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礦石價格高企主要由全球鐵礦石市場集中度高、全球經濟恢復預期向好、定價機制不合理、資本炒作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導致。筆者通過回顧21世紀以來中國進口鐵礦石價格的變化歷程，針對力拓、淡水河谷、必和必拓、FMG等國際礦業巨頭（以下簡稱國際四大礦）市場控制力和鐵礦石主要成本進行分析，以期探究應對之策，促進全產業鏈健康發展。
一、中國進口鐵礦石價格的變化歷程
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到21世紀初，國際鐵礦石價格長期保持相對穩定，日本是當時國際鐵礦石貿易的最大買家，鐵礦石價格一直維持在20美元/t左右。從2004年開始，中國超過日本成為國際鐵礦石貿易的最大買家，中國鐵礦石需求開始成為影響鐵礦石價格變動的主導因素，當時的力拓、淡水河谷、必和必拓憑借其在鐵礦石市場的高集中度優勢，在國際鐵礦石價格長協談判中表現強勢，國際鐵礦石價格也自此開始呈現大幅上漲趨勢，圖1為2001-2010年中國進口鐵礦石均價走勢圖，表1為1980-2010年中國進口鐵礦石均價變化歷程。
2010年鐵礦石價格長協談判機制結束，沿襲多年的鐵礦石年度定價方式被終止，國際四大礦采用與現貨市場價格緊密掛鉤的指數定價機制，鐵礦石協議價格和現貨價格的聯系更加緊密，定價變得更加靈活，價格波動幅度和頻率都遠大于年度定價。
2011-2015年，受2008-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全球鋼鐵行業陷入產能過剩泥潭，中國鋼鐵行業也未能幸免，鋼材價格、行業利潤率持續下滑，鐵礦石價格也由2011年的高點193美元/t持續下跌，至2015年跌至38美元/t，為近十年來最低點。2011年以來國內鋼材八大品種均價和62%進口鐵礦石到岸價對比如圖2所示。
2016-2020年，得益于中國鋼鐵行業化解過剩產能成效顯著，引領全球鋼鐵行業持續快速發展，粗鋼產量快速增長，鐵礦石價格自2016年開始恢復性上漲，直到2020年第三季度一直保持在100美元/t以下的合理區間，相對合理的鐵礦石價格促進了全球鋼鐵行業的健康發展。2020年第四季度，受新冠疫情、中澳關系、歐美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等綜合因素影響，鐵礦石價格非理性上漲開始抬頭。
今年以來，伴隨著新冠疫苗接種進度加快，疫情防控成效顯著，全球經濟恢復節奏加快。主要經濟體持續實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經濟通脹壓力凸顯，國際貿易不確定性加劇等眾多因素助推大宗商品價格快速上漲。歐美地區生產復蘇滯后導致供應短缺和貿易保護主義限制進口，導致國際鋼材和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我國經濟穩中加固、穩中向好，高需求疊加原燃料成本高企、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約束、產能產量雙控、環保限產、減量預期、資本市場炒作等多因素共同作用下，鋼鐵行業迎來量價齊升，鐵礦石價格也屢創新高，5月份62%粉礦均價已超200美元/t。
綜合來看，一方面，短期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主要為恢復經濟而來，但全球經濟仍未恢復到疫情前水平。另一方面，雙碳背景下，作為全球鋼鐵總量過半的中國鋼鐵總體將呈減量發展趨勢，對鐵礦石的需求也將呈下降趨勢，當前的高礦價明顯脫離供需基本面，缺乏有效支撐。
二、國際四大礦市場控制力愈發加強
