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認為，綠色低碳轉型最終需要落足于企業和消費者身上，如何提供完整的綠色低碳的激勵機制、如何完善企業和個人碳賬戶等，都需要一個長期過程。要使綠色低碳不僅僅成為定價工具、評判標準和投資策略，更要成為價值觀念、責任擔當和行動自覺。
做好“碳定價”
什么是排碳的負外部性？這是指排碳企業和用戶沒有為排出的碳付出應有成本，所以對社會有負的外部性。易綱表示，排碳多的單位是以自己的低成本實現盈利，但對整個社會和公眾造成了負的外部性。未來綠交所就是要逐步把負外部性內部化，使碳定價逐步接近其社會成本，誰排碳誰承擔成本。同時通過強化信息披露要求，讓社會知道是誰排的碳，接受社會公眾監督，這是綠色轉型的一個重要方面。
“通過綠色交易所將碳排放外部性內部化，排碳部門需要承擔起所造成的社會負面成本，推動企業提升生產工藝和技術，提升生產效率，減少碳排放。同時，綠交所也會促進綠色金融產品創新發展，并推動綠色技術進步，有效降低綠色能源等成本，讓企業綠色生產工藝有利潤，居民綠色消費物美價廉，促進綠色經濟良性循環。”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宏觀研究員周茂華認為。
在專家看來，所謂“碳定價”，就是給碳排放制定一個價格（即“碳價”），把企業技術改造、綠色金融、社會消費等隱形的減排成本“放在了臺面之上”，用碳價表現出來。而綠交所這樣的碳市場，可通過市場機制實現供給和需求的匹配，實現均衡的價格。
“傳統來看，可以通過補貼、罰款等措施將外部性內部化，但這些措施也面臨著誰來執行、仲裁等道德風險問題；而依據‘科斯定理’，對公共品的供給界定產權，通過市場機制讓產權進行有效的交易定價，讓那些提供產品的廠商和市場主體通過價格機制得到補貼和利益實現，已經在大量實踐中被證明是有效的，可以實現最優的帕累托配置。”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周誠君表示。
中金公司研究結果表明，碳價信號越顯著，對低碳技術創新的誘導作用就越強，越能激發企業開發和采用低碳技術的意愿，進而更好推動碳達峰、碳中和。
在這個過程中，強化信息披露要求，讓排碳者接受社會監督至關重要。“要完善碳核算體系。”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提示，碳核算體系是一套碳排放信息核算和披露的方法，是準確掌握我國碳排放變化趨勢、有效開展各項碳減排工作、促進經濟綠色轉型的基本前提，也是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國際談判的重要支撐。他建議，我國可積極借鑒國際上已有的探索，利用我國制度優勢，從治理、戰略、風險管理、目標和指標等方面形成披露的標準模板。
降低綠色溢價
除了推動負外部性內部化，啟動綠交所還有助于穩步降低綠色溢價。所謂綠色溢價，是使用零排放的燃料（或技術）比使用現在的化石能源（或技術）的成本高出的部分。這對不同的行業和技術來說是不一樣的，隨著技術和政策的變化還會不斷發展變化。
“綠色金融、綠色技術等就要逐步把綠色溢價給降下來，使企業、家庭愿意選擇用綠色能源，從成本方面讓大家愿意自覺地使用。”易綱表示，綠色能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相關技術發展非常快，成本降得很快，但是總的來說，目前綠色能源的成本還是要比傳統能源要高一點，高出的部分就是綠色溢價。
專家認為，綠色溢價實際上就是轉換價格的概念，是“碳中和”的重要分析工具。一定程度上說，綠色溢價是企業愿意為購買碳排放量支付的金額的上限。通常情況下，減排成本低的企業會率先減排，而成本高者則不愿意減排，這時碳交易市場就用碳價來做“指揮棒”，減排不達標的企業去市場上購買碳排放的配額，一旦購買的費用超過了技術改造費用，也就是超出了“綠色溢價”的額度，那么，這時企業就會傾向于進行綠色轉型，通過改進技術來降低碳排放量。
