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線城市號稱在消費降級；四五線城市在消費升級，人民群眾忙著換車、用好的化妝品，包括服務行業、金融、婚禮全部都在向一、二線城市看齊。這種巨大消費升級的潛力是很強勁的。所以，只要我們對經濟進行適度的宏觀管理，不過多、過度干預，中國經濟沒問題，真的沒問題。
為什么會有信心的波動？
問：現在，很多人都在談信心的問題。為什么會出現信心波動？
管清友：實事求是地分析，我覺得至少有兩個層面的原因：
第一性問題是法治環境，這也是中央提的“依法治國”。
目前存在一些值得討論的問題，比如，如何切實地保護民營企業家的私有產權？最近還出現一個詞“審前羈押權”，也就是說在沒審判前可以羈押一個人很長時間，這是不行的。很多企業家怕這個，即便最后可能無罪開釋，但好幾年過去了，企業經營受到影響，耗不起。
還比如有些企業當時經過合法程序，投資了幾千萬、幾個億，但不符合后來出臺的環保和國土規劃等新政策，某些地方就把企業一關了之。這些企業一下子歸零，信心肯定受影響。
環保等新政策出臺是好事，但重點是如何做好新舊銜接，否則違背保護民營企業、保護私產的基本待遇原則。兩者哪一個更重要？這要搞清楚。
在我看來，民營企業家的信心受到影響，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政策多變、易變。這不是企業家能決定的。
第二、經濟周期、金融周期和監管是第二性問題。
這幾年，我們處在一個經濟轉型期，“三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疊加。
過去十年，我們經歷了三輪大寬松：2009、2012、2014年。這帶來兩個問題：
1．給企業家傳遞了錯誤的信號。
比如2008年“4萬億”刺激，實行基建政策、房地產以及貨幣三輪寬松政策。國家進行技術調節，做短期需求管理，凱恩斯主義這一套也不是不對，但是客觀上會給企業家傳遞錯誤的信號。
很多企業家高比例股權質押，拿到錢之后，擴張產能，結果導致產能過剩。逆周期調節可以“熨平”經濟周期，但在經濟學上這本身就有很大的爭論。
2．很多企業家確實誤判了形勢、宏觀環境。
不少人曾說經濟學家沒有用。在一般情況下，經濟學家好像確實沒什么用，這兩年還挺有用。
2016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提出抑制資產泡沫，整個流動性問題開始收縮。中央銀行貫徹中央要求和決定，這也無可厚非。過去幾年泡沫太大了，根本的原因是貨幣環境太過寬松，特別是影子銀行體系的膨脹。
2017年以后，我們進入金融全監管整頓期，主要整治影子銀行。整個流動性突然收縮，很多企業沒有來得及調整。這種經濟政策的變化，客觀上導致了民營企業出現一些困難。甚至國家層面一度組織紓困基金，鼓勵各地政府和金融機構組建紓困基金。
為什么我們（經濟學家）這幾年還略微受到企業的重視？就是因為我們看到了這個趨勢。我前兩年就講過類似的觀點。
我一直主張我們對近些年來的一些問題進行全面、實事求是的反思，以改進工作。
問：那到底反思什么？
管清友：至少有兩個層面要反思：
1．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向是完全正確的，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巨大的偏差。
比如去產能，去掉的大部分是民企的產能，是落后產能，但是不是全部都為落后產能？恐怕要打個問號。這直接導致了國企產能變得稀缺。而國企主要集中在上游，產品漲價，進一步擠壓下游。
2．2018年以后，特別是出現貿易戰、經濟下滑、股市下跌、風險釋放，流動性開始松動。這一輪金融的整頓方向是正確的，控制了風險，但在實際操作中又出現了“一刀切”和操之過急的問題。
