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定意義上說，地勘結果決定著一個地區的工業版圖。而河北鋼鐵工業形成和發展軌跡，便體現著地勘的作用。
摸清河北鐵礦的“底數”
1929年6月的一天，灤平、隆化交界處的七家子村（今承德市大廟鎮）。
兩位心情沮喪的年輕人正行走在山路上，他們是民國政府農礦部北平地質調查所調查員孫健初、王曰倫。
中國現代科學起步后，很快就取得令世界矚目的成果。例如：周口店北京人頭蓋骨的發現和仰韶遺址發掘。這兩項成果依然令國人自豪，主持這兩項研究的是我國近代著名科研機構——成立于1913年并于1916年開始運行的中國地質調查所。
地質調查所成為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等多個重量級科研單位的搖籃，也是中國早期地質、采礦工程等專業學術團體的誕生地和學術活動場所，走出了幾十位兩院院士和眾多地學大師。
但是孫健初、王曰倫抱著實業報國的理想來到熱河尋找礦藏，卻遭到了熱河省主席湯玉麟的拒絕和驅逐。
“你看，那是什么！”在回京的路上，王曰倫驚喜地跑向路邊，拾起了一塊暗紅色的石頭。這是金紅石！那一刻他們的心情由沮喪變為驚喜，因為他們知道，這里有他們苦苦尋覓的寶藏！
接下來，孫健初和王曰倫在大廟礦區盤桓數日，歷盡艱辛。他們用隨身攜帶的地質羅盤測量礦體走向，根據外露礦石勘察地表礦脈長寬，并推算儲量。隨后，二人采集礦樣回到北平化驗，寫出了調查報告。這份報告刊發于民國18年《中國礦業紀要》第三期，報告結尾稱：“實有價值之寶藏也”！
兩人根據勘查結果估算大廟鐵礦儲量約有1134萬噸。而這次偶然發現釩鈦磁鐵礦礦脈，開啟了中國釩鈦行業的新篇章，為日后承鋼建廠奠定了基礎。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1933年3月，承德失陷。經過詳細勘探，日本“滿洲特殊鐵礦株式會社”1940年成立“灤平礦業所”。此后，大廟采礦所、雙頭山選礦廠、錦州女兒河制煉所陸續建成，1942年8月開始采礦，1943年1月開始冶煉。
新中國成立后，大廟的礦山才回到中國人手中。彼時百廢待興，鋼鐵生產成為重中之重，北方釩鈦磁鐵礦的開發被提上日程。
1952年開始，國家對大廟鐵礦進行了正式的勘探，到1957年，累計探明鐵礦石儲量3949萬噸。
1953年5月15日，中國與蘇聯政府簽訂141項援建項目協議書（后增加至156項），由大廟鐵礦、雙塔山選礦廠、女兒河冶煉廠組成的熱河釩鈦聯合工廠，被列為援建項目之一。
翌年10月1日，共和國五周歲生日之際，在承德避暑山莊德匯門外的“小紅樓”，熱河鐵礦廠正式成立。
大廟鐵礦從勘查發現到建成礦廠的歷程在河北非常有代表性。
河北省地質調查院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研究所所長袁海波說，河北省鐵礦勘查開發歷史悠久，有據可查的文字記載表明自先秦時期，在河北的邯邢地區就已經開始鐵礦的開采和冶煉。近代的鐵礦調查工作始于二十世紀初。
比大廟鐵礦發現還要早一些，1914年開始，一些西方人士先后在張家口、唐山、邯邢一帶進行鐵礦調查，發現了一批重要的鐵礦。日偽時期侵略者也對上述地區的鐵礦進行了局部的地質調查和初級的地質勘查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在黨的領導下，地勘隊伍才對河北省鐵礦進行了系統的地勘調查，逐漸摸清了河北鐵礦的“底數”。
袁海波介紹說，從1953年開始，華北地質局對“鞍山式”鐵礦開展了大規?？辈楣ぷ鳎醪教矫髁舜笫?、石人溝、司家營（北區）等大中型鐵礦，為首鋼、唐鋼提供了原料基地；1955年完成大廟、黑山釩鈦磁鐵礦普查勘探，在全國第一次肯定了“大廟式”鐵礦遠景；1957年發現和驗證了符山、玉泉嶺、武安礦山村等鐵礦；1956—1957年完成了龐家堡、煙筒山等鐵礦的勘探工作，肯定了“宣龍式”鐵礦的遠景。
