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國企，百年重鋼，這個誕生于晚晴洋務運動之際、起源于漢陽鐵廠的老鋼企已經走過了125年的歲月，親歷了中國近代工業的曲折發展歷程，傳承了中華民族鋼鐵工業的血脈，支撐了全民抗戰的危局和信心。戰時中國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1944年1月1日載文稱重鋼的前身——鋼鐵廠遷建委員會（簡稱鋼遷會）：作為“作戰力的一個標志”的鋼鐵工業在重慶也曾有過迅速發展，最多時竟占了全國的90%。
山河不幸，78年前日寇鐵蹄踏破山海關，肆意蹂躪中華民族的大好河山；而重鋼有幸，能在國家生死存亡之時，以鋼鐵般的意志和巨大的犧牲書寫重鋼人功著抗戰的傳奇。1938年，在抗戰形勢最為危急的緊要關頭，鋼遷會毅然扛起時代賦予的重任，鋼鐵前輩們冒著日機轟炸逆長江而上，將漢陽鐵廠等中國僅存的鋼鐵工業血脈擇要西遷，在重慶大渡口長江之濱建成抗戰大后方規模最大的鋼鐵聯合生產企業，先輩們將鋼遷會作為“中國的克虜伯廠”努力經營，篳路藍縷、備嘗艱辛，想方設法堅持生產，有力支撐了戰時兵工事業，成就了“國之楨干”的擔當。
臨危受命 重器西遷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預謀已久的侵華行動全面鋪開，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鋼鐵工業一向被稱為作戰力的標志，抗戰軍興之際，鋼鐵能否持續供應戰備考驗著整個國家民族，在此危難之際，鋼遷會奉命成立，擔負起將僅存的鋼鐵工業擇要西遷至抗戰大后方的重任，1946年的《鋼鐵廠遷建委員會統計手冊》這樣寫道：“民國27年（1938年）3月1日，本會奉令在漢陽成立，其主要工作為拆卸漢陽及武漢附近其他各鋼鐵廠的機器設備，以備遷川建廠，俾為后方鋼鐵事業樹一基礎。”
鋼遷會成立后立即展開工作，廣泛組織流散在各地的工程技術人員參與拆遷工作，“細心籌劃，大膽施工”，冒著被敵機轟炸的危險，從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六河溝鐵廠和上海煉鋼廠等處拆卸機器設備5.68萬噸，拆卸工作一直持續到1938年10月21日武漢撤守前夕，撤離武漢之前，鋼遷會還會同軍方將不便拆除的設備器材主動炸毀，以免資敵。
拆卸下來的設備器材隨即開始從水路轉運，11月間，鋼遷會拆卸的數千噸機件器材，被分裝在74艘木駁以及鋼遷會所屬5艘拖駁上，因為燃料缺乏耽誤了時間，船只無奈被困于石首封鎖線下。鋼遷會職員王干臣挺身而出，往返跋涉雷區十余次，以身試險，終于以自身性命安危為代價探得安全航線。在王干臣如此壯士行徑的鼓舞之下，曾服務長江航運界多年的鋼遷會鐵獅輪大副錢安益自愿請命，帶領各輪駁探索前進。尤其讓人感動的還有鋼遷會運輸股臨時雇員劉朝祥，雖然位卑薪薄，但他仍然深明大義，甘冒最大犧牲，押運裝載急要器材的木駁首艘試航通過封鎖線。在其感染帶動之下，鋼遷會及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廠的近百只輪駁循著迂回曲折的通道魚貫而行，僅用了不到二十天的時間便全部順利通過封鎖線，將這批價值甚鉅的設備器材安全運出。
