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首要措施，產能調整在國務院《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中占據了主要的篇幅，這其中包括嚴禁新增產能、清理違規產能、引導產能退出、優化產能布局等方面工作。在產能調整方面要注意哪些問題，是《指導意見》發布后鋼鐵企業最為關注的話題。

日前，《中國冶金報》記者就有關鋼鐵工業產能調整的相關問題采訪了業內資深專家、曾多次參與鋼鐵產業相關政策制定的中國國際工程咨詢公司冶金建材發展部副主任陳子琦。

嚴控新增產能：有進有出、多出少進

“產能過剩是多年來新增產能疊加產生的。因此，把住新增產能入口十分必要。”陳子琦說。

實際上，我國多年來一直都在嚴控新增產能的入口。從2003年起，國家就開始通過宏觀調控政策限制鋼鐵等行業盲目擴張，但政策措施的效果并不明顯，主要是抑制企業投資擴能意愿的市場條件沒有形成。一方面，在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大規模投資的拉動下，鋼材需求快速增長，帶動鋼鐵產能增長；另一方面，鋼鐵企業即便是在微利的情況下，仍然有增產擴能的沖動，地方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產能的擴張。

“然而，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單個企業短期內盈利不意味著整個行業能夠健康發展，最終的后果是產能嚴重過剩、價格大幅下跌、行業進入微利時代，沒有哪個企業能夠成為大贏家。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要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最終，把住新增產能的入口還是要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引導企業和地方政府減少投資沖動。”陳子琦說。

當前，引導企業減少新增產能投資的環境正在形成。首先，在鋼鐵行業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政府部門并沒有出臺通過大規模投資或刻意刺激消費來救市的措施，反而退出了在家電、汽車等消費領域的優惠政策，體現了國家希望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來化解產能過剩的思路；其次，產能過剩和進口鐵礦石價格高企導致的鋼鐵行業微利狀態已持續數年，盈利困難的鋼鐵行業已不再具備吸引大量資本進入的條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投資擴能意愿；最后，《指導意見》明確了地方政府在化解產能過剩中的責任，這將使地方政府真正起到嚴格監督和執法的作用，使企業擴能的違規成本大幅增加。

當然，嚴格控制新增產能，并不是“一刀切”，任何項目都不能建設，而是一個有進有出、多出少進的概念。陳子琦舉例說明：“任何行業的產能調整都像一個湖泊，必須有流入、有流出，這樣才能實現新陳代謝。如果因噎廢食，所有的結構調整項目都不準建設，那就意味著鋼鐵行業的技術進步在某種意義上停滯了。”

“產能過剩是現實，結構調整是需要。產能過剩矛盾也需要通過結構調整來化解。”陳子琦指出，“《指導意見》對此說得很明確，對等量和減量置換產能實施的結構調整項目經論證后是允許建設的。等量或減量置換的原則意味著產能出的多、進的少，既有利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又有利于促進鋼鐵行業的結構調整。”

產能退出機制：有些代價可能要由政府承擔

化解產能過剩，需要有一套完善的退出機制。

“從根本上講，退出機制不健全是我國從短缺經濟發展到過剩經濟的過程中出現的體制缺陷。不僅是鋼鐵，其他行業也存在類似問題。”陳子琦指出，“過去多年來，在供給不足、需求快速增長的環境中，各行各業都是開足馬力一路前進，誰會考慮‘倒車’的問題？客觀上沒有研究退出機制的需要。”

但是，過去多年來的粗放增長已不可持續，我國經濟已到了必須轉型的階段。與此同時，需求增速已明顯放緩，資源環境更是難以支撐，建立健全退出機制已成為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前幾年，建立健全退出機制就被提上日程，但因情況復雜、涉及面廣，時至今日尚未形成一套引導產能有序退出的機制。陳子琦認為，產能退出要解決的問題主要是人、財、物，資產處置和人員安置是兩大難題。資產處置不當可能引發國有資產流失、銀行不良貸款增加等問題；人員安置不當有可能引發社會不安定因素，影響穩定大局，這也是退出機制要解決的最主要問題。因此，產能退出需要政府發揮一定的作用。”

引導產能退出，懲罰機制和補償機制都是需要的，一方面必須要限制落后產能的生存空間，另一方面也要鼓勵落后產能退出行業。“雖然很多產能是企業自己決策投資進入鋼鐵行業的，并不是政府決策的后果，但到了退出的時候，有些代價可能還是需要由國家和地方政府承擔一部分。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借鑒一些發達國家鋼鐵產能退出的做法。”陳子琦說。

