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塌陷區別于人類歷史上所有暫時性的人口下降，而是一個長期的、持續的過程。
中國人口將在2030年左右進入人口塌陷期。
人口與區域經濟的失衡、人口與產業結構的失衡問題將長期存在。
任何學歷的勞動力，只要其能夠在城市安居樂業，就說明城市的市場分工體系需要他們，城市就應該歡迎他們。
希望各城市的“戶籍新政”，不是一個短期策略，更不能僅是從本地區房地產去庫存的角度考慮。
騰訊財經特約作者周祝平
近來，中國各地區陸續出臺了招賢引才政策，“搶人大戰”方興未艾、如火如荼。曾幾何時，戶籍制度作為城市的“避火罩”飽受批評；如今，戶籍制度幾乎成為“雞肋”。如何看待這一奇怪現象？實際上，在這眼花繚亂的新聞背后，有一條主線，即中國人口經濟形勢正在發生重大變化。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討論這一變化。這里由于篇幅所限，僅從世界人口塌陷趨勢和我國面臨的人口經濟失衡來討論這一問題。
城市“搶人大戰”是世界人口塌陷趨勢在中國的預演。古希臘哲人說：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合流。人口演化就象河流一樣一直向前，東流到海不復還。任何社會經濟體都不可能在兩個不同時間點經歷同一個人口。如果說20世紀是人口爆炸的世紀，那么21世紀可以說是人口塌陷的世紀。人口塌陷是現代性的必然結果。雖然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現代性程度不高、人口還在較快增長，但是許多現代性程度較高的國家已經邁入或將很快邁入人口塌陷階段。
什么叫人口塌陷？“塌陷”(implosion)這個詞經常用來指“地質塌陷”或“星系塌陷”，是一種顯性的、直觀的現象。但是人口塌陷卻是一個新的社會現象，它區別于人類歷史上所有暫時性的人口下降，而是一個長期的、持續的過程。
英國的《經濟學家》雜志在2003年7月，提出了歐洲“人口塌陷”的警告。該雜志預測，在世界總人口至2050年將增長到89億的背景下，歐盟27個成員國的總人口將從2000年的4.82億下降到4.54億。法國國際關系研究所的一份報告甚至悲觀地預測，歐盟面對的未來將是“緩慢而不可避免地退出歷史舞臺”(Economist,2003)。
世界著名出版集團Springer在2015年出版了一本書，名字叫“萎縮型社會”，該書主要討論日本的人口塌陷問題(Springer，2015)。日本人口從2006年開始縮減，直到今天依然無法逆轉，成為日本政商界和民間的心頭之痛。
根據目前的生育水平和人口參數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30年左右進入人口塌陷期。從一個人口增長型的社會邁入一個人口塌陷型的社會，究竟意味著什么？日本社會是一個良好的參照。而目前中國某些城市上演的“搶人大戰”，似乎預示了未來中國各地區在人口與經濟失衡狀況下的兩難處境。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過去的40年既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40年，也是中國人口發生歷史性轉型的40年。從早婚、早育、多生、大家庭、人口快增長的社會，轉變成晚婚、晚育、小家庭、人口慢增長或不增長的社會。從農村人口占主體的社會轉變成城市人口占主體的社會。1978年，中國的人口城鎮化率只有17.9%。到2017年，人口城鎮化率已經上升到58.5%(國家統計局，2018)。也就是說，過去40年，中國人口城鎮化率平均每年上升1個百分點。這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是翻天覆地的變化，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至今日始可謂局面初定。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村和城鎮到處充斥著剩余勞動力；如今，許多地區面臨人口紅利消失后的“用工荒”。很顯然，“用工荒”不等于“人口荒”。即使全面取消國家的生育限制政策，“民工荒”必定會依然存在。原因在于，中國的人口格局已經發生的根本性的、不可逆的變化。人口與區域經濟的失衡、人口與產業結構的失衡問題將長期存在。
近期一些城市在高校新一屆畢業生離校之際，借戶籍改革的東風，出臺了一系列針對高學歷人才的優惠落戶政策，集中反映了中國區域人口與經濟失衡的矛盾。過去一些地方政府奉行“招商引資”至上的政策，如今逐漸意識到，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不僅要靠招商引資，還要靠招賢納士。然而，從各地出臺的政策來看，依然反映出某些人口觀念上的誤區。這種人口觀念誤區直接的后果是政策的短視。
