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負債表是直觀了解一家企業經營狀況的報表，而國家的資產負債表就是“家底”。
自2011年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主任張曉晶、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副主任常欣等以“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為研究課題，力圖全面展現中國的資產、負債和財富的“家底”，為分析中國的國家能力、要素配置、財富構成與債務風險等提供了權威依據。
12月26日，《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8》（下稱《報告》）發布，集中展現了2000-2016年間中國“家底”的變化。
《報告》指出，擁有較大規模的政府資產凈值，并不能保證我們高枕無憂，面對可能到來的“驚濤駭浪”，必須充分估計困難，并做好預案。長遠看，不斷優化存量財富配置，才是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尚有大量改革任務需要完成。
中國凈財富全球第二
社會凈財富規模和GDP是衡量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
《報告》指出，2016年末，我國社會凈財富（非金融資產與對外凈資產之和）總計437萬億元，其中，國內非金融資產424萬億元，對外凈資產13萬億元。中國社會凈財富水平，相當于美國同期財富水平的70.7%，位居世界第二。同期，我國GDP為74.4萬億元，相當于美國同期水平的57.2%，亦位居全球第二。這體現了改革開放的成就。
在2000-2016年間，我國非金融資產由37.5萬億元增長至424.5萬億元，增長了10.3倍；金融資產由53.2萬億元增長至786.2萬億元，增長了13.8倍。金融資產增速顯著高于非金融資產，導致金融行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快速上升。
金融資產中平均增速最高的是證券投資基金、保險和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平均增速分別為44.2%、26.7%和25.2%。《報告》指出，這三項資產的增速領先和占比提高，反映出我國非銀行金融體系的快速發展以及我國金融結構不斷優化：基金和保險已成為我國居民儲存財富的重要方式，同時，銀行表外業務也有了長足的發展。
《報告》指出，社會凈財富的增長來自投資和價值重估。投資來源于儲蓄，是總收入中未被消費的部分，形成了社會凈財富在物量上的增加。價值重估是由資產價格變化導致的財富名義價值增長。
2000~2015年，我國非金融資產年均增長23萬億，其中68%來自投資的貢獻，32%歸因于價值重估。企業上市后估值提升、住房價格上漲等是價值重估的主要原因。我國對外凈金融資產年均增長1萬億，其中，投資貢獻了171%，價值重估的貢獻則為-71%。由于對外凈資產用人民幣計價，所以，匯率的變化對其產生直接影響；2005年以來，人民幣持續升值，導致我國以外匯儲備為主的對外資產的人民幣價格減值。
政府部門持有27%社會凈財富
2016年，我國社會凈財富的73%歸居民所有，剩余27%由政府持有。在影響居民和政府凈財富上的分配的力量主要有兩股：一個是所有制多元化改革的不斷推進，這會降低政府財富的占比；另一個是政府部門掌握的資產經歷了較大程度的價值重估，尤其是2000年以來大量國有企業上市，增加了政府財富的占比。
《報告》指出，政府部門占有大量社會凈財富，是我國與發達經濟體的顯著差異。2016年，英美政府凈資產均為負，而日德政府凈資產占社會凈財富比重均不足5%。這既反映了中國現階段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特點，也體現了公有制為主體的制度性特征。政府主導的經濟趕超，積累了大量的政府性資產，這包括國有企業擴張和地方政府大量負債所形成的基礎設施等資產；而公有制為主體，則使得土地等重要資源為政府所有，也導致政府資產規模龐大。奉行公共財政（而非生產建設性財政）、土地私有化和國企占比很小，是西方發達經濟體政府資產規模顯著小于我國的主要體制因素。
從風險維度看，政府部門擁有大量凈資產是國家能力的重要體現，它使得我們能夠有底氣地應對風險。但是，從效率維度看，政府直接擁有和配置大量資產，也致經濟的整體效率下降。
《報告》建議，長遠看，我國需要盤活和重置政府存量資產，這包括大幅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創新配置方式、更多引入市場機制和市場化手段、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鑒于國有企業股權也是政府凈資產的重要構成，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僵尸國企的退出，應是優化配置政府資產的題中應有之義。
有足夠信心應對債務風險
《報告》指出，僅從債務或杠桿率角度來討論債務風險，結論可能偏頗。而凈財富是應對風險能力的重要體現，需綜合考察資產、負債和凈財富。
《報告》表示，結合中國的國民凈財富數據，在應對債務風險問題上，我們有足夠的信心。2000~2016年，中國政府負債從2萬億上升至27萬億，規模擴大至原來的13倍；政府資產也同步增長，從11萬億元上升至146萬億元，規模擴大至原來的12.8倍。這樣，中國政府所擁有的凈財富就從9萬億元上升到119萬億元，規模亦擴大至原來的12.7倍。近120萬億的政府部門凈財富構成應對債務風險的雄厚基礎。
不過，仍有三大因素可能會對政府凈財富造成沖擊，需要引起關注。
一是未直接計入的各類隱性債務。這包括地方政府大量的隱性債務（按不同口徑估算，約在30~50萬億之間）；以及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中政府所應承擔的隱性債務（《報告》估算約為25萬億）。
二是政府資產的流動性。我國政府部門凈資產中，剔除掉變現能力較差的非金融資產，凈金融資產可以達到73.0萬億元；其中國有企業股權為52萬億，占政府凈資產的44%。政府非金融資產中，政府土地儲備具有較強的流動性，其規模為23.9萬億，占政府非金融資產的52.4%。總體上，政府資產的變現能力較強。
三是資產價格的順周期性。過去十幾年來，全部非金融資產增量中有三成的比例來自于價值重估的貢獻；金融資產中的股票和投資基金等權益類資產具有更強的順周期性，其估值水平與經濟周期密切相關。
