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宏觀政策前瞻
日前，10月份宏觀、金融數據已陸續披露。雖然10月份工業、投資增速小幅回升，但消費增速回落、社融斷崖式下降、PMI下滑逼近榮枯線等顯示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在此背景下，宏觀政策托底穩增長呼聲加大。財政政策方面，明年赤字率是否突破3%仍存爭議。不過貨幣政策方面，降準預期明顯升溫，只是時間、次數仍有爭議。顯然，無論如何選擇，這些政策將對防風險、去杠桿、穩匯率形成影響，政策亦需做出平衡。（楊志錦）
導讀
社科院副院長高培勇表示，在高質量發展階段，防風險成為懸在頭上的一把刀，這是一場輸不起的戰役。在當下的中國，要把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鎖定在3%以內。
10月份工業、投資增速的小幅回升，并沒有改變市場的預期。消費、社融、PMI等數據回落，顯示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不過，就業形勢仍然較好，物價維持穩定，經濟運行總體平穩。
貿易摩擦仍然是未來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多數機構預判2019年經濟增速將繼續下行。
至于2019年宏觀政策走向，各方爭議很大，尤其在赤字率是否突破3%這點上。大規模減稅降費的政策已經明確，基建投資也有望得到一定支持，積極財政政策維持多大的力度、政策空間從哪里來，市場有不同的建議。
一些市場人士則擔憂，財政政策過于積極、政府債務規模過于擴張，不利于結構調整，也不利于防風險。
2019年會如何？
“我國經濟L型觸底會經過兩個底部，第二次觸底可能會在2019年年中。”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近日指出。
這是市場較為典型的判斷，2019年中國經濟增速可能會繼續下行。任澤平給出具體的分析，今年三季度GDP增速為6.5%，為2009年一季度以來的新低；10月PMI指數中新出口訂單指數為46.8%，為33個月以來的新低，中國企業“搶出口”的行為也在透支后續需求；M2、社融增速創新低，金融機構向實體經濟融資很低迷——這些都反映當前經濟形勢較嚴峻。
11月14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10月份數據顯示，工業生產、固定資產投資都有企穩跡象，其中制造業投資增速連續7個月回升，但消費、房地產投資等增速仍在下行。
“當前經濟終端需求端有一些下行壓力，但尚處在正常波動范圍，四季度經濟仍將保持比較平穩，GDP增速或在6.5%左右，對于四季度無須特別擔憂。”國泰君安首席經濟學家花長春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但花長春也指出，2019年中國三大需求可能都會回落，經濟運行會明顯放緩，二、三季度是下行壓力最大的時段，不過，考慮到政策明顯轉向，全年經濟增速或由今年的6.6%左右回落至6.4%。
“一些慢變量的變化，是我們高度關注的。雙11的銷售雖然創新高，但增速在放緩。投資受政策影響較大，容易出現波動，但消費增速一旦下來，短期政策很難使其恢復。消費是經濟運行的基礎，會帶動整體經濟增速趨緩，調整的時間比較長。”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當然，也有相對樂觀的說法。京東金融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內外部的深刻變化，市場普遍對明年經濟預測十分悲觀，但越是一致看空，越是可以期待，真實情況也許會存在改善空間。
政策是否要加碼？
7月末以來，在外部環境發生較大變化、基建投資增速持續下滑等背景下，我國政策開始調整。其中，“穩基建”的政策持續發力，終于在10月份帶動基建投資增速止跌，并出現小幅回升。