實際上，對一個城市長期可持續發展起作用的不只是高學歷人才。任何學歷的勞動力，只要其能夠在城市安居樂業，就說明城市的市場分工體系需要他們，城市就應該歡迎他們。城市的創新和活力豈能僅依靠大學畢業生？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國家從頂層設計的角度提出了人口城鎮化目標，其中包括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這個目標絕不只涉及高學歷人口，而是包含各種學歷和各種年齡段的人口。
截至2017年底，中國流動人口規模依然高達2.44億，能否讓他們在城市安居樂業，是檢驗中國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標。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哪個地方的流動人口比例高、外來人口多，哪個地方的經濟就充滿活力、發展比較快。哪個地方能夠吸引流動人口、外來人口，并且留住外來人口，哪個地方就會成為區域經濟的重心。僅從東北和珠三角地區的對比就可以看出這一規律的作用。
筆者希望，各城市的“戶籍新政”，不是一個短期策略，不是上演一場政策秀，更不能僅是從本地區房地產去庫存的角度考慮，而是要立足本地區的長遠人口競爭力。自古英雄出于草莽。高學歷人才來自普通民眾。如果能夠吸引并留住任何年齡和學歷的人口，那么就能夠長期留住甚至培育高端人才。如果城市創造條件讓農民工落戶、安居樂業了，他們的父母和子女不就會成為該城市的“剛需”族嗎？農民工的子女大學畢業之后不就會傾向于在本城市買房定居嗎？
戶籍政策應該從家庭發展考慮，從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社會政治參與、法治環境等多方面形成合力，服務于外來人口的安居樂業。不僅要為高學歷人才著想，更要為龐大的低學歷農民工群體著想。只有這樣，才能為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才能在地區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假如只想招高學歷人才、只想摘果子，而不想種果樹，我擔心城市的所謂優惠政策將難以為繼，至多淪為新聞炒作的“噱頭”罷了。
中國人口將在2030年左右進入人口塌陷期。
人口與區域經濟的失衡、人口與產業結構的失衡問題將長期存在。
任何學歷的勞動力，只要其能夠在城市安居樂業，就說明城市的市場分工體系需要他們，城市就應該歡迎他們。
希望各城市的“戶籍新政”，不是一個短期策略，更不能僅是從本地區房地產去庫存的角度考慮。
騰訊財經特約作者周祝平
近來，中國各地區陸續出臺了招賢引才政策，“搶人大戰”方興未艾、如火如荼。曾幾何時，戶籍制度作為城市的“避火罩”飽受批評；如今，戶籍制度幾乎成為“雞肋”。如何看待這一奇怪現象？實際上，在這眼花繚亂的新聞背后，有一條主線，即中國人口經濟形勢正在發生重大變化。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討論這一變化。這里由于篇幅所限，僅從世界人口塌陷趨勢和我國面臨的人口經濟失衡來討論這一問題。
城市“搶人大戰”是世界人口塌陷趨勢在中國的預演。古希臘哲人說：人不可能兩次踏進同一條合流。人口演化就象河流一樣一直向前，東流到海不復還。任何社會經濟體都不可能在兩個不同時間點經歷同一個人口。如果說20世紀是人口爆炸的世紀，那么21世紀可以說是人口塌陷的世紀。人口塌陷是現代性的必然結果。雖然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現代性程度不高、人口還在較快增長，但是許多現代性程度較高的國家已經邁入或將很快邁入人口塌陷階段。
什么叫人口塌陷？“塌陷”(implosion)這個詞經常用來指“地質塌陷”或“星系塌陷”，是一種顯性的、直觀的現象。但是人口塌陷卻是一個新的社會現象，它區別于人類歷史上所有暫時性的人口下降，而是一個長期的、持續的過程。
英國的《經濟學家》雜志在2003年7月，提出了歐洲“人口塌陷”的警告。該雜志預測，在世界總人口至2050年將增長到89億的背景下，歐盟27個成員國的總人口將從2000年的4.82億下降到4.54億。法國國際關系研究所的一份報告甚至悲觀地預測，歐盟面對的未來將是“緩慢而不可避免地退出歷史舞臺”(Economist,2003)。
世界著名出版集團Springer在2015年出版了一本書，名字叫“萎縮型社會”，該書主要討論日本的人口塌陷問題(Springer，2015)。日本人口從2006年開始縮減，直到今天依然無法逆轉，成為日本政商界和民間的心頭之痛。