鋼遷會艱難的西遷轉運工作從1938年6月初一直持續到1939年底，由于時局緊張，航運困難，沿途于三斗坪、廟河、巴東、巫山、奉節、萬縣、涪陵、九龍坡等處設立轉運站，依據設備器材狀況及航道條件合理布局運輸方案，期間克服了枯水期及山洪暴發期等種種困難，冒著敵機轟炸，穿梭于兇險川江，“幸賴全體員工奮發努力”，終于齊心協力將鋼遷會所屬設備器材順利運抵大渡口，為盡快建廠復工生產，支援前線抗擊日軍奠定了基礎。
群賢畢至 興廠抗戰
鋼遷會成立初期，從國民政府軍政部兵工署及經濟部資源委員會和漢冶萍公司、上海煉鋼廠等處集中了各種專家進行建廠籌劃、設計及建設，計有楊繼曾（兵工）、張連科（礦冶）、嚴恩棫（煉鐵）、劉剛（煉鐵）、彭蔭堂（煉鐵）、翁德鑾（冶金）、唐瑞華（冶金）、梁文貴（煉鋼）、徐紀澤（軋鋼）、王興芳（機械）、胡超榮（機械）、孫翔鵬（煉焦）、陸宗賢（耐火）等，他們大多畢業于國內名校并有留學海外深造的經歷。當時廠中技術人員眾多，學術空氣濃厚，雖處戰時，鋼遷會圖書館仍想法設法獲取國外專業雜志，在生產上一遇國外新技術便立即試用：如在美國雜志上發現了意大利工人Crispi賣給德國的專利所提供的線索，于是據此改進了平爐用焦油白云石爐底的煅燒、比重粒度配比、打結方法等，延長了使用壽命；又學習美國物理化學家C.H.Hergy的新探索，改進了平爐的爐渣控制及脫氧方法；還試用美國平爐爐頭中心線偏向角糾正火焰噴前墻的經驗，使平爐火焰方向正常等；電爐也已開始采用美國新技術試驗Si-Ca渣，Al-Ca渣等。
此外，鋼遷會還有不少來自滬 、漢的老工人，他們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是鋼遷會建設最為寶貴的財富之一。抗戰爆發后他們激于愛國義憤，棄家隨廠西遷，盡管戰時物資缺乏，物價上漲，廠子待遇菲薄，生活極為困難，加之日機不斷轟炸，工作極為艱辛，他們依然堅守崗位，開爐煉鋼煉鐵，為抗戰出自己的一份力。工人乙丐在一篇名為《我們的生活》的散文中這樣寫道：“抗戰是這樣緊急，人們的生活是這樣煎迫。我們并不覺得難過，因為我們早已了解了現實，我們的生活目標不是為了錢，也不是為了利，我們只有一個愿望，一個思想，一個期待，那就是努力造械，爭取抗建大業早日的完成，以及和平的早臨。”他們擁有最平凡的名字：黃志和、胡季義、張寬馀、潘德生、陳阿根……這些老一代中國鋼鐵工人的高尚品質永遠值得我們懷念。
同時鋼遷會還向各大學征聘各專業畢業生，來自西南聯大、交通大學、北洋工學院、重慶大學、云南大學、西北工學院等院校的青年才俊匯聚一堂，在設計、建設及生產中培養鍛煉成為技術骨干。1940年，鋼遷會著手籌備學徒班，后經改組成為第三十八技工訓練班，由曾經考察歐美18國藝徒訓練工作的高許培等人出任班主任，前后五年間共培訓普通技工266名，特別技工81名。
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鋼遷會集無數愛國志士于一廠，在鋼鐵戰線上共赴抗日偉業。他們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堅持生產，不僅提高了鋼鐵產量與質量，貢獻于兵工生產支援前線，還在生產實踐中提高了技術水平，鍛煉造就了一大批專業技術人員，為國家培養了極其可貴的本土人才。事實證明，抗戰勝利后，全國各大鋼鐵廠、大專院校、研究院、設計院等部門的技術領導，均有出自鋼遷會者，臺灣省鋼鐵界的領袖，亦多出自鋼遷會。鋼遷會為抗戰出了力，為建國育才的意義則更加深遠。
