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洪慧民曾在南京理工大學經管學院擔任教授，對財稅體制改革一直比較關注，近幾年的提案都對稅制改革有所涉及。作為全國政協常委，他亦參與了大量有關經濟形勢和改革的調研。2017年全國兩會期間，洪慧民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的專訪。

對于如何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這一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洪慧民認為，對政府而言，科學適時調整財稅政策非常重要，因為這是政府調控經濟、引導市場、提供公共服務、實行社會管理的主要工具之一，是實施國家產業政策、促進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重要方法。

對企業來說，成本高是當下所遇到的最主要困境之一。洪慧民指出，調整稅收政策是“降成本”的主要方式，可以極大緩解企業的痛點，但基本點是要保證“平衡”，減稅不是唯一，應當著眼于各種政策“矛盾之處”給企業帶來的壓力，尤其是高成本。

稅收政策效果未有效發揮

《21世紀》：近年來，你的提案對財稅改革屢有涉及，為什么特別關注這些方面？

洪慧民：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我經常參加經濟改革的調研，感觸很深。從現實中看，稅收是宏觀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重要工具之一，但功能沒有有效發揮。一般情況下，當總供給大于總需求時，可以提高稅收加以調節，反之，則降低稅收。然而，到目前為止，稅收政策作為宏觀調控政策工具的作用沒有充分發揮。

《21世紀》：原因在哪里？

洪慧民：由于一些原因，稅收調節產業和產品的功能被弱化，甚至出現反向調節。例如，為了控制煙、酒的生產，政府提高了煙、酒的稅收，這反而提高了地方政府投資煙廠、酒廠的積極性。因為稅收越高，地方政府分得的收入就越多。

目前消費成為了拉動經濟的最主要動力，而該類稅收政策也沒有有效發揮出來。現行的消費稅只對煙、酒、酒精、小汽車等11類產品征收，商品種類、稅額占比都很小，難以發揮調節消費的作用。此外，稅收法治化程度不夠。稅收關系到公民的利益，必須做到稅由法定。稅種、稅率的確定與調整、征稅辦法、稅收優惠減免、稅收分配與管理等都應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或人大常委會制定和調整。這些權力不能授權給政府，政府因調控需要需對稅收政策作出調整的，應向人大提出建議。

當然，企業稅收負擔較重、稅負不公平、征稅效率不高、稅收管理不到位等問題也是客觀存在的。

建議省以下國地稅合并

《21世紀》：從你的調研看，有什么針對性“降成本”的建議措施？

洪慧民：首先，要降低增值稅稅率，普遍開征消費稅，這樣可以使商品的價格總水平保持不變。

我建議消費稅全額留在地方，這樣地方財政有收入，也可適當遏制農村地區大搞工業，而地方政府保護生態環境、發展旅游業就會有積極性。政府可以通過調整不同產品消費稅稅率來引導消費，抑制奢侈品消費。通過引導消費，促進產品更新換代，促進產業轉型升級。

其次，要完善資源稅的征管。對國家戰略資源、稀有資源如稀土等的開采要課以重稅，并全額上繳中央，防止地方利益驅動亂采濫伐。

第三，則是適當降低間接稅稅率，提高直接稅的稅率。這樣有利于企業的發展，有利于調節社會分配。我認為所得稅改革的一個方向是向富人多收稅，這有待于頂層設計。

有一點要強調，就是要按照依法治國的理念，加強稅收法治建設，提高稅收征管的科學化水平。同時，針對稅務系統公務員的收入遠高于其他部門的公務員的現實，特別是稅務部門可以從稅收總額中提取一定比例作為獎勵的政策，這種不平等的制度必須徹底摒棄。

我們在調研中了解到，不考慮國稅、地稅合并的原因是擔心合并后，屬于中央的稅收收不上來，但通過技術，每一筆稅收都可以自動按設定比例計入中央和地方賬戶。

因此，我認為省以下完全沒有必要分設國稅局和地稅局，應該合并，以此整合征管資源，提高征管效率，這實際上就是在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上，通過改革，減少政府工作中的不必要成本。反過來看，減少的征管成本從根本上就等同于為企業“降成本”。

著力于政府自身改革

《21世紀》：以省以下國地稅合并的改革思路降低稅收征管成本的思路看，“降成本”的著力點在于政府自身改革，但難度很大。

洪慧民：對。我們在多次的調研中爭議也很大，但我認為，從現行經濟下行的壓力和大的趨勢看，這是必須的方向。同時，服務企業、促進企業發展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

但實際上，一個可行的方法是，“降成本”的發力點可立足于不同政府部門對企業政策的矛盾之處。

《21世紀》：怎樣理解？

洪慧民：比如，大量的出口型工貿型企業，在國家工商部門許可的企業經營范圍中，既有生產性業務又有貿易性業務，屬于“又工又貿”的經營性質，這是受國家工商部門認定并受法律保護的。

但是，根據國家有關政策，生產型企業以“免抵退”的方式享受出口稅收優惠，貿易型企業以“免退”的方式享受出口稅收優惠。在實際操作中，稅務部門要求企業在核定出口退稅核算方式時，只能在生產型或貿易型中單獨選擇一種企業形態，據此享受相關政策，原則上不能變更。如因實際情況必須變更，需準備相當繁復的資料，耗時耗力地重新申報。

此時，對于出口型工貿企業而言，工商部門和稅務部門的政策在這里出現了矛盾。這就是我所指出的改革發力點所在。

具體看，稅務部門要求企業“或工或貿”只能二者擇其一；工商部門認為企業可以“又工又貿”二者兼得。這種政策矛盾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出口工貿企業必然有一部分生產或貿易行為，無法按照現行政策的事實屬性享受國家的退稅政策。

但是，無論是“免抵退”還是“免退”，出口退稅核算方式的選擇都影響著企業的純利潤。因此，企業為了能分別按照生產型或出口貿易型企業申報出口退稅，被迫將本企業中的“工”、“貿”業務拆分，辦成兩個企業，即一個生產型企業和一個出口貿易型企業。這種做法既人為增加了工貿企業的運營成本，又在工作實踐中形成了不少“僵尸企業”。

《21世紀》：破解的方法是什么？

洪慧民：我認為，既然工商部門認定的工貿企業經營范圍中允許企業“又工又貿”，且事實上此類企業又大量存在，稅務部門就應該配套做出相應的制度設計，完善工貿企業出口退稅的具體操作流程，降低眾多工貿企業的經營成本。

一方面，國家稅務總局研究完善相關政策，允許涉及出口貿易的工貿企業根據具體業務的性質自行選擇生產行為或貿易行為進行出口退稅的申報及核算。即允許工貿企業自己生產的產品出口按生產型企業申報退稅，代理出口的產品按貿易型企業申報退稅。

另一方面，盡快組織專家學者就統一 “免抵退”核算方式和 “免退”核算方式的可行性進行研究，爭取早日實現統一的出口退稅政策。（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王海平 北京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