至此，從張承地區到冀東、邯邢地區，四個重要的礦集區被陸續確認，這也基本上勾勒出了后來河北鋼鐵行業的基本框架。
形成四大區域產業中心
“從自然地理的角度來看，河北省鐵礦主要分布在北部的燕山和西部的太行山地區。”袁海波介紹說，“根據全省鐵礦分布地域及礦床成因，河北鐵礦可劃分為冀東鐵礦礦集區、承德鐵礦礦集區、張宣鐵礦礦集區和邯邢鐵礦礦集區共四個鐵礦礦集區，分屬于我國七個重要鐵礦成礦區帶的遼吉冀晉內蒙古（華北地臺北緣）鐵礦帶和冀魯晉豫皖鐵礦帶。”
關于鐵礦成因和礦床類型，全省鐵礦可劃分為五種成因類型：即冀東一帶的沉積變質型鐵礦、邯邢一帶的矽卡巖型鐵礦、張承地區巖漿巖型鐵礦、宣化龍關一帶的沉積型鐵礦和火山熱液型鐵礦。
其中前四種是鐵礦的主要成因類型，火山熱液型鐵礦在全省僅有兩例小型礦床。另外，河北省還是全國最大的超貧磁鐵礦產區。
在袁海波看來，河北鋼鐵行業的總體格局與鐵礦石資源的地理分布基本一致。河北的四個鐵礦礦集區，催生了大量礦山和冶金企業，市場形成，城市也逐漸壯大，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四個重要的鋼鐵區域中心。
比如張家口宣化，城市基本上是伴隨著龍煙鐵礦的發展而壯大的。
龍煙礦創辦初期曾是民國北洋政府規劃建設的“中國北方最大的工業中心”。
日本侵占我國東北后，推出《中日經濟提攜合作開發華北計劃》，明確提出“合作程序的第一步即開發龍煙鐵礦”。
1939年7月，侵華日軍注冊登記“龍煙鐵礦株式會社”，下設龐家堡、煙筒山兩個采礦所，隨后開啟了瘋狂掠奪龍煙鐵礦資源的序幕。
新中國成立后，龍煙鐵礦被列入國家重點恢復擴建項目，生產建設屢創佳績，一度成為我國著名的大型地下鐵礦，為新中國冶金礦山事業作出重要貢獻。
國民經濟三年恢復建設時期，龐家堡礦區被列入國家基本建設項目，后正式更名為重工業部“龍煙鐵礦總廠”，機關由宣化牌樓西街搬遷到龐家堡區，龍煙的新發展開啟。
隨著國家的不斷投入，礦山的職工力量和產量得到不斷發展。到1952年底，礦山已有職工5797人，年產礦砂69.35萬噸，累計生產礦砂122.96萬噸，供應石景山鋼鐵廠和太原鋼鐵廠冶煉。
為了繼續探明龍煙的儲量，1953年，在蘇聯專家指導下，龐家堡地質隊對煙筒山礦區和大東地區進行了大規模調查，并編寫了《煙筒山鐵礦區地質勘探最終報告》，提交儲量3743萬噸。同年7月，原地質部二二一隊、龐家堡地質隊等聯合對三賢廟鐵礦一帶進行普查詳查，分別編寫了《河北省龍關縣黃草梁（黃田）鐵礦區地質勘探報告》。
根據探得的儲量，1953年，國家對龍煙啟動了一期擴建工程，并將其列入國家“一五”鋼鐵工業限額以上項目。原重工業部下達《龐家堡礦一期擴建任務書》，設計年產礦砂150萬噸，以采富礦為主，礦石直接入爐，配套建設35千伏輸電等重點項目。到1957年末，一期擴建工程全部竣工，實際投資2736.8萬元，鐵礦石產量達到當時全國總產量的10%，占河北省同期總產量的60%。宣化因此也成為當時國內知名的工業重鎮。
在袁海波看來，區域鋼鐵中心形成的因素主要有原料、運輸、鋼材消費等三個方面，主要又分為資源鄰近型和市場鄰近型。
唐山、邯鄲等區域鋼鐵中心主要是遵循資源鄰近型原則。兩地靠近原料基地，其中唐山市占保有總量的75.17%，穩居河北省第一位；邯鄲占保有總量的4.80%，鐵礦保有資源儲量豐富。同時，能夠與下游用鋼行業形成緊密的產業鏈集群，唐山、邯鄲地區也是機器制造、金屬加工等行業發達地區，交通便利，為鋼鐵企業與鋼材消費企業之間進行直接交易、物流直供提供保障。
河北鋼鐵業的經驗和模式
河北的鋼鐵行業不僅造就了一批工業城市，還曾向全國輸出先進經驗和模式。其中，承鋼更是為“大三線建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大三線建設”是指自1964年開始，在中國西南、西北地區進行的一場以戰備為指導思想的大規模國防、科技、工業和交通基本設施建設。17年間，國家投入2052億元，建成1100家大中型工礦企業、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基本形成了交通、電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鋼鐵等生產部門相互配套的體系，可謂宏偉深遠的超級戰略工程，厥功至偉！為什么要這樣做？一句話，就是建立中華民族的“戰略大后方”。