狂轟濫炸 鋼廠巋然
日軍從1938年底開始對陪都重慶施以野蠻的戰略轟炸，整個重慶市區時時警報長鳴，紅球高掛。這樣的轟炸持續了5年半之久，重慶地區的鋼鐵廠、兵工廠等時時遭到敵機的侵襲擾攘。
1940年9月14日約午后1時，鋼遷會廠區忽聞警笛一長一短的空襲警報聲，須臾變成警笛短音相接的緊急警報，鋼遷會職工和家屬紛紛躲入附近防空洞，炸彈轟鳴中，可見風浪卷入洞內，空氣中夾有灰塵，洞中石壁震抖。約3小時后聞警笛一聲長鳴，出洞方知侯家灣、石槽門、滬漢村、洞庭村、白鶴嘴等處全部被炸，一位老工人氣憤地說：“日本飛機跟著我轟炸，我在上海、漢口它轟炸，我到了大渡口，它又跟著來炸，老子有一天要把東洋鬼子殺光，方消我心頭之恨”。
據親歷者徐萬邦回憶：“這次轟炸死傷百余人，香濤院約百平方公尺的小小門診布滿傷者，公路側臥于門板竹床上之傷者排成兩行，等待救治。但見有手腕炸斷，醫生一手噴紅藥水，另一手正剪殘皮者；有頭破血流，臂足殘，正消毒捆扎者；有彈片嵌入腹內，醫生正探視者。傷者呻吟聲、家屬哭嚎聲、醫生安慰聲，聲聲入耳，場面悲慘，令人魂斷。”當時日寇扶持的汪精衛南京偽政府曾廣播，“九·一四炸得大渡口火光熊熊，今后還要炸到光熊熊”。可見戰時大渡口因為鋼遷會的關系，對日本人而言還是具有一定力量的。
日軍的轟炸并沒有使鋼遷會職工屈服，而是激勵他們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互相救助，加緊生產，以實際行動與侵略者抗爭。為躲避空襲、減少損失，鋼遷會采取了很多積極有效的辦法，如在雙山布置高炮陣地，開鑿用于員工避難、存放重要器材的山洞，對廠房煙囪等重要設施進行偽裝等。雖然日機頻繁轟炸，但鋼遷會煉鐵煉鋼的高爐和平爐，從未熄火停產！
鋼遷會職工鄒宗友回憶道：“我們當時一邊安裝設備，一邊生產，一邊還得躲避日機轟炸，每天都要注意高處掛紅氣球沒有，掛了紅氣球，就是空襲警報，預示日機馬上就要丟炸彈了。我們當時很希望盡快地趕走日本鬼子，我們好安心工作、生活；也希望多生產一些鋼鐵產品出來支援兄弟兵工廠，多生產出一些子彈、槍炮，好狠狠地打擊日本侵略者。”
鋼遷會李子林馬路旁有一小池塘，據說是1940年遭敵機重磅炸彈轟炸后水浸成池而形成，附近住戶養魚養鴨種菜多在此取水，戰時鋼鐵人的豁達樂觀是支撐抗戰勝利的又一重要力量。
國之楨干 厥在鋼鐵
鋼遷會是在外敵入侵的緊急情況下緊急遷建，盡快復產支援前線是其建廠初期的主要任務之一，所以1939年底即已出產螺絲鉚釘約80噸、鐵礦砂6萬噸，到1942年全部建成時，鋼遷會已有員工1.5萬余人，成為抗戰大后方最大的鋼鐵聯合生產企業，是“直接為國民政府提供軍火生產原料的重點企業”，生產任務由政府指令下達，是“國民政府重點保護的骨干企業”。