產能搬遷調整：要選擇合適的時機和方法

《指導意見》中明確提出，有序推進產業梯度轉移和環保搬遷。

近年來，很多鋼鐵企業都經歷過或者正在經歷產能的搬遷調整，更多的鋼鐵企業曾面臨過被要求搬遷的巨大壓力。在這些企業中，已經完成的如首鋼京唐鋼鐵廠、重鋼長壽新區等，在新廠的運營方面存在一定困難；正在進行的如寶鋼湛江鋼鐵基地項目顯得異常謹慎；擬建的山東鋼鐵集團日照精品基地項目并未急著開工建設。究其原因，所有搬遷調整的鋼鐵企業都要面臨如何盈利的挑戰。

“當前并不是搬遷調整的好時機。”陳子琦指出，“經濟壓力是實實在在擺在企業面前的問題。目前，鋼鐵行業價格低迷，資產負債率接近70%，使用存量資產生產的現有企業都很難盈利，搬遷新建項目實現盈利就更加困難，僅財務費用一項就會吞噬全部利潤空間。”目前，新建產能的噸鋼投資普遍在3000元以上，如首鋼京唐鋼鐵的噸鋼投資為7000元，寶鋼湛江鋼鐵基地項目在方案大幅優化后，噸鋼投資也要5000元。籌集搬遷新建項目建設資金“壓力山大”。假設噸鋼投資為5000元，如果貸款比例為50%，按照當前的長期貸款利率計算，新建產能的噸鋼財務費用就達到160元以上，遠超當前鋼鐵行業的噸鋼盈利水平，使新建項目陷入虧損。此外，產能搬遷新建項目還面臨折舊費用較高、達產達效需要過程等難題。

“在當前形勢下，所有面臨搬遷的鋼鐵企業都處于一個‘兩難’的困境。如果不搬遷，在巨大的環境壓力下，鋼鐵企業可能無法生存；如果搬遷，在巨大的資金壓力和虧損壓力下，鋼鐵企業可能仍然難以生存。這是一個‘魔鬼的抉擇’。”陳子琦說。

“因此，所有面臨搬遷選擇的鋼鐵企業都必須解決經濟性的問題，決策搬遷一定要謹慎。實施搬遷調整，選擇合適的時機和合適的方法很重要。”陳子琦說。對此，他給出了幾點建議。

首先，對于在原地仍有一定生存空間的鋼鐵企業而言，如果通過結構調整和廠區環境治理能夠基本滿足城市環境要求，應盡量避免搬遷，至少在最近幾年內避免實施搬遷調整。“像河北鋼鐵集團唐鋼本部和太鋼本部廠區的環境治理取得了很大成績，短期內沒有必要進行搬遷。”陳子琦說，“雖然城市發展會對鋼鐵企業提出限制，但鋼廠本身也需要城市依托。因此，相當一部分鋼鐵企業可能要采取這種模式。”

其次，確有必要實施搬遷調整的鋼廠，須采取切實可行的措施解決經濟性問題，這對于企業的綜合實力、特別是“軟實力”是一個考驗。寶鋼在建設湛江鋼鐵項目中進行了積極探索，雖然成果尚未全面顯現，但或許可為其他企業提供一些參考。一是結合上海本部的結構調整，將一些技術水平尚可的設備轉移到湛江，節約了部分投資；二是在建設湛江鋼鐵項目的過程中，采用“一廠包一廠”的做法，即由寶鋼上海本部專業廠負責湛江鋼鐵專業廠的建設、調試和生產，爭取盡快實現達產達效。

此外，實施搬遷調整的鋼鐵企業在品種質量和檔次上一定要有特色。“由于競爭過于激烈，當前普通鋼材產品的市場價格在某種程度上已處于一種失真狀態。如果搬遷后依然生產大路貨產品，這樣的企業恐怕很難存活。生產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品，有利于解決盈利能力不足的問題。”陳子琦說。

最后，陳子琦強調：“對于鋼鐵行業化解產能過剩而言，我們理解政策要從更高的層次上來看。有些政策措施，比如更加嚴格的環保要求、城市鋼廠搬遷，都有超越鋼鐵產業范疇的內涵。在這種情況下，要以大局為重。當然，鋼鐵企業也要有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