自2011年以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主任張曉晶、國家資產負債表研究中心副主任常欣等以“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為研究課題，力圖全面展現中國的資產、負債和財富的“家底”，為分析中國的國家能力、要素配置、財富構成與債務風險等提供了權威依據。
12月26日，《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18》（下稱《報告》）發布，集中展現了2000-2016年間中國“家底”的變化。
《報告》指出，擁有較大規模的政府資產凈值，并不能保證我們高枕無憂，面對可能到來的“驚濤駭浪”，必須充分估計困難，并做好預案。長遠看，不斷優化存量財富配置，才是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尚有大量改革任務需要完成。
中國凈財富全球第二
社會凈財富規模和GDP是衡量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
《報告》指出，2016年末，我國社會凈財富（非金融資產與對外凈資產之和）總計437萬億元，其中，國內非金融資產424萬億元，對外凈資產13萬億元。中國社會凈財富水平，相當于美國同期財富水平的70.7%，位居世界第二。同期，我國GDP為74.4萬億元，相當于美國同期水平的57.2%，亦位居全球第二。這體現了改革開放的成就。
在2000-2016年間，我國非金融資產由37.5萬億元增長至424.5萬億元，增長了10.3倍；金融資產由53.2萬億元增長至786.2萬億元，增長了13.8倍。金融資產增速顯著高于非金融資產，導致金融行業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快速上升。
金融資產中平均增速最高的是證券投資基金、保險和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平均增速分別為44.2%、26.7%和25.2%。《報告》指出，這三項資產的增速領先和占比提高，反映出我國非銀行金融體系的快速發展以及我國金融結構不斷優化：基金和保險已成為我國居民儲存財富的重要方式，同時，銀行表外業務也有了長足的發展。
《報告》指出，社會凈財富的增長來自投資和價值重估。投資來源于儲蓄，是總收入中未被消費的部分，形成了社會凈財富在物量上的增加。價值重估是由資產價格變化導致的財富名義價值增長。
2000~2015年，我國非金融資產年均增長23萬億，其中68%來自投資的貢獻，32%歸因于價值重估。企業上市后估值提升、住房價格上漲等是價值重估的主要原因。我國對外凈金融資產年均增長1萬億，其中，投資貢獻了171%，價值重估的貢獻則為-71%。由于對外凈資產用人民幣計價，所以，匯率的變化對其產生直接影響；2005年以來，人民幣持續升值，導致我國以外匯儲備為主的對外資產的人民幣價格減值。
政府部門持有27%社會凈財富
2016年，我國社會凈財富的73%歸居民所有，剩余27%由政府持有。在影響居民和政府凈財富上的分配的力量主要有兩股：一個是所有制多元化改革的不斷推進，這會降低政府財富的占比；另一個是政府部門掌握的資產經歷了較大程度的價值重估，尤其是2000年以來大量國有企業上市，增加了政府財富的占比。
《報告》指出，政府部門占有大量社會凈財富，是我國與發達經濟體的顯著差異。2016年，英美政府凈資產均為負，而日德政府凈資產占社會凈財富比重均不足5%。這既反映了中國現階段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特點，也體現了公有制為主體的制度性特征。政府主導的經濟趕超，積累了大量的政府性資產，這包括國有企業擴張和地方政府大量負債所形成的基礎設施等資產；而公有制為主體，則使得土地等重要資源為政府所有，也導致政府資產規模龐大。奉行公共財政（而非生產建設性財政）、土地私有化和國企占比很小，是西方發達經濟體政府資產規模顯著小于我國的主要體制因素。
從風險維度看，政府部門擁有大量凈資產是國家能力的重要體現，它使得我們能夠有底氣地應對風險。但是，從效率維度看，政府直接擁有和配置大量資產，也致經濟的整體效率下降。
《報告》建議，長遠看，我國需要盤活和重置政府存量資產，這包括大幅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創新配置方式、更多引入市場機制和市場化手段、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鑒于國有企業股權也是政府凈資產的重要構成，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僵尸國企的退出，應是優化配置政府資產的題中應有之義。
有足夠信心應對債務風險
《報告》指出，僅從債務或杠桿率角度來討論債務風險，結論可能偏頗。而凈財富是應對風險能力的重要體現，需綜合考察資產、負債和凈財富。
《報告》表示，結合中國的國民凈財富數據，在應對債務風險問題上，我們有足夠的信心。2000~2016年，中國政府負債從2萬億上升至27萬億，規模擴大至原來的13倍；政府資產也同步增長，從11萬億元上升至146萬億元，規模擴大至原來的12.8倍。這樣，中國政府所擁有的凈財富就從9萬億元上升到119萬億元，規模亦擴大至原來的12.7倍。近120萬億的政府部門凈財富構成應對債務風險的雄厚基礎。
不過，仍有三大因素可能會對政府凈財富造成沖擊，需要引起關注。
一是未直接計入的各類隱性債務。這包括地方政府大量的隱性債務（按不同口徑估算，約在30~50萬億之間）；以及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中政府所應承擔的隱性債務（《報告》估算約為25萬億）。
二是政府資產的流動性。我國政府部門凈資產中，剔除掉變現能力較差的非金融資產，凈金融資產可以達到73.0萬億元；其中國有企業股權為52萬億，占政府凈資產的44%。政府非金融資產中，政府土地儲備具有較強的流動性，其規模為23.9萬億，占政府非金融資產的52.4%。總體上，政府資產的變現能力較強。
三是資產價格的順周期性。過去十幾年來，全部非金融資產增量中有三成的比例來自于價值重估的貢獻；金融資產中的股票和投資基金等權益類資產具有更強的順周期性，其估值水平與經濟周期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