“目前，在大多數領域，綠色溢價是正值，而降低綠色溢價是實現碳中和目標的關鍵。”魯政委告訴記者，具體來看主要包括兩種路徑：一是增加高碳技術的生產成本，基于碳的社會成本對高碳技術的排放進行定價，使其負外部性內部化，借以提升高碳技術的生產成本；二是通過財政、金融等各類綠色激勵措施降低零碳技術的各類成本，促進技術創新與進步，將零碳技術的正外部性內部化，提升零碳技術的經濟成熟度。“可以通過相應的政策來加以引導，使得使用清潔能源比化石能源的成本更低，更好地撬動全社會金融資源向綠色領域傾斜。”魯政委說。
為什么在北京打造國家級綠色交易所？招聯金融首席研究員董希淼認為，在北京建立和升級綠色交易所，具有三個方面的作用：第一，綠交所作為專業化市場平臺，有助于促進碳交易、排污權交易等，探索用市場機制推進節能減排的創新途徑；第二，將綠交所升級為面向全球的國家級綠色交易所，意味著有更多的國際投資者進入中國碳市場進行投資，也將積極促進綠色金融領域的國際合作；第三，在北京城市副中心打造國家級綠色交易所，有助于北京市更好地實施“綠色北京”戰略，北京探索的經驗也將有助于全國各地學習和借鑒。
多方助推轉型
啟動綠交所建設對推動綠色轉型意義重大。易綱表示，下一步，人民銀行將一如既往支持北京市綠色金融改革創新，建設面向全球的國家級綠色交易市場。“我國碳市場前景廣闊，特別是全國自愿減排交易市場具有很大潛力。我們將支持北京綠色交易所發展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CCER）交易，創新更多碳金融產品，更好服務碳市場參與主體，推動降低綠色溢價，在引領帶動綠色轉型發展中發揮更大作用。”易綱說。
讓綠色能源、產品更便宜更好用，僅有金融的支持仍然不夠，還需要動員各方力量，完善社會參與機制。其中，消費端的認可是關鍵環節之一。專家表示，消費端有人購買是對企業加大生產綠色低碳產品的最好鼓勵方式之一，通過規模經濟來降低綠色溢價。而探索讓消費者進行綠色消費過程中在信貸等方面將獲得更多的優惠，可以促進消費者綠色消費意識的提高。
當前已有成功引導消費者購買綠色產品的案例。“對于個人來說，助力創造更好、更清潔的綠色替代品市場，例如購買電動汽車或植物蛋白食品，推動綠色替代品即零碳產品的研發投資及其成本的下降，最終將會推動零碳產品更加實惠。”興業研究首席綠色金融分析師錢立華認為。
董希淼表示，建議各級政府加強與商業銀行合作，發揮銀行、企業和個人碳賬戶的積極作用，加快碳普惠機制和體系建設，吸引和鼓勵更多公眾參與，形成規模效應和口碑效應，最終達到通過激勵個人及企業碳減排行為助力“雙碳”戰略目標實現的目的。從長遠看，我國還可以探索推出個人碳配額，為每個公民分配一定的碳排放權，儲存在個人碳賬戶中，作為個人的碳排放配額。個人在購買汽油等能源時將扣除碳配額，未使用的碳配額可利用碳賬戶進行自由交易，從而實現強制性減排市場、自愿性減排市場和碳普惠交易市場的有機統一。
“除了綠交所，各類金融機構也需共同發力。”仲量聯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部總監龐溟表示，我國的金融體系可以通過推動綠色低碳投資、發展綠色金融，推進經濟和社會的結構性轉型和變革式發展，加快形成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方式，助力實體經濟和社會全面綠色轉型，提高企業、社會和相關政府部門的環境保護觀念，使綠色低碳不僅僅成為定價工具、評判標準和投資策略，更是成為價值觀念、責任擔當和行動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