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出口艱難企穩的過程中，煤炭出口卻呈現一波強勁走勢。截至今年4月的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煤炭出口連續5個月維持同比增勢，且多實現翻番增長。5個月來，煤炭出口增長峰值出現在3月份，出口量同比增長296.88%，接近3倍。
面對國際市場整體供給過剩、價格走跌，而我方價格不占優勢等利空的基本面，我國煤炭出口逆市暴漲的背后到底有哪些因素支撐？在加速去產能的背景下，出口又能否成為緩解國內煤炭過剩產能的有效途徑？
基數低暴漲不“暴”
數據顯示，1~4月，我國煤炭出口共計330萬噸，同比增加204萬噸，增長161.4%。其中，4月份出口52萬噸，同比增加23萬噸，增長79.31%；環比減少75萬噸，下降59.06%。
至此，我國煤炭出口已連續5個月維持同比增長，除4月份外，連續4個月實現環比增長，且自去年底小漲以來一路走高，至3月達到峰值。3月份同比增幅最大，127萬噸的煤炭出口同比增加95萬噸，增長296.88%；環比增加36萬噸，增長39.56%。
談及出口大增的原因，接受記者采訪的分析人士指出，低基數是我國煤炭出口實現超高速增長的先決因素。
逐月觀察出口數據不難發現，盡管增速飆高，但煤炭出口數量的絕對值并不大，月均出口量未足百萬噸。“出口量本身大不，漲個幾十萬噸，增幅就一下上來了。”卓創資訊分析師耿珍對國際商報記者表示。
產品出口大增的歸因不能脫離對供需面的判斷。中國煤炭運銷協會研究處處長郝向斌在接受國際商報記者采訪時指出，近來，在整體供給過剩的背景下，國際市場供求關系有所調整，使中國煤炭在日韓等地的比較優勢顯現是煤炭出口大增的主導因素。
目前，我國煤炭出口主要集中在韓國、日本、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主要品種為煉焦煤及其他煙煤。在供給層面，近來，受供給過剩制約，國際市場價格一再低走，澳大利亞、印尼等煤炭出口大國紛紛減產，削弱供給；印尼國內需求增加，消化了部分出口份額；國際社會制裁導致朝鮮無煙煤出口受阻，使中國臺灣的煤炭進口來源地由朝鮮轉向大陸地區，刺激了國際市場對我國煤炭出口的需求。
與此同時，中國煤炭價格受國際形勢影響跌至低位，縱向價格優勢相對突出，加之地利之便，綜合運輸成本之后，導致亞洲地區尤其是日韓對我國的煤炭進口需求表現積極。
利空即利好
面對市場的持續大漲，業界對于出口趨勢能否持續，能否寄望外需成為緩解我國煤炭供需矛盾的出口投注了更多關注。
有分析指出，當前，國際煤炭市場總體供大于求，中國煤炭生產成本和運輸成本較高，即使煤價已處于低位，但與澳大利亞和印尼相比，在價格上仍沒有多大優勢，加之全球清潔能源替代進程加速，德國等發達國家縮減火電規模的舉措勢必縮減煤炭需求，故此并不看好我國煤炭出口后市。
但正如硬幣的兩面，上述供給、價格基本面上的“失利”，結合我國煤炭生產的特殊性，又可轉化為促進出口的利好因素。
郝向斌解釋道，與澳大利亞、印尼等產煤大國主要以露天開采不同，我國的煤炭資源儲藏較深，多以井工開采為主。在這樣的開采方式下，無論生產與否，維持礦井安全運營的通風、排水等設備不能停，的確決定了我國煤炭生產的固定成本較高，而可變的邊際成本相對較低。也正因為此，即使售價走低，礦井仍要虧本運營，因為停產也有成本，“否則，虧得更多”。可以說，維持運營是當前我國煤炭開采企業虧損最小化的必然選擇。
澳大利亞、印尼等主要煤炭出口國煤炭生產的變動成本較高，當市場價格低于其變動成本就會選擇減、停產，而我國井工煤礦仍有繼續生產的需要和可能。目前，國際煤炭價格低走已經抑制了新產能的釋放，澳大利亞、印尼不少新礦的物流等配套設施建設均處于緩建或停建狀態。
供給的回縮可能促使煤炭供求失衡狀態適度回調，進而拉升市場價格。而且，如果國際油價回升，煤炭采購的物流成本也會上升，在東北亞地區，我國煤炭相對于澳大利亞、印尼等地煤炭的比較優勢將會更加突出。郝向斌建議企業把握市場機遇，進一步鞏固毗鄰的東北亞地區，尤其是日韓市場的出口優勢，并積極關注印度、越南等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過程中伴隨的能源增長需求，階段性平抑我國煤炭市場的供求失衡格局。
