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盧鋒在“聚焦G20杭州峰會”專題講座上表示，“面對現在鋼鐵去產能的嚴峻形勢，雖然問題有很多，但卻折射了中國鋼鐵崛起的機遇和世界鋼鐵轉移的一些特定階段表現，所以中國在G20框架中也應有一些合作的辦法、機制來調節這一階段面臨的問題。”

鋼鐵行業出現的全球性產能過剩，已成為影響全球經濟結構調整與國際貿易關系的熱點問題之一，也第一次成為G20討論議題。

在盧鋒看來，此次G20杭州峰會有六大看點：一是結構性改革；二是完善國際金融治理架構；三是改進貿易投資體制政策；四是擴大基礎設施投資方面的具體共識；五是合作應對產能過剩；六是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其中，合作應對產能過剩是比較重要的方面。在此前G20上海貿易部長會議和第三次G20成都兩長會議上，都闡述了有關鋼鐵等行業產能過剩的共識立場。G20兩長會公報明確，“鋼鐵和其他行業的產能過剩是一個全球性問題，需要集體應對”，并且“承諾加強溝通與合作，致力于采取有效措施應對調整，以加強市場功能和鼓勵調整”。

另外，G20產鋼經濟體也將參與國際社會應對全球產能過剩問題的行動，包括參與召開經合組織鋼鐵委員會會議，并討論成立一個全球論壇的可行性。

對于此項共識，盧鋒表示：“合作應對產能過剩的方針，加強市場功能調整鋼鐵產能過剩的政策取向，這是對的，這與中國的基本政策和目標是一致的。我認為中國鋼鐵處在崛起的一個關鍵節點，它帶來的重要變化就是世界鋼鐵新一輪產業轉移，這個轉移必然會導致利益重新分配，必然帶來一些國家鋼鐵產業鏈的進一步調整，難免帶來很多問題。”

不過，“從市場調整角度來看，通過國際合作、市場調整的方式，最終能實現產業轉移，這對全球經濟有好處，對中國也有好處。”盧鋒說。

盧鋒告訴記者，鋼鐵產能過剩帶來的出口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會引發矛盾和糾紛，這就需要通過對話來尋找共贏的最大公約數。對話不一定要到G20層面，但是G20也不是說就不可以主導，所以要積極看待鋼鐵去產能議題進入到G20杭州峰會。

盧鋒說：“鋼鐵問題是部門問題，過去在G20框架中從未討論過，從某種角度來講，G20不討論也有道理。但是，G20本來就是為解決問題而設立機制，鋼鐵產能過剩是確實存在的問題，并且很多國家都比較關心，我覺得G20也有理由對該問題做一些討論。”

對于如何解決鋼鐵產能過剩的問題，盧鋒認為，最為重要的還是由市場來決定，政府應綜合運用多種手段淘汰落后產能，不合規的鋼鐵企業必須退出。

“然而，在一定程度上，很多地方政府會考慮GDP、稅收、就業等因素而采取干預措施，致使調整很難推進。”盧鋒說。

與此同時，盧鋒向記者表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這四大主題，其實與‘十三五’規劃五大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有非常多的交集，這也是中國召開G20峰會很重要的內涵。也就是說，把中國正在努力做的事情與國際發展方針結合起來，變成國內政策與國際政策的聯通。”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在設計G20峰會議程時，決策層對結構性改革有相當大的理念性認識。而且這不僅可以在國內推動，也可以在國際上推動，不僅中國的問題是結構性改革的問題，全球的問題可能也是結構性的問題，這個方法論我覺得是對的。”盧鋒說。

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G20兩長會議主席國新聞發布會上曾指出，G20兩長會議首次對G20結構性改革議程進行頂層設計，確定了結構性改革的九大優先領域和四十八條指導原則，并規定了衡量結構性改革進展的指標體系。

對此，盧鋒坦言，“我估計在杭州峰會上會把這個指標體系以及每個國家最近年份的指標數據和過去五年相關數據呈現出來，作為評估不同成員國結構性改革成效的一個量化標準。這不但可以全面提升結構性改革在G20框架內的政策地位與引領作用，而且也可以提高世界經濟的中長期增長潛力，實現創新增長方式與引領發展潮流的目標。”

此外，盧鋒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需求側宏觀政策相結合，將對全球經濟提供標本兼治的長短期兼顧的“中國藥方”，凝聚結構性改革共識，制定結構性改革路線圖將是中國舉辦G20峰會最重要的貢獻之一。”

澳專家稱，期待G20峰會“中國方案”

在G20峰會召開之際，澳大利亞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G20研究中心項目主任特里斯特拉姆·塞恩斯伯里在接受記者專訪時對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表示贊賞，他同時表示期待G20杭州峰會上的“中國方案”。

作為G20杭州峰會“創新增長方式”議題的重要內容，“結構性改革”持續引發熱議。而作為東道主的中國，結構性改革成效正在顯現。世界鋼鐵協會(WSA)發布的鋼鐵統計年度刊物——《世界鋼鐵統計數據2016》顯示，中國粗鋼產量占全球產量的49.6%。中國正在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去產能。對此，特里斯特拉姆·塞恩斯伯里表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卓有成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幫助解決全球范圍內的鋼鐵產能過剩。中國對此也有了計劃，已經削減了鋼鐵產能，未來五年還會進一步削減產能。我并沒有看到其他國家有這樣的計劃，即使有計劃他們也做不到像中國這樣有效。”

G20峰會最初是為了應對2008年的金融危機，“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是G20的共同增長愿景。今年，中國將“結構性改革”作為與財政、貨幣政策并列的G20可以采取的政策措施，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批準了經濟結構改革九大領域及相關的政策指導原則。特里斯特拉姆·塞恩斯伯里對G20杭州峰會出臺結構性改革方案表示期待：“中國擔任主席國的G20峰會是最受期待的峰會之一。現在不再是金融危機（嚴重）的時期，政策制定者并沒有迫切需要去解決這一問題。雖然金融危機并沒有結束，我們確實看到在G20長遠經濟議程的操作上有些可喜的轉變。中國的目標很廣泛，重點在結構性改革的技術指標，還有一些關于創新的討論。”

目前，國際貿易形勢不容樂觀，國際貿易增速大幅放緩，貿易保護主義正在抬頭。中國主導的G20杭州峰會也將直面這一問題，讓貿易與投資這兩大增長“引擎”運轉得更加強勁。特里斯特拉姆·塞恩斯伯里認為，目前世界經濟面臨最顯著的挑戰是貿易，他希望G20杭州峰會的成果能夠提振全球貿易：“中國擔任G20主席國，將貿易作為一項重點議題。在此前的貿易部長會上，已經取得了成果。我希望G20峰會上領導人們能出臺一份聲明，更強調貿易對經濟繁榮的作用，聲明還應當強烈反對貿易保護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