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之際，部分環保企業卻陷入了高負債、高杠桿的泥潭。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融資成本高、融資壓力大，財務成本快速上升；另一方面則是大量的項目工程款、運營服務費等被拖欠。

由于涉及的大型骨干企業、上市公司多，且多處于行業上游，其不良后果已經開始通過產業鏈蔓延。少數企業的債務危機演變成為“灰犀牛”，正在對整個環保產業的發展產生影響。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到，政府要帶頭講誠信守契約，決不能“新官不理舊賬”，對拖欠企業的款項年底前要清償一半以上，決不允許增加新的拖欠。

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下稱“環境商會”)近日也公開呼吁，重啟市場化改革，強化中央轉移支付和地方財政支付監督，加強地方政府信用體系建設，并將環境設施運營情況和費用支付情況，納入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問責范圍。

環保企業受欠資困擾

北京首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首創股份”)是北京首都創業集團旗下的國有控股環保旗艦企業，2000年在上交所掛牌上市。

作為首批從事環保投資的上市公司，截至2018年6月，首創股份在全國23個省份的100多個城市擁有項目，總資產達到611億元。水處理能力達到2400萬噸/日，固廢處理能力超過4萬噸/日，是全球第五大水務環境運營企業。

如今，這樣一家具有一定產業規模和服務品牌的企業，正受到地方政府欠資的困擾。

首創股份運營管理團隊近日透露，截至2017年底，首創股份在遼寧、河南和內蒙古的項目公司，被當地政府拖欠的水費就分別高達1.8億元、0.94億元和0.97億元，滯后月份短則4個月，長則有22個月。

從首創股份的網站和年報等披露信息來看，該公司被拖欠的服務費累計占主營業務收入的8.6%。

對于欠費原因，首創股份有關人士分析稱，3個項目公司遇到的情況各不相同。

其中，遼寧項目公司所在地政府財政收入下降，財政支付形勢嚴峻，污水處理費支付更是顧睱不及。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污水處理服務費未納入當地財政預算或額度嚴重不足。

相關報告分析稱，當地本級財政在制訂下一年度預算時，以環保局收到的排污費、自來水代收的污水處理費，扣除環保局、收費辦的日常開支后再支付污水處理服務費。2017年度預算內安排不足千萬，缺口超過4000萬元。一些城區則在年度預算中完全沒有考慮污水處理服務費列支，污水處理服務費支付全部為預算外資金安排，必須由一把手市長、區長簽字才能支付。

除了上述原因，首創股份在河南和內蒙古的項目還遇到污水出水標準等級提高導致新增除磷劑成本增加、當地機構調整等問題，加大了水費回收難度。

像首創股份這樣受困于債務拖欠的環保企業，甚至是環保上市公司，目前為數不少。

有統計顯示，根據環保上市公司陸續發布的2018年業績報告，半數利潤增速為負，凈利潤同比下降超八成。*ST凱迪、神霧環保、神霧節能、天翔環境、盛運環保、三聚環保、東方園林、蒙草生態、興源環境、鐵漢生態等股價跌幅均超過50%。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應收賬款難以兌現。

多重因素導致企業被欠費

環境商會秘書長馬輝表示，近年來，一些地方政府拖欠自來水費和污水處理費的現象較為普遍，有些甚至拖欠長達數年，“應付賬款拖欠導致環保企業財務負擔沉重，降低了企業償付能力，財務風險增加。”

環境商會此前的一項調查發現，環保企業自來水費和污水處理費長期被拖欠，影響了污水處理設施的長期達標運營。環保投入不足，使污染治理設備得不到及時養護和維修，導致污水超標排放，有些污水處理廠甚至停運。

按照《城鎮排水和污水處理條例》和國家發改委《關于制定和調整污水處理收費標準等有關問題的通知》等規定，污水處理費是按照“污染者付費”原則，由排水單位和個人繳納并專項用于城鎮污水處理設施建設、運行和污泥處理處置的資金。

馬輝說，城市污水處理費一般被列入行政事業(經營服務)性收費項目，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專款專用，不得截留、擠占或挪用。但是，在我國現有法律體系裁決中，即使地方政府違約在先拖欠處理費，企業也只能通過其他合法途徑解決。水務企業即使存在財務困難，也不能停運和超標排放，只能自行墊資維持設施的基本運轉，否則將面臨嚴厲的行政處罰。

環境商會分析，當前，水務企業被欠費的原因主要有三個：

地方政府說了算。由于我國水務市場由買方占據主導地位，地方主管部門掌握話語權和定價權，多數環保企業為了維護良好的政府關系，擴大市場占有率，采用賒銷方式提供公共水務產品和服務，導致應收賬款大量增加。

普遍收支倒掛。調查發現，我國各地污水處理費用普遍收支倒掛，平均污水處理成本約1~1.2元/噸，社會污水處理費收入約為0.8~1元/噸，即多數省市還有一部分資金缺口尚需地方財政彌補。

應收盡收不到位。調查發現，全國很多縣城和建制鎮的水費應繳單位沒有繳費，居民污水處理費收繳率低甚至沒有收費。另外存在個別企業惡意拖欠現象。

建議重啟市場化改革

“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去年11月以來，各地區、各有關部門和大型國有企業積極清理被拖欠的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賬款。在這一力度之下，我相信環保企業都不同程度地得益于政策的利好。”環境商會會長、博天環境董事長趙笠鈞說。

北京清新環境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總裁張根華告訴記者，公司曾經有20多億元的應收賬款，去年中央政策出臺后，回款非常快，在今年6月30日前80%以上欠款可以到賬。

不過，在趙笠鈞看來，欠費問題不能靠運動式的解決，應建立起一種合理的機制，制定公共供水和污水處理費用的追繳程序和管理辦法，支持環保企業以法律為依據追繳欠款。應明確償還期限和方式，督促地方財政部門在限定期限內支付環境基礎設施服務費用。

首創股份總經理楊斌表示，欠費問題從深層次看體現的是政府的履約意識和履約能力，“政府有沒有履約的意識，會直接影響到社會資本是否積極參與到PPP中來。”

而重啟市場化改革是解決問題的方式之一。“重啟改革就是重新劃分中央、地方和企業的責任，推進環保領域PPP模式規范化健康發展，完善綠色價格機制、綠色稅收和收費政策，以及綠色金融政策等。”E20環境平臺首席合伙人傅濤說。

環境商會副會長兼首席環境政策專家駱建華表示，目前，我國環境治理對于行政手段依賴度過高，缺少市場化經濟手段的調節，應加強地方政府信用體系建設。

駱建華建議加大信息披露力度，建立“黑名單”，并與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掛鉤，減少地方政府違約毀約風險，以督促履行地方政府公共服務責任。對于違約毀約而侵犯合作方的合法權益行為，在地方主管領導干部績效考評中應統籌考慮。

環境商會也就重啟環境治理市場化改革提出了建議，包括完善PPP合同終止和回購補償機制，建立政府PPP違約擔保基金。由于法律政策變動而終止項目或不支付合法收益，社會資本可以通過有效的投訴、賠償和救濟渠道維護應得權益。

此外，適度提升地方政府環境服務供給能力。建議財政部指導地方政府精準控制地方債務，避免“一刀切”叫停PPP項目的簡單化做法，防止人為導致違約風險。同時，進一步完善環境服務價格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