《新華日報》1944年1月1日載：作為“作戰力的一個標志”的鋼鐵工業在重慶也曾有過迅速發展，最多時竟占了全國的90%。鋼遷會僅1943年即生產鐵礦44613噸、煤10178噸、焦炭27085噸、生鐵13393噸、鋼4069噸、鋼材2416噸。鋼遷會的生產經營方式是按兵工署下達的制造令和所撥制造經費款，購置原燃材料組織生產，所產灰口生鐵、鋼錠及各型鋼材，均由兵工署逐月配給各兵工廠制造槍炮子彈之用，每月產品數量以撥款多少而定。鋼遷會“在建廠后所產之鋼鐵產品，不分質量優劣，都由國民政府包干銷用，尚有供不應求之勢”。
1941年11月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長何應欽視察鋼遷會，并題詞稱譽“奠兵工自給自足之基礎”，次年10月19日，經濟部部長翁文灝視察鋼遷會，“聞100噸爐曾出鐵共16000噸，”不禁感慨道：國之楨干，厥在鋼鐵。
1945年夏天，鋼遷會2號10噸平爐創造了117爐的爐齡，煉鋼部領工張寬馀（老煉鋼工人，抗戰爆發后經上海三兵工廠動員，棄家隨廠來川抗日）講：“阿拉今年五十幾，伴了半輩子煉鋼爐，沒見過平爐超過100爐，格個事體是天菩薩保佑。一定能打敗日本鬼，阿拉好早回上海，格是大喜事，主管工程師張如賓應磕頭拜爐”。張讓領工代拜。次日，張寬馀師傅自費買了香蠟紙燭，穿著整齊，在2號平爐前點燃香燭，恭恭敬敬地向爐子磕了三個響頭，同時點燃紙錢、鳴放鞭炮，大呼：“抗日必定勝利！”
終于在1945年8月7日，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了鋼遷會，“日本投降了！”“中國勝利了！”，人們奔走相告，歡呼雀躍，整個大渡口鞭炮聲震天，響徹云霄，商店里面的鞭炮早就被搶購一空，是夜電燈通宵達旦，人們沉浸在歡樂的氣氛中不舍離去。
重器西遷，為國扛鼎，抗戰烽火中的鋼遷會繼承并發展了漢陽鐵廠未竟的事業，建設起大后方最大的鋼鐵聯合生產企業，積極投身于抗戰建國的時代偉業之中，在艱苦備至的大后方，在瘋狂呼嘯的敵機下，驟然而興，巍峨屹立，以鋼鐵般的意志熔鑄了影響至今的企業之魂。“負責任、守紀律、肯犧牲，不避艱難，刻苦耐勞。公正廉明，合群互助。為國服務，不分勞資。”這樣的精神不僅屬于過去，也應傳承到今天；不僅是一個企業的光榮，也應是全體中華兒女的財富。
山河不幸，78年前日寇鐵蹄踏破山海關，肆意蹂躪中華民族的大好河山；而重鋼有幸，能在國家生死存亡之時，以鋼鐵般的意志和巨大的犧牲書寫重鋼人功著抗戰的傳奇。1938年，在抗戰形勢最為危急的緊要關頭，鋼遷會毅然扛起時代賦予的重任，鋼鐵前輩們冒著日機轟炸逆長江而上，將漢陽鐵廠等中國僅存的鋼鐵工業血脈擇要西遷，在重慶大渡口長江之濱建成抗戰大后方規模最大的鋼鐵聯合生產企業，先輩們將鋼遷會作為“中國的克虜伯廠”努力經營，篳路藍縷、備嘗艱辛，想方設法堅持生產，有力支撐了戰時兵工事業，成就了“國之楨干”的擔當。
臨危受命 重器西遷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預謀已久的侵華行動全面鋪開，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鋼鐵工業一向被稱為作戰力的標志，抗戰軍興之際，鋼鐵能否持續供應戰備考驗著整個國家民族，在此危難之際，鋼遷會奉命成立，擔負起將僅存的鋼鐵工業擇要西遷至抗戰大后方的重任，1946年的《鋼鐵廠遷建委員會統計手冊》這樣寫道：“民國27年（1938年）3月1日，本會奉令在漢陽成立，其主要工作為拆卸漢陽及武漢附近其他各鋼鐵廠的機器設備，以備遷川建廠，俾為后方鋼鐵事業樹一基礎。”