如何把握這個度，確實是一個藝術。
我們中長期仍然處在大的收縮期
問：2019年有很多企業倒閉。您經常講回歸本源。企業是多元化發展，還是回歸主業，到底怎么把握？
管清友：適度的多元化。當企業處在經濟穩定、金融周期上行、比較寬松的環境里，多元化沒什么問題。但是周期轉換后，原來那些不掙錢、短融長投的企業肯定會出現問題。
所謂不忘初心，回歸本源，就是把你自己能干好、該干好的事干好。企業杠桿不要太高，有匠人精神。
我把2000后中國的發展歸納為三個周期：
1、2001-2008年是外需擴張階段，期間我們加入WTO，出口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顯著提升，中國是世界工廠；
2、2009-2016年是應對危機、擴大內需階段，家電下鄉、新能源汽車等一系列政策拉動了中國的內需；
3、2017年開始進入整頓、收縮階段，未來至少還有七、八年。中國告別了“世界工廠”模式、告別“過度依賴地產”模式、告別“過度依賴基建”模式。
這十年全球貨幣寬松帶來資產泡沫，直接導致世界性的貧富差距拉大。中國也是如此。這幾年如果一個人買房子不夠多，或者沒有投資收益，只靠工資，這些階層的差距越來越大。
問：這幾年，很多人討論哪一年是最難的一年，還有人說2019年是這十年最好的一年。您怎么看？
管清友：2019年，我覺得如果非要用一個詞就是“適應”。適應經濟轉型的調整期，適應“三期”疊加。
現在確實很難判斷2019是不是最好或者最難的一年。怎么衡量所謂的很難、最難？
過去十年，膨脹太快，大家賺快錢，杠桿很高；現在經歷整頓，很多企業陷入到破產的境地，開始頭腦更清醒、務實，調整自己，適應環境，尋找出路。
只能這么說，我們中長期仍然處在大的收縮期。賺快錢沒有那么容易了，得學會賺慢錢；賺大錢沒那么容易了，得學會賺小錢；高速擴張沒那么容易了，得學會慢慢變現；做大生意沒那么容易了，得學會把生意做小。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有一些行業也不錯，比如餐飲、消費、教育、醫療、醫藥、醫美都挺好。按說文化產業應該挺好，但是我們管制太多。宮斗劇不讓拍、穿越劇不讓拍。現在一些影片為了過審，周折特別多。像最近很火的《慶余年》里面有穿越情節，但它肯定不會把自己歸類為穿越劇。
為什么這幾年我們幾乎看不到優秀的影視作品？管得太多、太具體、太無厘頭。
到底要不要買房？
問：您有個觀點是房地產進入白銀時代，不能再用過去的周期眼光看待房地產市場。對于普通民眾而言，那到底要不要買房子？
管清友：這個問題泛泛地提其實意義不大。想買哪？是剛需自住，還是改善、投資？這要區分清楚，每個人都不一樣。
房價基本上是一個城市競爭力的表現。香港房價為什么貴？當然有它的土地制度問題，主要還是因為香港有競爭力。看看現在國際上哪個有競爭力的大城市，房價不貴？年輕人在大城市壓力都很大，我們都是從那時候過來的。
要不要買房，我覺得主要看如何做規劃。中長期看，類似北京這類大城市的房價還會慢慢穩步上升。當然它也會受經濟周期、金融周期的影響，有波動。北京從2018年以來已經平均跌了20%，2020年眼見房價要反彈。最早今年二季度，最遲下半年，因為貨幣政策已經在松動。
總體上，國際核心大城市的好的不動產是不斷增值的。進入紙幣時代，通脹無時無刻都在發生，CPI每年都在上升。從國際經驗看，資產價格都比CPI的漲幅高一點。如果哪一天我們的房價漲幅比不上CPI。那一定是我們完成了城鎮化，人口老齡化非常嚴重。韓國現在的問題就是，房子賣不上價，沒有需求，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也可能是我們未來二十年、三十年以后要面對的一種場景。
如果住房是剛需，趁著房價跌的時候該買就買，不能像炒股票非得買跌停板。不可能。
