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我國節能工作的核心制度之一，能耗雙控有效推動了能源利用效率的提升，減緩了能源消費的增長速度。如果從“十一五”規劃首次提出單位GDP能耗強度算起，我國持續推動能耗強度下降已超過17年。據統計，2012年以來，我國單位GDP能耗累計降低26.4%，年均下降3.3%，有力支撐了碳排放強度下降，對經濟轉型發展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近年來，隨著我國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的提出及相關頂層設計的建立，能耗雙控制度的不足也逐步顯現出來，特別是在科學設定能源雙控目標、指標分解落實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已不能完全適應當前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兩年前，一些地方為實現減排目標采取拉閘限電、煤電“一刀切”等運動式減碳，給經濟平穩運行帶來一系列連鎖反應，教訓是深刻的。

回頭看，上述現象之所以會產生，根本原因在于傳統能耗雙控要求與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之間不能夠完全銜接。對此，2021年12月份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及時作出調整，提出“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納入能源消費總量控制”“創造條件盡早實現能耗雙控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轉變”等具體要求。黨的二十大報告也明確提出，要完善能源消耗總量和強度調控，重點控制化石能源消費，逐步轉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的雙控制度。

從本質上看，能耗雙控與碳排放雙控的根本目標是一致的，但最大區別在于：前者執行簡便高效，缺點是不能區分用能類型，在限制化石能源使用的同時也限制了可再生能源的發展；后者約束的重點在于化石能源的消費總量與強度，但碳核算、額度分配等程序較為復雜，好處是可再生能源使用將不再受限制。從能耗雙控轉向碳排放雙控，意味著全社會能源消費的彈性更大，碳減排措施的精準性也更高了。換言之，經濟要發展，就必須大力開發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內的清潔能源，必須用碳排放雙控把能源安全、經濟發展以及氣候變化有機統一起來。

不過，從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轉變不會一蹴而就，有時還會出現反復。今年以來，隨著各地鉚足干勁“拼經濟”，部分地區能源消耗持續增長，給全社會能耗強度下降帶來較大壓力，特別是有些地方急于上項目抓投資，在節能審查上有所松弛，對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項目管理乏力，節能形勢總體較為嚴峻。有關部門要加強節能審查和節能監察，既堅決遏制“兩高一低”項目盲目上馬，也要下大氣力推廣節能技術，通過對標能效標桿水平和基準水平，強化高質量發展用能保障。

從中長期看，推動能耗雙控向碳排放雙控轉變的鼓點也在加密。今年7月份，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推動能耗雙控逐步轉向碳排放雙控的意見》，從制度層面為今后一個時期的雙控轉換指明了方向、明確了路徑，強調要堅持先立后破，完善能耗雙控制度，優化完善調控方式，加強碳排放雙控基礎能力建設，健全碳排放雙控各項配套制度，為建立和實施碳排放雙控制度積極創造條件。

需要指出的是，能耗強度下降是“十四五”規劃綱要的約束性指標，在執行上具有制度剛性，是必須完成的目標任務。但約束不是限制發展，而是為了飛得更高、行得更穩，是為了蓄積更加充沛的發展后勁。我們要堅持節約優先方針，更高水平、更高質量地做好節能工作，用最小成本實現最大收益；還要把穩工作節奏，統籌好發展和減排關系，實事求是、量力而行，最大程度地把政策協同效應發揮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