外界普遍預計2019年經濟增速繼續下行，是否值得擔憂？11月14日，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在“《財經》年會2019：預測與戰略”上表示，（要實現到2020年GDP翻番的目標）“十三五”期間平均增速要6.2%，到“十三五”的末期增速到了6%，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們的實際增速沒有低于潛在增長能力，我們就是充分就業的增長，就不用擔心。
蔡昉測算的6%的潛在增速，比絕大部分機構預測的經濟增速都要低。蔡昉進一步指出，今天遇到外部沖擊，我們對美出口的大部分被加關稅，下一步可能還會再加關稅，這會影響我們的外需。在投資需求上，出臺一些刺激政策，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但最重要的一點，經濟增速目標應該與潛在能力相適應，6%或略高一點的速度足矣。“否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我們十年的教訓就白費了。”
如果經濟增速下行，2019年的政策是否需要調整？“調控方面要保持定力，我們很多參數并沒有持續惡化。比如，原來預計四季度我國進出口會惡化，但10月份我國進出口還在加快，說明中美貿易沖突對中國外需的影響，沒有前期預計的那么大。另外，投資增速已經擺脫了持續下行的狀況，說明政策正在發揮作用，不能期待政策一出臺就有全面的效果，政策效果還要再觀察。”劉元春指出。
不少分析指出，2019年政策是否調整，取決于經濟增長目標。十九大以來，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擺脫了高速增長階段，經濟增速換擋，需要各方調整適應。
赤字率突破3%？
11月14日，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劉愛華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長期角度來看，我國發展的優勢和潛力也是比較充足的。其中之一，在于目前宏觀政策的空間和余地比較大，通脹水平比較低，財政赤字率也處于比較低的水平，政府的負債率也是處于合理區間，外匯儲備仍然充足，這些方面來看宏觀政策操作空間比較大。
任澤平表示，宏觀調控不要擺動太大，貨幣金融政策未來應轉向穩杠桿，需要區別對待表外融資中滿足民營企業融資的部分，而財政政策應該積極作為。在他看來，宏觀調控與長期改變并不矛盾，改革也需要穩定的宏觀環境。未來應該上調赤字率，不受3%的束縛，推進大規模減稅。經濟不好的時候，應該擴大赤字、擴大減稅，用積極財政政策來熨平經濟周期波動。
”2019年赤字率肯定要破3%。我們認為增值稅的減稅疊加三檔并兩檔的改革或減稅1.3萬億，而個稅減稅方案表明或減稅達3000億-4000億，因此2019年總的減稅幅度比較明顯。在支出剛性的情況下，預算赤字率必然要破3%。政府或通過結轉以往結余和政府基金方面的預算來部分緩解赤字率的上升，但預算赤字率大概率仍會達到3.2%。”花長春指出。
2018年我國赤字率定在2.6%，相較2017年的3%有所回調。在積極財政政策定調不變的背景下，下調赤字率是為應對國際不確定因素增多、國內一些新的風險點出現而備足工具，是為未來預留政策空間。
當前防風險為三大攻堅戰之一，也有觀點旗幟鮮明地反對赤字率突破3%。社科院副院長高培勇指出，在高質量發展階段，積極財政政策的著力點，應該放在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不能搞大水漫灌。積極財政政策，不僅是為了擴大內需，更是為了調整結構。減稅降費重點應該是降成本，給企業降成本，而且減稅降費一定要和政府支出的同步削減聯系起來，否則不會改善資源配置。
“在高質量發展階段，防風險成為懸在頭上的一把刀，這是一場輸不起的戰役。在當下的中國，要把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鎖定在3%以內。”高培勇直言。
劉元春也認為，2019年的赤字率不宜突破3%，地方政府財務過于寬松，不利于結構調整。當前，外部環境的變化，對經濟運行的影響尚未表現出來，我國深層次特別是基礎性的改革還有待推動，過去依靠政府扶持的新動能還有待市場檢驗，所以政策取向上要多預留空間，為明后年做一些準備。
