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駿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金融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受訪者供圖

今年夏季達沃斯論壇期間，中國經濟仍是各界討論焦點。新京報就中國經濟這一話題采訪了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清華大學金融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馬駿。在他看來，G20峰會中美元首會晤達成的共識，向全球市場發出了積極信號，今年經濟增速保持6%以上的可能性明顯提高，沒有必要再動用更大的刺激政策。

而對于今年備受關注的房地產稅問題，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鐵在論壇期間接受新京報采訪時表示，從長期以及改革的出發點上看，推出房地產稅是一件好事兒，但目前并不是推出房地產稅最好的時機。

“沒有必要再動用更大的刺激政策”

新京報：G20峰會中美元首會晤達成的共識，向全球市場發出積極信號。在這一背景下，中美的宏觀政策是否會有所變化？

馬駿：中美元首會晤達成的共識，向全球市場發出積極信號，消除了中國經濟下半年面臨的一大不確定性。目前看，由于這個不確定性的消除，今年中國經濟增長保持在6%以上的可能性比此前的概率明顯提高了。如果經濟增速能夠保持在6%以上的話，失業率保持在5.5%以下的目標就能實現。在這樣的前景下，我覺得沒有必要再動用更大的刺激政策。目前已經出臺的支持性的貨幣、財政以及一些其他政策，能夠實現經濟增速達到6%以上、失業率維持在5.5%以下的目標。

宏觀政策的空間當然還是有的，但也不能說是無限的空間。比如從貨幣政策看，我們的宏觀杠桿率已經比較高了，政策基調還應該是要降杠桿、穩杠桿，不能搞成加杠桿。另外，貨幣政策過于寬松的話，可能會給匯率造成比較大的下行壓力。當然美國也在討論降息，這樣為我們的寬松創造了一定的空間，但中國的寬松程度不能明顯強于美國，否則也會導致匯率貶值的壓力。

新京報：目前看，還有哪些不確定性因素會影響中國經濟？從風險上看，風險是上升還是下降的？

馬駿：中國經濟的風險主要還是來自外部。但我們并不清楚這些方面的風險會演化成什么樣子。比如說，科技方面的沖突似乎也有緩解的跡象，但也存在不確定性。此外，美國對伊朗、朝鮮等會采取什么樣的措施等，也不確定，這些可能都在相當程度上會影響全球資本市場投資者的情緒，中國經濟也不可避免會受到波及?，F在很難量化這些外部風險會對中國經濟究竟產生多大的影響。但確實一旦發生的話，尤其是地緣政治方面的事件發生的話，會對中國經濟產生較大的影響。

從內部的金融風險看，其來源很多，但是一個很大的風險就是杠桿過高所帶來的風險。對企業、對國家整體來講，都必須要防范這個風險。在過去很多年直至2017年，中國的杠桿率處于一個快速上升的過程中，之后經歷了去杠桿、穩杠桿的過程，但今年前三個月杠桿率又有開始抬頭的趨勢。我們最近研究報告的一個政策相關的建議就是，在去杠桿的過程當中要保持定力，即經濟政策不能老是被短期的經濟波動綁架。

“讓民企有更大信心在國內投資，對激發經濟韌性非常重要”

新京報：外部不確定性不可把握，一個共識是，中國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目前看，中國經濟的韌性和潛力在哪里？

馬駿：中國經濟的韌性和潛力，從產業上看主要來自新經濟。如果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等產業有一個較大提升的話，會給中國經濟創造出巨大的空間。此外，還有我一直在推的綠色金融，希望所支持的綠色經濟能有更強的發展動力，包括新能源、新能源汽車以及各種各樣的環保技術等。

另外，中國經濟的韌性和潛力的激發要求體制本身要有彈性，就是說要更多用市場機制的方式去動員和配置資源。比如說，要讓更多的民營企業有更大的信心在國內投資，這就是激發經濟韌性非常重要的方向。尤其是要推動競爭中性原則來進行國企改革。如何理解？就是對各種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不管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還是外資企業，在準入、補貼、政府采購等所有方面一視同仁，采取平等的政策，而這就要求有一套比較完善的政策和執行機制。

民營中小企業貢獻60%以上的GDP，民營企業信心的提高對中國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如果未來有這樣一套比較完善的政策和執行機制，讓民企持續在國內投資，就能激發出來很大的經濟潛力。

新京報：你剛提到，要有一套比較完善的政策和執行機制，從而使得競爭中性原則得以實現。這個機制到底應該怎樣建立？

馬駿：OECD有一套機制，這套機制通過8個領域具體落實競爭中性原則，包括在融資、稅收、準入、采購、補貼等領域都要落實這一原則。

我認為，中國要真正落實競爭中性原則，就是要梳理出民營企業認為沒有享受到中性政策的領域到底存在哪些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很多法律法規要重新進行修訂。而在執行方面，要有一個仲裁機制，比如說民企認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要有這樣一個地方去表達訴求，讓這些訴求得到比較客觀公正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