改善住房要看區域，投資要更謹慎，因為房價不可能再像過去那么漲了，貨幣環境、調控環境都不支持。但是像東京有些地方，房子便宜得都沒人買，目前中國還沒有到那個階段，到那個階段反而就壞了。
政府真正要做的是什么？應該把大量的土地拿出來做廉租房。居者有其所，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輕人可以用相對便宜的價格租到房，而不是鼓勵每個人都買得起房。不可能，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到。有人說新加坡模式，中國陸地面積960萬平方公里，新加坡只相當于北京市朝陽區的面積。一個國家的房地產政策和一個朝陽區的政策能一樣嗎？
問：那您怎么看征房產稅的問題？
管清友：我個人不主張那么快征房產稅，太復雜了，中國老百姓已經夠苦了。它的意圖也不是解決房價問題，而是解決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結構的問題。
關鍵是我們國家的房產稅在法理上還有一點瑕疵。
房產稅是對房不是對地征稅，原來征的各種稅怎么辦？要不要退？
房地產的類型怎么區分？和英國、美國不一樣，我們有房改房、軍產房、央產房、兩限房、廉租房、普通商品住宅等N種類型。
在二環、五環內的房子又怎么征？
長期來看，房產稅不影響房子價格，上海和重慶都在試點。美國有房產稅，也沒影響房價。
中國在從高欲望社會步入中欲望社會
問：中國經濟從快速發展到進入現在的新常態，對大眾心態有什么影響？
管清友：我覺得中國老百姓的心態將會發生很大的變化。
很多人說日本經濟失去了30年，但是日本人也開始重新思考生活、生命的意義。隨著中國進入存量時代，日本是我們未來可能一個很重要的參照系。日本年輕人為什么不結婚、不生子、不出門、不上班？我們可能很難理解。
中國也很難一下子進入這樣一個低欲望社會，或者這么說中國正在從高欲望社會步入中欲望社會。
我們經歷了快速發展的40年，開始重新審視國家發展的路徑，以及個人生存、生活、生命的意義。生活的全部意義都是為了在北京打拼買上一套房子嗎？似乎不應該是這樣的。在北京生活壓力大，回二線城市，不也挺好嗎？
社會的評價體系、評價標準也開始發生變化，思考的不是掙了多少錢，而是一個人給社會做了什么貢獻？自己有什么樣的突破？
如果讓我再重新選擇，肯定不在北京。幸福指數太低。
2020的出路在哪里？
問：您在2019年勾勒了中國金融爆雷全景圖，從網貸、信用債、私募、財富管理公司到券商子公司、信托再到銀行、保險，幾乎無一幸免。那還有什么好的投資機會？
管清友：我們經常講，沒有那么多投資機會，一生中能抓住一波就已經很好了。
二級市場是有機會的。中國實行注冊制，好處在于回歸理性。估值收縮，我們可以買到性價比較好的標的。我不能推薦具體的股票，實際上家電、酒類、房地產等行業就那幾個龍頭企業。
科技類企業肯定是有投資機會，但個人很難挑。科創制50萬的門檻排除了絕大部分散戶，因為怕大家承受不了風險。
這里其實有很多問題。韭菜割完之后，現在也慢慢回歸理性。關于科創板，我還做過一首詩：科創才露尖尖角，早有鐮刀立上頭。投資是真金白銀的事，沒有人對你負責，只有你自己；不要聽任何人的背書，一定要自己學。
問：大家比較關注未來的出路在哪里？
管清友：未來的出路有很多：
第一、調整自己的心態，認清形勢。
第二、認清產業發展的方向，結構變動的方向。
第三、找到新的賽道或者新的商業策略。
第四、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不稱霸。
基本策略就是這樣。也有很多企業家說“就是熬著，在資本寒冬的時候，我們要好好活下去，比競爭對手活得更長；同時我們也義無反顧地抓住新機會”。在存量時代，就要找存量時代的機會。
問：怎樣識別這些機會？
管清友：供給端需求在發生變化，我們可以從中找到機會。