“適當地上調預算赤字率，是積極財政政策的正常體現，遠比通過其它不透明途徑加杠桿強得多，可控得多。當然，赤字率過快的提高，使得市場有所擔心，也可能引起國際評級機構對中國主權評級的調整。”花長春表示。
日前，10月份宏觀、金融數據已陸續披露。雖然10月份工業、投資增速小幅回升，但消費增速回落、社融斷崖式下降、PMI下滑逼近榮枯線等顯示經濟下行壓力較大。在此背景下，宏觀政策托底穩增長呼聲加大。財政政策方面，明年赤字率是否突破3%仍存爭議。不過貨幣政策方面，降準預期明顯升溫，只是時間、次數仍有爭議。顯然，無論如何選擇，這些政策將對防風險、去杠桿、穩匯率形成影響，政策亦需做出平衡。（楊志錦）
導讀
社科院副院長高培勇表示，在高質量發展階段，防風險成為懸在頭上的一把刀，這是一場輸不起的戰役。在當下的中國，要把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鎖定在3%以內。
10月份工業、投資增速的小幅回升，并沒有改變市場的預期。消費、社融、PMI等數據回落，顯示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不過，就業形勢仍然較好，物價維持穩定，經濟運行總體平穩。
貿易摩擦仍然是未來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多數機構預判2019年經濟增速將繼續下行。
至于2019年宏觀政策走向，各方爭議很大，尤其在赤字率是否突破3%這點上。大規模減稅降費的政策已經明確，基建投資也有望得到一定支持，積極財政政策維持多大的力度、政策空間從哪里來，市場有不同的建議。
一些市場人士則擔憂，財政政策過于積極、政府債務規模過于擴張，不利于結構調整，也不利于防風險。
2019年會如何？
“我國經濟L型觸底會經過兩個底部，第二次觸底可能會在2019年年中。”恒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任澤平近日指出。
這是市場較為典型的判斷，2019年中國經濟增速可能會繼續下行。任澤平給出具體的分析，今年三季度GDP增速為6.5%，為2009年一季度以來的新低；10月PMI指數中新出口訂單指數為46.8%，為33個月以來的新低，中國企業“搶出口”的行為也在透支后續需求；M2、社融增速創新低，金融機構向實體經濟融資很低迷——這些都反映當前經濟形勢較嚴峻。
11月14日，國家統計局發布的10月份數據顯示，工業生產、固定資產投資都有企穩跡象，其中制造業投資增速連續7個月回升，但消費、房地產投資等增速仍在下行。
“當前經濟終端需求端有一些下行壓力，但尚處在正常波動范圍，四季度經濟仍將保持比較平穩，GDP增速或在6.5%左右，對于四季度無須特別擔憂。”國泰君安首席經濟學家花長春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但花長春也指出，2019年中國三大需求可能都會回落，經濟運行會明顯放緩，二、三季度是下行壓力最大的時段，不過，考慮到政策明顯轉向，全年經濟增速或由今年的6.6%左右回落至6.4%。
“一些慢變量的變化，是我們高度關注的。雙11的銷售雖然創新高，但增速在放緩。投資受政策影響較大，容易出現波動，但消費增速一旦下來，短期政策很難使其恢復。消費是經濟運行的基礎，會帶動整體經濟增速趨緩，調整的時間比較長。”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
當然，也有相對樂觀的說法。京東金融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當前中國經濟面臨內外部的深刻變化，市場普遍對明年經濟預測十分悲觀，但越是一致看空，越是可以期待，真實情況也許會存在改善空間。
政策是否要加碼？
7月末以來，在外部環境發生較大變化、基建投資增速持續下滑等背景下，我國政策開始調整。其中，“穩基建”的政策持續發力，終于在10月份帶動基建投資增速止跌，并出現小幅回升。
外界普遍預計2019年經濟增速繼續下行，是否值得擔憂？11月14日，社科院副院長蔡昉在“《財經》年會2019：預測與戰略”上表示，（要實現到2020年GDP翻番的目標）“十三五”期間平均增速要6.2%，到“十三五”的末期增速到了6%，也沒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們的實際增速沒有低于潛在增長能力，我們就是充分就業的增長，就不用擔心。