但分析人士同時提醒，以2015年的數據計算，全國煤炭行業過剩產能達到22億噸，產能過剩率接近40%。在如此巨量的過剩產能面前，出口市場的現有規模顯得杯水車薪。國內嚴重過剩的產能顯然是外需市場無法消化的。
面對國際市場整體供給過剩、價格走跌，而我方價格不占優勢等利空的基本面，我國煤炭出口逆市暴漲的背后到底有哪些因素支撐？在加速去產能的背景下，出口又能否成為緩解國內煤炭過剩產能的有效途徑？
基數低暴漲不“暴”
數據顯示，1~4月，我國煤炭出口共計330萬噸，同比增加204萬噸，增長161.4%。其中，4月份出口52萬噸，同比增加23萬噸，增長79.31%；環比減少75萬噸，下降59.06%。
至此，我國煤炭出口已連續5個月維持同比增長，除4月份外，連續4個月實現環比增長，且自去年底小漲以來一路走高，至3月達到峰值。3月份同比增幅最大，127萬噸的煤炭出口同比增加95萬噸，增長296.88%；環比增加36萬噸，增長39.56%。
談及出口大增的原因，接受記者采訪的分析人士指出，低基數是我國煤炭出口實現超高速增長的先決因素。
逐月觀察出口數據不難發現，盡管增速飆高，但煤炭出口數量的絕對值并不大，月均出口量未足百萬噸。“出口量本身大不，漲個幾十萬噸，增幅就一下上來了。”卓創資訊分析師耿珍對國際商報記者表示。
產品出口大增的歸因不能脫離對供需面的判斷。中國煤炭運銷協會研究處處長郝向斌在接受國際商報記者采訪時指出，近來，在整體供給過剩的背景下，國際市場供求關系有所調整，使中國煤炭在日韓等地的比較優勢顯現是煤炭出口大增的主導因素。
目前，我國煤炭出口主要集中在韓國、日本、中國臺灣等國家和地區，主要品種為煉焦煤及其他煙煤。在供給層面，近來，受供給過剩制約，國際市場價格一再低走，澳大利亞、印尼等煤炭出口大國紛紛減產，削弱供給；印尼國內需求增加，消化了部分出口份額；國際社會制裁導致朝鮮無煙煤出口受阻，使中國臺灣的煤炭進口來源地由朝鮮轉向大陸地區，刺激了國際市場對我國煤炭出口的需求。
與此同時，中國煤炭價格受國際形勢影響跌至低位，縱向價格優勢相對突出，加之地利之便，綜合運輸成本之后，導致亞洲地區尤其是日韓對我國的煤炭進口需求表現積極。
利空即利好
面對市場的持續大漲，業界對于出口趨勢能否持續，能否寄望外需成為緩解我國煤炭供需矛盾的出口投注了更多關注。
有分析指出，當前，國際煤炭市場總體供大于求，中國煤炭生產成本和運輸成本較高，即使煤價已處于低位，但與澳大利亞和印尼相比，在價格上仍沒有多大優勢，加之全球清潔能源替代進程加速，德國等發達國家縮減火電規模的舉措勢必縮減煤炭需求，故此并不看好我國煤炭出口后市。
但正如硬幣的兩面，上述供給、價格基本面上的“失利”，結合我國煤炭生產的特殊性，又可轉化為促進出口的利好因素。
郝向斌解釋道，與澳大利亞、印尼等產煤大國主要以露天開采不同，我國的煤炭資源儲藏較深，多以井工開采為主。在這樣的開采方式下，無論生產與否，維持礦井安全運營的通風、排水等設備不能停，的確決定了我國煤炭生產的固定成本較高，而可變的邊際成本相對較低。也正因為此，即使售價走低，礦井仍要虧本運營，因為停產也有成本，“否則，虧得更多”。可以說，維持運營是當前我國煤炭開采企業虧損最小化的必然選擇。
澳大利亞、印尼等主要煤炭出口國煤炭生產的變動成本較高，當市場價格低于其變動成本就會選擇減、停產，而我國井工煤礦仍有繼續生產的需要和可能。目前，國際煤炭價格低走已經抑制了新產能的釋放，澳大利亞、印尼不少新礦的物流等配套設施建設均處于緩建或停建狀態。
供給的回縮可能促使煤炭供求失衡狀態適度回調，進而拉升市場價格。而且，如果國際油價回升，煤炭采購的物流成本也會上升，在東北亞地區，我國煤炭相對于澳大利亞、印尼等地煤炭的比較優勢將會更加突出。郝向斌建議企業把握市場機遇，進一步鞏固毗鄰的東北亞地區，尤其是日韓市場的出口優勢，并積極關注印度、越南等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過程中伴隨的能源增長需求，階段性平抑我國煤炭市場的供求失衡格局。
但分析人士同時提醒，以2015年的數據計算，全國煤炭行業過剩產能達到22億噸，產能過剩率接近40%。在如此巨量的過剩產能面前，出口市場的現有規模顯得杯水車薪。國內嚴重過剩的產能顯然是外需市場無法消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