踐來看，對中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加大支持力度，需要銀行更好地改進風險管理，加大技術的投入及運用效率，這對銀行業下一步發展及國際化競爭益處頗多。
從風險的角度來看，一方面，民營企業分散化、多元化的決策，有助于銀行分散風險。另一方面，郭樹清在接受采訪時提到，很多民營企業融資渠道較多，除了從銀行貸款外，還包括小貸公司、融資租賃、典當行、私募基金等類金融機構以及民間融資等，有的年化利率高達30%以上，使不少民營企業不堪重負，加大了信用違約概率，同時也將風險傳染到銀行體系。
所以，加大對民營企業的信貸支持與銀行穩健發展并不矛盾。特別需要強調的是，信貸風險標準并不會因此放松，對于經營混亂、公司治理水平低、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以及惡意逃廢銀行債務的企業，無論國企還是民企，皆不屬于銀行支持的對象。
“不能為了完成民營企業貸款而貸款，銀行有風險標準，監管也有風險的指引和要求。”上述銀保監會相關人士強調。此外，記者了解到，對于在支持民營企業時如何盡職免責，銀保監會要求各銀行制定具體的盡職免責標準，避免產生道德風險。
截至今年9月末，對民營企業的貸款余額已經達到了30.4萬億元。同時，18家主要商業銀行三季度新發放的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平均利率已經控制在6.23%，較一季度下降了0.7個百分點。解決橫亙在民營企業面前的“融資高山”已邁出實質性步伐。而解決民企對多元化產品及服務的需求，將是銀行下一步轉型與改革的重點所在。
在11月7日接受媒體采訪時，中國人民銀行黨委書記、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強調，初步考慮對民營企業的貸款要實現“一二五”的目標，即在新增的公司類貸款中，大型銀行對民營企業的貸款不低于1/3，中小型銀行不低于2/3，爭取3年以后，銀行業對民營企業的貸款占新增公司類貸款的比例不低于50%。
對此，有市場人士擔憂，這是否會對銀行起到“一刀切”的效果，進而產生過度放貸或者資產質量下降的現象。上述銀保監會相關人士解釋稱，不會采取簡單機械的“一刀切”模式，會尊重銀行定位及基于風險管控的自主經營權。銀行應該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原則，對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公司治理完善、負債水平合理、履約記錄良好的民營企業提供和國有企業同樣的信貸支持。他強調，例如泰隆銀行、臺州銀行等銀行，民營企業占客戶比例90%以上，這與它們所在地區和定位是有關的，無法要求所有銀行都能擁有同樣的“節奏”，否則也與監管一直強調的“差異化發展”相悖。
無論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表示，還是郭樹清接受媒體采訪時表達的觀點，都透露出對任何所有制都要“同等對待”，而不是在基本的硬性標準上傾斜于某一類企業的思路。設定“一二五”的方向指引，是為了幫助改變目前民營企業在融資環境中的弱勢地位。“要明確規定，銀行在信貸政策、信貸業務和內部考核方面，不得有任何所有制歧視。”郭樹清指出。
據不完全統計，現在銀行業貸款余額中，民營企業貸款占25%，而民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超過60%。民營企業從銀行得到的貸款和其在經濟中的比重還不相匹配、不相適應。為扶持復雜多變經濟環境下的優質民企發展，同時也是我國經濟轉型的重要環節，監管給予一定方向性指引及政策鼓勵，可以推動打破“卷簾門”“玻璃門”“旋轉門”等隱形壁壘。
監管的指引體現在幫助銀行從“懼貸、難貸、惜貸”到“敢貸、能貸、愿貸”。具體來看，過去，不少銀行信貸人員要對貸款負責，稍有不慎，將對不良貸款追償負有連帶責任。而與國企等具有“軟性預算約束”的機構相比，民企償貸壓力更大，相應地，為其放貸風險更高。此次郭樹清強調的“建立盡職免責、糾錯容錯機制”，即是從“懼、難、惜”三個字背后的原因入手。
此外，當下監管還在推進聯合授信機制，防止大型企業過度占用信貸資源。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原因，過去各家銀行對某一單一企業掌握的信息不盡相同，在貸款上可能存在盲目性，導致過度授信的問題。聯合授信機制則使所有銀行對企業的生產經營、財務、負債狀況有所掌握，共同測算合理信貸水平。在效果上，這一措施也能夠把大企業過多的信貸資源“擠”出一部分用于小微和民營企業。據記者了解，目前，聯合授信已經在每個省找了不同類型的企業推進試點工作，并將總結經驗、不斷完善。
事實上，服務民營企業與銀行自身穩健發展的目標是相一致的。當前，我國正處于從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關鍵階段，若不轉變經營方式，將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銀行業的根本出路在于轉型發展，在于回歸本源，因此，必須以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在解決金融服務供給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的同時，不斷優化信貸和客戶結構，開辟新的業務和利潤增長點。而民營企業是銀行業的戰略性客戶資源，特別是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公司治理良好、負債水平合理的民營企業，成長性極強，潛能巨大。
另外，從近幾年的實踐來看，對中小微企業、民營企業加大支持力度，需要銀行更好地改進風險管理，加大技術的投入及運用效率，這對銀行業下一步發展及國際化競爭益處頗多。
從風險的角度來看，一方面，民營企業分散化、多元化的決策，有助于銀行分散風險。另一方面，郭樹清在接受采訪時提到，很多民營企業融資渠道較多，除了從銀行貸款外，還包括小貸公司、融資租賃、典當行、私募基金等類金融機構以及民間融資等，有的年化利率高達30%以上，使不少民營企業不堪重負，加大了信用違約概率，同時也將風險傳染到銀行體系。
所以，加大對民營企業的信貸支持與銀行穩健發展并不矛盾。特別需要強調的是，信貸風險標準并不會因此放松，對于經營混亂、公司治理水平低、產能過剩行業的企業以及惡意逃廢銀行債務的企業，無論國企還是民企，皆不屬于銀行支持的對象。
“不能為了完成民營企業貸款而貸款，銀行有風險標準，監管也有風險的指引和要求。”上述銀保監會相關人士強調。此外，記者了解到，對于在支持民營企業時如何盡職免責，銀保監會要求各銀行制定具體的盡職免責標準，避免產生道德風險。
截至今年9月末，對民營企業的貸款余額已經達到了30.4萬億元。同時，18家主要商業銀行三季度新發放的普惠型小微企業貸款平均利率已經控制在6.23%，較一季度下降了0.7個百分點。解決橫亙在民營企業面前的“融資高山”已邁出實質性步伐。而解決民企對多元化產品及服務的需求，將是銀行下一步轉型與改革的重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