蔡昉測算的6%的潛在增速，比絕大部分機構預測的經濟增速都要低。蔡昉進一步指出，今天遇到外部沖擊，我們對美出口的大部分被加關稅，下一步可能還會再加關稅，這會影響我們的外需。在投資需求上，出臺一些刺激政策，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但最重要的一點，經濟增速目標應該與潛在能力相適應，6%或略高一點的速度足矣。“否則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我們十年的教訓就白費了。”
如果經濟增速下行，2019年的政策是否需要調整？“調控方面要保持定力，我們很多參數并沒有持續惡化。比如，原來預計四季度我國進出口會惡化，但10月份我國進出口還在加快，說明中美貿易沖突對中國外需的影響，沒有前期預計的那么大。另外，投資增速已經擺脫了持續下行的狀況，說明政策正在發揮作用，不能期待政策一出臺就有全面的效果，政策效果還要再觀察。”劉元春指出。
不少分析指出，2019年政策是否調整，取決于經濟增長目標。十九大以來，中國經濟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擺脫了高速增長階段，經濟增速換擋，需要各方調整適應。
赤字率突破3%？
11月14日，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劉愛華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長期角度來看，我國發展的優勢和潛力也是比較充足的。其中之一，在于目前宏觀政策的空間和余地比較大，通脹水平比較低，財政赤字率也處于比較低的水平，政府的負債率也是處于合理區間，外匯儲備仍然充足，這些方面來看宏觀政策操作空間比較大。
任澤平表示，宏觀調控不要擺動太大，貨幣金融政策未來應轉向穩杠桿，需要區別對待表外融資中滿足民營企業融資的部分，而財政政策應該積極作為。在他看來，宏觀調控與長期改變并不矛盾，改革也需要穩定的宏觀環境。未來應該上調赤字率，不受3%的束縛，推進大規模減稅。經濟不好的時候，應該擴大赤字、擴大減稅，用積極財政政策來熨平經濟周期波動。
”2019年赤字率肯定要破3%。我們認為增值稅的減稅疊加三檔并兩檔的改革或減稅1.3萬億，而個稅減稅方案表明或減稅達3000億-4000億，因此2019年總的減稅幅度比較明顯。在支出剛性的情況下，預算赤字率必然要破3%。政府或通過結轉以往結余和政府基金方面的預算來部分緩解赤字率的上升，但預算赤字率大概率仍會達到3.2%。”花長春指出。
2018年我國赤字率定在2.6%，相較2017年的3%有所回調。在積極財政政策定調不變的背景下，下調赤字率是為應對國際不確定因素增多、國內一些新的風險點出現而備足工具，是為未來預留政策空間。
當前防風險為三大攻堅戰之一，也有觀點旗幟鮮明地反對赤字率突破3%。社科院副院長高培勇指出，在高質量發展階段，積極財政政策的著力點，應該放在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不能搞大水漫灌。積極財政政策，不僅是為了擴大內需，更是為了調整結構。減稅降費重點應該是降成本，給企業降成本，而且減稅降費一定要和政府支出的同步削減聯系起來，否則不會改善資源配置。
“在高質量發展階段，防風險成為懸在頭上的一把刀，這是一場輸不起的戰役。在當下的中國，要把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鎖定在3%以內。”高培勇直言。
劉元春也認為，2019年的赤字率不宜突破3%，地方政府財務過于寬松，不利于結構調整。當前，外部環境的變化，對經濟運行的影響尚未表現出來，我國深層次特別是基礎性的改革還有待推動，過去依靠政府扶持的新動能還有待市場檢驗，所以政策取向上要多預留空間，為明后年做一些準備。
“適當地上調預算赤字率，是積極財政政策的正常體現，遠比通過其它不透明途徑加杠桿強得多，可控得多。當然，赤字率過快的提高，使得市場有所擔心，也可能引起國際評級機構對中國主權評級的調整。”花長春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