根據目前的生育水平和人口參數預測，中國人口將在2030年左右進入人口塌陷期。從一個人口增長型的社會邁入一個人口塌陷型的社會，究竟意味著什么？日本社會是一個良好的參照。而目前中國某些城市上演的“搶人大戰”，似乎預示了未來中國各地區在人口與經濟失衡狀況下的兩難處境。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過去的40年既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40年，也是中國人口發生歷史性轉型的40年。從早婚、早育、多生、大家庭、人口快增長的社會，轉變成晚婚、晚育、小家庭、人口慢增長或不增長的社會。從農村人口占主體的社會轉變成城市人口占主體的社會。1978年，中國的人口城鎮化率只有17.9%。到2017年，人口城鎮化率已經上升到58.5%(國家統計局，2018)。也就是說，過去40年，中國人口城鎮化率平均每年上升1個百分點。這在中國幾千年歷史上是翻天覆地的變化，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至今日始可謂局面初定。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農村和城鎮到處充斥著剩余勞動力；如今，許多地區面臨人口紅利消失后的“用工荒”。很顯然，“用工荒”不等于“人口荒”。即使全面取消國家的生育限制政策，“民工荒”必定會依然存在。原因在于，中國的人口格局已經發生的根本性的、不可逆的變化。人口與區域經濟的失衡、人口與產業結構的失衡問題將長期存在。
近期一些城市在高校新一屆畢業生離校之際，借戶籍改革的東風，出臺了一系列針對高學歷人才的優惠落戶政策，集中反映了中國區域人口與經濟失衡的矛盾。過去一些地方政府奉行“招商引資”至上的政策，如今逐漸意識到，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不僅要靠招商引資，還要靠招賢納士。然而，從各地出臺的政策來看，依然反映出某些人口觀念上的誤區。這種人口觀念誤區直接的后果是政策的短視。
實際上，對一個城市長期可持續發展起作用的不只是高學歷人才。任何學歷的勞動力，只要其能夠在城市安居樂業，就說明城市的市場分工體系需要他們，城市就應該歡迎他們。城市的創新和活力豈能僅依靠大學畢業生？在《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中，國家從頂層設計的角度提出了人口城鎮化目標，其中包括實現“1億左右農業轉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落戶”。這個目標絕不只涉及高學歷人口，而是包含各種學歷和各種年齡段的人口。
截至2017年底，中國流動人口規模依然高達2.44億，能否讓他們在城市安居樂業，是檢驗中國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標。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哪個地方的流動人口比例高、外來人口多，哪個地方的經濟就充滿活力、發展比較快。哪個地方能夠吸引流動人口、外來人口，并且留住外來人口，哪個地方就會成為區域經濟的重心。僅從東北和珠三角地區的對比就可以看出這一規律的作用。
筆者希望，各城市的“戶籍新政”，不是一個短期策略，不是上演一場政策秀，更不能僅是從本地區房地產去庫存的角度考慮，而是要立足本地區的長遠人口競爭力。自古英雄出于草莽。高學歷人才來自普通民眾。如果能夠吸引并留住任何年齡和學歷的人口，那么就能夠長期留住甚至培育高端人才。如果城市創造條件讓農民工落戶、安居樂業了，他們的父母和子女不就會成為該城市的“剛需”族嗎？農民工的子女大學畢業之后不就會傾向于在本城市買房定居嗎？
戶籍政策應該從家庭發展考慮，從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社會政治參與、法治環境等多方面形成合力，服務于外來人口的安居樂業。不僅要為高學歷人才著想，更要為龐大的低學歷農民工群體著想。只有這樣，才能為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才能在地區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假如只想招高學歷人才、只想摘果子，而不想種果樹，我擔心城市的所謂優惠政策將難以為繼，至多淪為新聞炒作的“噱頭”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