比如醫療醫藥是因為人口老齡化，有需求；做醫美的人告訴我不要低估女人花在自己身上的錢，這是女性的需求。最近我聽說正和島商學院2019盈利情況很好，這是因為企業家對學習有需求。
供給端的變化還在于效率提升、產能收縮。很多行業由于去產能，越來越向頭部企業收縮。比如房地產現在就向頭部50家、100家集中，幾萬家小企業可能就沒活干，退出市場；家電行業主要是格力、美的、海爾，再就是一些細分市場，小熊電器也上市了，還是有生意做。
這就看一個人能不能找到更好的細分市場和細分領域。
為什么企業家是驅動經濟的基本動力？因為只有他們才會發現這樣的機會，才有冒險精神。
企業家的信心從哪里來？
問：最后一個問題，面對未來，企業家的信心來自哪里？
管清友：第一，認清形勢自然會有信心。形勢、外部環境是不可更改的，所以認清形勢，實事求是，頭腦清醒，自然有信心。
第二，從國際上講，在主要的經濟體國家里，中國仍然是投資收益率最好的地方。中國人均GDP才一萬美元，還可以造出很多好資產。
用總書記的話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也是我們投資的方向。
中國有14億人口，市場很大，我們總體都在朝改革開放的方向走，不會有錯，只是一些顛簸。
一、二線城市號稱在消費降級；四五線城市在消費升級，人民群眾忙著換車、用好的化妝品，包括服務行業、金融、婚禮全部都在向一、二線城市看齊。這種巨大消費升級的潛力是很強勁的。
所以，只要我們對經濟進行適度的宏觀管理，不過多、過度干預，中國經濟沒問題，真的沒問題。
我們的國情復雜，民族多元，區域發展不平衡，我們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執政黨、政府統籌各方，共產黨其實就承擔這樣一個角色。如何保持一個黨的領導和微觀活力的統一，這很重要。
既要堅持執政黨的統一領導，又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高效、法治化、陽光化，把握度很難。我覺得小平同志的智慧就是在于放手。
我早在2013年就提過，解放思想、強化市場、放松管制、改善供給、激發活力。我們還是要向強化市場、放松管制、改善供給的路徑走。
2020年是下一個十年的開始，期待我們有一個好的開頭！
注：本文原發于“正和島”
(本文作者介紹：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首席經濟學家。)
為什么會有信心的波動？
問：現在，很多人都在談信心的問題。為什么會出現信心波動？
管清友：實事求是地分析，我覺得至少有兩個層面的原因：
第一性問題是法治環境，這也是中央提的“依法治國”。
目前存在一些值得討論的問題，比如，如何切實地保護民營企業家的私有產權？最近還出現一個詞“審前羈押權”，也就是說在沒審判前可以羈押一個人很長時間，這是不行的。很多企業家怕這個，即便最后可能無罪開釋，但好幾年過去了，企業經營受到影響，耗不起。
還比如有些企業當時經過合法程序，投資了幾千萬、幾個億，但不符合后來出臺的環保和國土規劃等新政策，某些地方就把企業一關了之。這些企業一下子歸零，信心肯定受影響。
環保等新政策出臺是好事，但重點是如何做好新舊銜接，否則違背保護民營企業、保護私產的基本待遇原則。兩者哪一個更重要？這要搞清楚。
在我看來，民營企業家的信心受到影響，某種程度上是因為政策多變、易變。這不是企業家能決定的。
第二、經濟周期、金融周期和監管是第二性問題。
這幾年，我們處在一個經濟轉型期，“三期”（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政策消化期）疊加。
過去十年，我們經歷了三輪大寬松：2009、2012、2014年。這帶來兩個問題：
1．給企業家傳遞了錯誤的信號。
比如2008年“4萬億”刺激，實行基建政策、房地產以及貨幣三輪寬松政策。國家進行技術調節，做短期需求管理，凱恩斯主義這一套也不是不對，但是客觀上會給企業家傳遞錯誤的信號。