鋼遷會成立后立即展開工作，廣泛組織流散在各地的工程技術人員參與拆遷工作，“細心籌劃，大膽施工”，冒著被敵機轟炸的危險，從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六河溝鐵廠和上海煉鋼廠等處拆卸機器設備5.68萬噸，拆卸工作一直持續到1938年10月21日武漢撤守前夕，撤離武漢之前，鋼遷會還會同軍方將不便拆除的設備器材主動炸毀，以免資敵。
拆卸下來的設備器材隨即開始從水路轉運，11月間，鋼遷會拆卸的數千噸機件器材，被分裝在74艘木駁以及鋼遷會所屬5艘拖駁上，因為燃料缺乏耽誤了時間，船只無奈被困于石首封鎖線下。鋼遷會職員王干臣挺身而出，往返跋涉雷區十余次，以身試險，終于以自身性命安危為代價探得安全航線。在王干臣如此壯士行徑的鼓舞之下，曾服務長江航運界多年的鋼遷會鐵獅輪大副錢安益自愿請命，帶領各輪駁探索前進。尤其讓人感動的還有鋼遷會運輸股臨時雇員劉朝祥，雖然位卑薪薄，但他仍然深明大義，甘冒最大犧牲，押運裝載急要器材的木駁首艘試航通過封鎖線。在其感染帶動之下，鋼遷會及兵工署第二十一工廠的近百只輪駁循著迂回曲折的通道魚貫而行，僅用了不到二十天的時間便全部順利通過封鎖線，將這批價值甚鉅的設備器材安全運出。
鋼遷會艱難的西遷轉運工作從1938年6月初一直持續到1939年底，由于時局緊張，航運困難，沿途于三斗坪、廟河、巴東、巫山、奉節、萬縣、涪陵、九龍坡等處設立轉運站，依據設備器材狀況及航道條件合理布局運輸方案，期間克服了枯水期及山洪暴發期等種種困難，冒著敵機轟炸，穿梭于兇險川江，“幸賴全體員工奮發努力”，終于齊心協力將鋼遷會所屬設備器材順利運抵大渡口，為盡快建廠復工生產，支援前線抗擊日軍奠定了基礎。
群賢畢至 興廠抗戰
鋼遷會成立初期，從國民政府軍政部兵工署及經濟部資源委員會和漢冶萍公司、上海煉鋼廠等處集中了各種專家進行建廠籌劃、設計及建設，計有楊繼曾（兵工）、張連科（礦冶）、嚴恩棫（煉鐵）、劉剛（煉鐵）、彭蔭堂（煉鐵）、翁德鑾（冶金）、唐瑞華（冶金）、梁文貴（煉鋼）、徐紀澤（軋鋼）、王興芳（機械）、胡超榮（機械）、孫翔鵬（煉焦）、陸宗賢（耐火）等，他們大多畢業于國內名校并有留學海外深造的經歷。當時廠中技術人員眾多，學術空氣濃厚，雖處戰時，鋼遷會圖書館仍想法設法獲取國外專業雜志，在生產上一遇國外新技術便立即試用：如在美國雜志上發現了意大利工人Crispi賣給德國的專利所提供的線索，于是據此改進了平爐用焦油白云石爐底的煅燒、比重粒度配比、打結方法等，延長了使用壽命；又學習美國物理化學家C.H.Hergy的新探索，改進了平爐的爐渣控制及脫氧方法；還試用美國平爐爐頭中心線偏向角糾正火焰噴前墻的經驗，使平爐火焰方向正常等；電爐也已開始采用美國新技術試驗Si-Ca渣，Al-Ca渣等。