黨和國家領導人當時強調必須把三線的重工業特別是鋼鐵工業搞起來，這樣，軍事工業才有基礎。由于在四川攀枝花地區發現了儲量豐富的鐵礦資源，建設攀枝花鋼鐵基地成為大三線建設的關鍵。1964年5月至8月，中共中央兩次召開會議，做出三線建設的重大決策部署。
但是，攀枝花地區蘊藏的礦產資源，屬于高鈦型釩鈦磁鐵礦。而高鈦型釩鈦磁鐵礦的高爐冶煉是一個世界性難題，是西方國家一百多年懸而未解的特殊難題。
時任冶金部副部長高楊文在他的《三線建設回顧》遺稿中說：“攀枝花鋼鐵廠能不能建設成功，首先取決于能不能在普通高爐內，把攀枝花釩鈦磁鐵礦煉出鐵來。不突破這個難關，就談不到建設鋼鐵廠。”
此前，我國也在北京、上海、東北工學院、鞍鋼等進行過一些實驗，但都未成功。1964年夏，原冶金部召開會議，決定進行一次攀枝花釩鈦磁鐵礦高爐冶煉模擬實驗，地點未定。會后，參加會議的承鋼中心實驗室負責人周繼賢火速回廠，向廠領導進行了匯報。
時任副廠長的王紹弼敏銳地認識到這是承鋼恢復冶煉生產的絕佳機遇，于是，他和副廠長魏殿選等人5個月內9次進京請纓，終于申請到了實驗在承鋼進行。
1964年底，原冶金部調集108位專家組成“承鋼100米高爐冶煉釩鈦磁鐵礦模擬實驗組”，他們是從全國各大鋼企、科研院所、大專院校抽調而來，都是冶金領域的頂尖專家。
最終，承鋼實驗成功，填補了世界高鈦型釩鈦磁鐵礦高爐冶煉的技術空白，為后來攀枝花的建設摸索出了道路。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曾在工業戰線樹立了兩個典型，一個是大慶，另一個是邯鋼。
在上世紀90年代，時任邯鋼總經理的劉漢章把市場機制引入企業內部經營管理，推行“模擬市場核算、實行成本否決”經營機制，使邯鋼實現跨越式發展，利潤總額連續4年保持全國同行業前三位。
“邯鋼經驗”不僅使邯鋼由一個地方鋼鐵企業躋身國家特大鋼鐵企業行列，還在全國千萬家國企掀起了一場企業管理模式革命，邯鋼也被譽為我國“工業戰線上的一面紅旗”。
1984年1月，劉漢章出任邯鋼總廠廠長。在他的銳意改革和管理下，邯鋼成為河北省的4個利稅大戶之一。
但是，上世紀90年代，火爆的鋼鐵市場急轉直下，原本2000元一噸的鋼材幾乎在一夜之間降到1600元，與此同時，燃料、運費、原材料等價格卻突漲。雙重夾擊下，1990年邯鋼28種產品26種出現虧損。
“當時，一道無形的墻把企業和市場隔開了，墻外風激浪涌，墻內卻風平浪靜?？倧S領導天天發愁，但28個分廠的職工工資照發，獎金照拿。”邯鋼老職工回憶。
這種逼迫讓劉漢章想通了一個現在看來很簡單的道理——是市場適應我還是我適應市場。他給總會計出了個題目：做一個保證邯鋼所有產品都不賠錢的成本指標。經過幾個月的嚴密測算，邯鋼10萬多個成本指標，落到2.8萬名職工頭上，形成“千斤重擔人人挑，人人肩上有指標”的責任體系。這一算，被邯鋼稱作“模擬市場獨立核算”，成為之后“模擬市場核算、實行成本否決”的“邯鋼經驗”的濫觴。
此后，劉漢章為“邯鋼經驗”持續注入了更多新的內涵。
具體而言，一是市場。企業主動走向市場，實行內部模擬市場機制，根據市場上產品售價和采購原料的市場價格來計算目標成本和目標利潤。二是倒推。從產品在市場上的價格開始，一個工序一個工序從后向前核定，直至原材料采購。三是否決。以成本和效益決定分配和對干部業績進行考核，完不成成本指標，否決全部獎金。四是全員。每個人都要分擔成本指標或費用指標，實行全員或全過程的成本管理。
由此開始，全國掀起了學習“邯鋼經驗”的高潮。據不完全統計，邯鋼改革13年間，先后有2萬余家企事業單位到邯鋼學習取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