很多企業家高比例股權質押，拿到錢之后，擴張產能，結果導致產能過剩。逆周期調節可以“熨平”經濟周期，但在經濟學上這本身就有很大的爭論。
2．很多企業家確實誤判了形勢、宏觀環境。
不少人曾說經濟學家沒有用。在一般情況下，經濟學家好像確實沒什么用，這兩年還挺有用。
2016年下半年，中央政治局提出抑制資產泡沫，整個流動性問題開始收縮。中央銀行貫徹中央要求和決定，這也無可厚非。過去幾年泡沫太大了，根本的原因是貨幣環境太過寬松，特別是影子銀行體系的膨脹。
2017年以后，我們進入金融全監管整頓期，主要整治影子銀行。整個流動性突然收縮，很多企業沒有來得及調整。這種經濟政策的變化，客觀上導致了民營企業出現一些困難。甚至國家層面一度組織紓困基金，鼓勵各地政府和金融機構組建紓困基金。
為什么我們（經濟學家）這幾年還略微受到企業的重視？就是因為我們看到了這個趨勢。我前兩年就講過類似的觀點。
我一直主張我們對近些年來的一些問題進行全面、實事求是的反思，以改進工作。
問：那到底反思什么？
管清友：至少有兩個層面要反思：
1．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方向是完全正確的，實施過程中出現了巨大的偏差。
比如去產能，去掉的大部分是民企的產能，是落后產能，但是不是全部都為落后產能？恐怕要打個問號。這直接導致了國企產能變得稀缺。而國企主要集中在上游，產品漲價，進一步擠壓下游。
2．2018年以后，特別是出現貿易戰、經濟下滑、股市下跌、風險釋放，流動性開始松動。這一輪金融的整頓方向是正確的，控制了風險，但在實際操作中又出現了“一刀切”和操之過急的問題。
如何把握這個度，確實是一個藝術。
我們中長期仍然處在大的收縮期
問：2019年有很多企業倒閉。您經常講回歸本源。企業是多元化發展，還是回歸主業，到底怎么把握？
管清友：適度的多元化。當企業處在經濟穩定、金融周期上行、比較寬松的環境里，多元化沒什么問題。但是周期轉換后，原來那些不掙錢、短融長投的企業肯定會出現問題。
所謂不忘初心，回歸本源，就是把你自己能干好、該干好的事干好。企業杠桿不要太高，有匠人精神。
我把2000后中國的發展歸納為三個周期：
1、2001-2008年是外需擴張階段，期間我們加入WTO，出口對經濟的拉動作用顯著提升，中國是世界工廠；
2、2009-2016年是應對危機、擴大內需階段，家電下鄉、新能源汽車等一系列政策拉動了中國的內需；
3、2017年開始進入整頓、收縮階段，未來至少還有七、八年。中國告別了“世界工廠”模式、告別“過度依賴地產”模式、告別“過度依賴基建”模式。
這十年全球貨幣寬松帶來資產泡沫，直接導致世界性的貧富差距拉大。中國也是如此。這幾年如果一個人買房子不夠多，或者沒有投資收益，只靠工資，這些階層的差距越來越大。
問：這幾年，很多人討論哪一年是最難的一年，還有人說2019年是這十年最好的一年。您怎么看？
管清友：2019年，我覺得如果非要用一個詞就是“適應”。適應經濟轉型的調整期，適應“三期”疊加。
現在確實很難判斷2019是不是最好或者最難的一年。怎么衡量所謂的很難、最難？
過去十年，膨脹太快，大家賺快錢，杠桿很高；現在經歷整頓，很多企業陷入到破產的境地，開始頭腦更清醒、務實，調整自己，適應環境，尋找出路。
只能這么說，我們中長期仍然處在大的收縮期。賺快錢沒有那么容易了，得學會賺慢錢；賺大錢沒那么容易了，得學會賺小錢；高速擴張沒那么容易了，得學會慢慢變現；做大生意沒那么容易了，得學會把生意做小。
當然在這個過程中，有一些行業也不錯，比如餐飲、消費、教育、醫療、醫藥、醫美都挺好。按說文化產業應該挺好，但是我們管制太多。宮斗劇不讓拍、穿越劇不讓拍。現在一些影片為了過審，周折特別多。像最近很火的《慶余年》里面有穿越情節，但它肯定不會把自己歸類為穿越劇。