此外，鋼遷會還有不少來自滬 、漢的老工人，他們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是鋼遷會建設最為寶貴的財富之一。抗戰爆發后他們激于愛國義憤，棄家隨廠西遷，盡管戰時物資缺乏，物價上漲，廠子待遇菲薄，生活極為困難，加之日機不斷轟炸，工作極為艱辛，他們依然堅守崗位，開爐煉鋼煉鐵，為抗戰出自己的一份力。工人乙丐在一篇名為《我們的生活》的散文中這樣寫道：“抗戰是這樣緊急，人們的生活是這樣煎迫。我們并不覺得難過，因為我們早已了解了現實，我們的生活目標不是為了錢，也不是為了利，我們只有一個愿望，一個思想，一個期待，那就是努力造械，爭取抗建大業早日的完成，以及和平的早臨。”他們擁有最平凡的名字：黃志和、胡季義、張寬馀、潘德生、陳阿根……這些老一代中國鋼鐵工人的高尚品質永遠值得我們懷念。
同時鋼遷會還向各大學征聘各專業畢業生，來自西南聯大、交通大學、北洋工學院、重慶大學、云南大學、西北工學院等院校的青年才俊匯聚一堂，在設計、建設及生產中培養鍛煉成為技術骨干。1940年，鋼遷會著手籌備學徒班，后經改組成為第三十八技工訓練班，由曾經考察歐美18國藝徒訓練工作的高許培等人出任班主任，前后五年間共培訓普通技工266名，特別技工81名。
在國家生死存亡之際，鋼遷會集無數愛國志士于一廠，在鋼鐵戰線上共赴抗日偉業。他們在極端艱難的條件下堅持生產，不僅提高了鋼鐵產量與質量，貢獻于兵工生產支援前線，還在生產實踐中提高了技術水平，鍛煉造就了一大批專業技術人員，為國家培養了極其可貴的本土人才。事實證明，抗戰勝利后，全國各大鋼鐵廠、大專院校、研究院、設計院等部門的技術領導，均有出自鋼遷會者，臺灣省鋼鐵界的領袖，亦多出自鋼遷會。鋼遷會為抗戰出了力，為建國育才的意義則更加深遠。
狂轟濫炸 鋼廠巋然
日軍從1938年底開始對陪都重慶施以野蠻的戰略轟炸，整個重慶市區時時警報長鳴，紅球高掛。這樣的轟炸持續了5年半之久，重慶地區的鋼鐵廠、兵工廠等時時遭到敵機的侵襲擾攘。
1940年9月14日約午后1時，鋼遷會廠區忽聞警笛一長一短的空襲警報聲，須臾變成警笛短音相接的緊急警報，鋼遷會職工和家屬紛紛躲入附近防空洞，炸彈轟鳴中，可見風浪卷入洞內，空氣中夾有灰塵，洞中石壁震抖。約3小時后聞警笛一聲長鳴，出洞方知侯家灣、石槽門、滬漢村、洞庭村、白鶴嘴等處全部被炸，一位老工人氣憤地說：“日本飛機跟著我轟炸，我在上海、漢口它轟炸，我到了大渡口，它又跟著來炸，老子有一天要把東洋鬼子殺光，方消我心頭之恨”。
據親歷者徐萬邦回憶：“這次轟炸死傷百余人，香濤院約百平方公尺的小小門診布滿傷者，公路側臥于門板竹床上之傷者排成兩行，等待救治。但見有手腕炸斷，醫生一手噴紅藥水，另一手正剪殘皮者；有頭破血流，臂足殘，正消毒捆扎者；有彈片嵌入腹內，醫生正探視者。傷者呻吟聲、家屬哭嚎聲、醫生安慰聲，聲聲入耳，場面悲慘，令人魂斷。”當時日寇扶持的汪精衛南京偽政府曾廣播，“九·一四炸得大渡口火光熊熊，今后還要炸到光熊熊”。可見戰時大渡口因為鋼遷會的關系，對日本人而言還是具有一定力量的。
日軍的轟炸并沒有使鋼遷會職工屈服，而是激勵他們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互相救助，加緊生產，以實際行動與侵略者抗爭。為躲避空襲、減少損失，鋼遷會采取了很多積極有效的辦法，如在雙山布置高炮陣地，開鑿用于員工避難、存放重要器材的山洞，對廠房煙囪等重要設施進行偽裝等。雖然日機頻繁轟炸，但鋼遷會煉鐵煉鋼的高爐和平爐，從未熄火停產！
