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金融危機、特朗普主義以及所謂的脫鉤令世界各地區不再那么相互依賴，但尚未從根本上對這種相互依賴構成挑戰。

在這個世界中，德國DAX指數涵蓋的上市公司在全球范圍內與數千家供應商打交道，其中電纜線束來自烏克蘭，程序員在印度。蘇伊士運河的“小動脈阻塞”立刻就導致全球出現“心臟”問題。

我們所知道的這種全球化已成為歷史。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出口將出現問題，經濟將衰退。

2月24日既是一個轉折點，也是一個催化劑。舊的東西正在死亡，而新的還沒有誕生，只是模糊地顯現出跡象：地緣政治競爭較為激烈；圍繞資源和技術領先地位展開競爭；在多極世界中出現相互競爭的地區和國家；浮現出聯盟和特殊利益集團。對于公司而言，這意味著穩定的環境已成為過去。供應鏈變得脆弱。全球業務暢通無阻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奧地利經濟研究所所長、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前所長加布里爾·費爾貝邁爾對這種情況作了如下描述：“自由世界貿易體制的時代似乎暫時結束了。國家的影響力將增加，貿易政策將日益政治化。”簡而言之，商業問題就是政治問題。

費爾貝邁爾認為，全球化已“倒退”很長時間了。他說，與俄羅斯的沖突現在“非常清楚地表明，在地緣戰略沖突的背景下，必需品依賴進口的國家可能會受到勒索”；實際上，俄羅斯出兵烏克蘭一事需要歐洲作出更嚴厲的回應，“但由于一些國家依賴俄羅斯天然氣，這是不可能的”。

德國以某種方式與俄羅斯保持對話，自己不向烏克蘭運送任何重型武器，且暫時不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實施禁運——德國總理朔爾茨的核心想法是：德國不得罪任何人，經濟運行像以前一樣平穩，德國人免于遭遇嚴重通貨膨脹，盡可能少受戰爭和危機沖擊，他們會感謝總理。

問題是，政治現實不能被排除在公司的資產負債表之外。德國人首先必須重新學會將價值觀中立的外貿政策和以價值觀為導向的外交政策結合起來考慮。

有一點很清楚：德國不能再在美國的保護傘下創造和享受繁榮，而必須為自己未來的安全作出更大貢獻。如果在美國總統拜登短期得勢之后，美國在2024年再次落入前總統特朗普之手，那該怎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