為什么這幾年我們幾乎看不到優秀的影視作品？管得太多、太具體、太無厘頭。
到底要不要買房？
問：您有個觀點是房地產進入白銀時代，不能再用過去的周期眼光看待房地產市場。對于普通民眾而言，那到底要不要買房子？
管清友：這個問題泛泛地提其實意義不大。想買哪？是剛需自住，還是改善、投資？這要區分清楚，每個人都不一樣。
房價基本上是一個城市競爭力的表現。香港房價為什么貴？當然有它的土地制度問題，主要還是因為香港有競爭力。看看現在國際上哪個有競爭力的大城市，房價不貴？年輕人在大城市壓力都很大，我們都是從那時候過來的。
要不要買房，我覺得主要看如何做規劃。中長期看，類似北京這類大城市的房價還會慢慢穩步上升。當然它也會受經濟周期、金融周期的影響，有波動。北京從2018年以來已經平均跌了20%，2020年眼見房價要反彈。最早今年二季度，最遲下半年，因為貨幣政策已經在松動。
總體上，國際核心大城市的好的不動產是不斷增值的。進入紙幣時代，通脹無時無刻都在發生，CPI每年都在上升。從國際經驗看，資產價格都比CPI的漲幅高一點。如果哪一天我們的房價漲幅比不上CPI。那一定是我們完成了城鎮化，人口老齡化非常嚴重。韓國現在的問題就是，房子賣不上價，沒有需求，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但也可能是我們未來二十年、三十年以后要面對的一種場景。
如果住房是剛需，趁著房價跌的時候該買就買，不能像炒股票非得買跌停板。不可能。
改善住房要看區域，投資要更謹慎，因為房價不可能再像過去那么漲了，貨幣環境、調控環境都不支持。但是像東京有些地方，房子便宜得都沒人買，目前中國還沒有到那個階段，到那個階段反而就壞了。
政府真正要做的是什么？應該把大量的土地拿出來做廉租房。居者有其所，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輕人可以用相對便宜的價格租到房，而不是鼓勵每個人都買得起房。不可能，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做到。有人說新加坡模式，中國陸地面積960萬平方公里，新加坡只相當于北京市朝陽區的面積。一個國家的房地產政策和一個朝陽區的政策能一樣嗎？
問：那您怎么看征房產稅的問題？
管清友：我個人不主張那么快征房產稅，太復雜了，中國老百姓已經夠苦了。它的意圖也不是解決房價問題，而是解決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結構的問題。
關鍵是我們國家的房產稅在法理上還有一點瑕疵。
房產稅是對房不是對地征稅，原來征的各種稅怎么辦？要不要退？
房地產的類型怎么區分？和英國、美國不一樣，我們有房改房、軍產房、央產房、兩限房、廉租房、普通商品住宅等N種類型。
在二環、五環內的房子又怎么征？
長期來看，房產稅不影響房子價格，上海和重慶都在試點。美國有房產稅，也沒影響房價。
中國在從高欲望社會步入中欲望社會
問：中國經濟從快速發展到進入現在的新常態，對大眾心態有什么影響？
管清友：我覺得中國老百姓的心態將會發生很大的變化。
很多人說日本經濟失去了30年，但是日本人也開始重新思考生活、生命的意義。隨著中國進入存量時代，日本是我們未來可能一個很重要的參照系。日本年輕人為什么不結婚、不生子、不出門、不上班？我們可能很難理解。
中國也很難一下子進入這樣一個低欲望社會，或者這么說中國正在從高欲望社會步入中欲望社會。
我們經歷了快速發展的40年，開始重新審視國家發展的路徑，以及個人生存、生活、生命的意義。生活的全部意義都是為了在北京打拼買上一套房子嗎？似乎不應該是這樣的。在北京生活壓力大，回二線城市，不也挺好嗎？
社會的評價體系、評價標準也開始發生變化，思考的不是掙了多少錢，而是一個人給社會做了什么貢獻？自己有什么樣的突破？
如果讓我再重新選擇，肯定不在北京。幸福指數太低。