鋼遷會職工鄒宗友回憶道：“我們當時一邊安裝設備，一邊生產，一邊還得躲避日機轟炸，每天都要注意高處掛紅氣球沒有，掛了紅氣球，就是空襲警報，預示日機馬上就要丟炸彈了。我們當時很希望盡快地趕走日本鬼子，我們好安心工作、生活；也希望多生產一些鋼鐵產品出來支援兄弟兵工廠，多生產出一些子彈、槍炮，好狠狠地打擊日本侵略者。”
鋼遷會李子林馬路旁有一小池塘，據說是1940年遭敵機重磅炸彈轟炸后水浸成池而形成，附近住戶養魚養鴨種菜多在此取水，戰時鋼鐵人的豁達樂觀是支撐抗戰勝利的又一重要力量。
國之楨干 厥在鋼鐵
鋼遷會是在外敵入侵的緊急情況下緊急遷建，盡快復產支援前線是其建廠初期的主要任務之一，所以1939年底即已出產螺絲鉚釘約80噸、鐵礦砂6萬噸，到1942年全部建成時，鋼遷會已有員工1.5萬余人，成為抗戰大后方最大的鋼鐵聯合生產企業，是“直接為國民政府提供軍火生產原料的重點企業”，生產任務由政府指令下達，是“國民政府重點保護的骨干企業”。
《新華日報》1944年1月1日載：作為“作戰力的一個標志”的鋼鐵工業在重慶也曾有過迅速發展，最多時竟占了全國的90%。鋼遷會僅1943年即生產鐵礦44613噸、煤10178噸、焦炭27085噸、生鐵13393噸、鋼4069噸、鋼材2416噸。鋼遷會的生產經營方式是按兵工署下達的制造令和所撥制造經費款，購置原燃材料組織生產，所產灰口生鐵、鋼錠及各型鋼材，均由兵工署逐月配給各兵工廠制造槍炮子彈之用，每月產品數量以撥款多少而定。鋼遷會“在建廠后所產之鋼鐵產品，不分質量優劣，都由國民政府包干銷用，尚有供不應求之勢”。
1941年11月9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長何應欽視察鋼遷會，并題詞稱譽“奠兵工自給自足之基礎”，次年10月19日，經濟部部長翁文灝視察鋼遷會，“聞100噸爐曾出鐵共16000噸，”不禁感慨道：國之楨干，厥在鋼鐵。
1945年夏天，鋼遷會2號10噸平爐創造了117爐的爐齡，煉鋼部領工張寬馀（老煉鋼工人，抗戰爆發后經上海三兵工廠動員，棄家隨廠來川抗日）講：“阿拉今年五十幾，伴了半輩子煉鋼爐，沒見過平爐超過100爐，格個事體是天菩薩保佑。一定能打敗日本鬼，阿拉好早回上海，格是大喜事，主管工程師張如賓應磕頭拜爐”。張讓領工代拜。次日，張寬馀師傅自費買了香蠟紙燭，穿著整齊，在2號平爐前點燃香燭，恭恭敬敬地向爐子磕了三個響頭，同時點燃紙錢、鳴放鞭炮，大呼：“抗日必定勝利！”
終于在1945年8月7日，抗戰勝利的消息傳到了鋼遷會，“日本投降了！”“中國勝利了！”，人們奔走相告，歡呼雀躍，整個大渡口鞭炮聲震天，響徹云霄，商店里面的鞭炮早就被搶購一空，是夜電燈通宵達旦，人們沉浸在歡樂的氣氛中不舍離去。
重器西遷，為國扛鼎，抗戰烽火中的鋼遷會繼承并發展了漢陽鐵廠未竟的事業，建設起大后方最大的鋼鐵聯合生產企業，積極投身于抗戰建國的時代偉業之中，在艱苦備至的大后方，在瘋狂呼嘯的敵機下，驟然而興，巍峨屹立，以鋼鐵般的意志熔鑄了影響至今的企業之魂。“負責任、守紀律、肯犧牲，不避艱難，刻苦耐勞。公正廉明，合群互助。為國服務，不分勞資。”這樣的精神不僅屬于過去，也應傳承到今天；不僅是一個企業的光榮，也應是全體中華兒女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