2020的出路在哪里？
問：您在2019年勾勒了中國金融爆雷全景圖，從網貸、信用債、私募、財富管理公司到券商子公司、信托再到銀行、保險，幾乎無一幸免。那還有什么好的投資機會？
管清友：我們經常講，沒有那么多投資機會，一生中能抓住一波就已經很好了。
二級市場是有機會的。中國實行注冊制，好處在于回歸理性。估值收縮，我們可以買到性價比較好的標的。我不能推薦具體的股票，實際上家電、酒類、房地產等行業就那幾個龍頭企業。
科技類企業肯定是有投資機會，但個人很難挑。科創制50萬的門檻排除了絕大部分散戶，因為怕大家承受不了風險。
這里其實有很多問題。韭菜割完之后，現在也慢慢回歸理性。關于科創板，我還做過一首詩：科創才露尖尖角，早有鐮刀立上頭。投資是真金白銀的事，沒有人對你負責，只有你自己；不要聽任何人的背書，一定要自己學。
問：大家比較關注未來的出路在哪里？
管清友：未來的出路有很多：
第一、調整自己的心態，認清形勢。
第二、認清產業發展的方向，結構變動的方向。
第三、找到新的賽道或者新的商業策略。
第四、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不稱霸。
基本策略就是這樣。也有很多企業家說“就是熬著，在資本寒冬的時候，我們要好好活下去，比競爭對手活得更長；同時我們也義無反顧地抓住新機會”。在存量時代，就要找存量時代的機會。
問：怎樣識別這些機會？
管清友：供給端需求在發生變化，我們可以從中找到機會。
比如醫療醫藥是因為人口老齡化，有需求；做醫美的人告訴我不要低估女人花在自己身上的錢，這是女性的需求。最近我聽說正和島商學院2019盈利情況很好，這是因為企業家對學習有需求。
供給端的變化還在于效率提升、產能收縮。很多行業由于去產能，越來越向頭部企業收縮。比如房地產現在就向頭部50家、100家集中，幾萬家小企業可能就沒活干，退出市場；家電行業主要是格力、美的、海爾，再就是一些細分市場，小熊電器也上市了，還是有生意做。
這就看一個人能不能找到更好的細分市場和細分領域。
為什么企業家是驅動經濟的基本動力？因為只有他們才會發現這樣的機會，才有冒險精神。
企業家的信心從哪里來？
問：最后一個問題，面對未來，企業家的信心來自哪里？
管清友：第一，認清形勢自然會有信心。形勢、外部環境是不可更改的，所以認清形勢，實事求是，頭腦清醒，自然有信心。
第二，從國際上講，在主要的經濟體國家里，中國仍然是投資收益率最好的地方。中國人均GDP才一萬美元，還可以造出很多好資產。
用總書記的話說“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這也是我們投資的方向。
中國有14億人口，市場很大，我們總體都在朝改革開放的方向走，不會有錯，只是一些顛簸。
一、二線城市號稱在消費降級；四五線城市在消費升級，人民群眾忙著換車、用好的化妝品，包括服務行業、金融、婚禮全部都在向一、二線城市看齊。這種巨大消費升級的潛力是很強勁的。
所以，只要我們對經濟進行適度的宏觀管理，不過多、過度干預，中國經濟沒問題，真的沒問題。
我們的國情復雜，民族多元，區域發展不平衡，我們需要有一個強有力的執政黨、政府統籌各方，共產黨其實就承擔這樣一個角色。如何保持一個黨的領導和微觀活力的統一，這很重要。
既要堅持執政黨的統一領導，又要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高效、法治化、陽光化，把握度很難。我覺得小平同志的智慧就是在于放手。
我早在2013年就提過，解放思想、強化市場、放松管制、改善供給、激發活力。我們還是要向強化市場、放松管制、改善供給的路徑走。
2020年是下一個十年的開始，期待我們有一個好的開頭！
注：本文原發于“正和島”
(本文作者介紹：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