從供需關系基本面來看，鐵礦石價格與鋼鐵工業發展高度相關，但表面現象背后隱藏著國際四大礦以優質資源總量和低成本優勢構筑過高市場主導地位，獲取更大商業利益的深層次布局。
首先，掌控優質資源，鐵礦石金融化。
國際四大礦掌控全球最優質鐵礦資源，其鐵礦石產量占全球總產量約46%，鐵礦石貿易量占全球約68%，市場集中度具有明顯優勢，鐵礦石市場買賣雙方力量顯著不對等，再加上鐵礦石定價的指數化和金融化，國際四大礦對鐵礦石定價權的控制力愈發強化。
一方面，鐵礦石長協、現貨交易均以指數作為定價依據，但是其編制方法存在受期貨市場影響大、樣本數量小、不能客觀準確全面反映真實供需情況等問題，造成了份額小（20%-30%）的現貨市場價格決定了份額大得多（70%-80%）的長協價格。指數采集的樣本提供者主要是貿易商和中小鋼鐵企業，大型鋼鐵企業基本上都是長協用戶，較少通過現貨采購，因此其交易價格不能在指數中得到有效反映。
另一方面，國際四大礦利用市場地位優勢、大股東的金融背景，可以通過資本市場、海運市場、控制發貨量等商業運作來控制鐵礦石現貨市場價格，進而影響鐵礦石期貨市場，使鐵礦石價格脫離供求關系決定的合理價格區間。此外，掉期合約、指數期貨等鐵礦石金融衍生品也為投機資金提供了炒作途徑，鐵礦石金融產品價格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現貨市場的價格走勢，國際四大礦成為鐵礦石過度金融化的最大贏家。
第二，借助成本優勢，擴大市場份額。
2011年開始，國際四大礦憑借其優質礦產資源和集中度優勢，開啟以低成本擠壓高成本礦，然后借助礦山復產和新投資礦山建設周期長，大幅漲價進一步獲取更高商業利益的循環模式。
2011-2015年，在鐵礦石需求萎靡、價格連續下滑的情況下，國際四大礦卻積極擴大產能，逆勢提高產量以抵消礦價下滑帶來的不利影響，并利用成本優勢將高成本礦商（包括國內礦山）擠出市場，迅速擴大了市場份額。受限于產業集中度低、企業稅負重、經營效率低、高成本和環保壓力，中小型礦山逐步退出市場，國產礦自2014年達到產量峰值后持續下降，國際四大礦對全球鐵礦石市場的控制力進一步加強，中國鋼鐵工業對進口鐵礦石依存度進一步提升，國際四大礦為鐵礦石市場新一輪上漲，獲取更大商業利益奠定基礎。
第三，精準預測需求，布局中國市場。
新世紀以來，國際礦業巨頭較好的把握了全球鋼鐵市場發展周期，精準預測市場需求，積極布局中國市場，即便經歷了2008-2009的國際金融危機和2011-2015年的鋼鐵產能過剩，依然對中國鐵礦石需求保持樂觀。
2016-2020年，中國鋼鐵行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顯著，完成化解過剩產能超過1.5億t、出清地條鋼超過1億t，提前完成“十三五”化解鋼鐵過剩產能上限目標任務。同時，2016年當年鋼鐵行業實現扭虧，企業經營效益開始好轉，市場經營秩序持續改善。另一方面，行業效益好轉也帶動了投資沖動，粗鋼產量持續快速增長，從2016年的8.08億t到2018年達到9.28億t，2020年達到10.65億t。鐵礦石價格自2016年開始恢復上漲，中國進口鐵礦石量也持續增長，鐵礦石對外依存度連續5年超過80%，2020年中國進口鐵礦石11.7億t，同比增加9.5%，進口鐵礦石均價約101.65美元/t，同比增長7.2%，隨著中國鐵礦石進口量價齊升，國際四大礦對中國經濟和中國鐵礦石需求布局，獲取更大商業利益的循環再次顯現。
三、國際四大礦鐵礦石主要成本分析
中國進口鐵礦石到岸成本主要由離岸現金成本和海運成本兩部分構成。表2至表5為2015-2020年國際四大礦鐵礦石平均離岸現金成本構成、到青島港現金成本和中國到岸現金成本情況（數據來源：AME），其中離岸現金成本由采礦成本、選礦成本、管理和維護費、特許權使用費和礦區到港口運費構成；中國到岸現金成本由離岸現金成本和到青島港海運費構成；該成本數據僅為現金成本，不含國際四大礦的融資、折舊費用。
從鐵礦石離岸現金成本來看，國際四大礦鐵礦石離岸現金成本均非常低，基本處于20美元/t左右，均未超過30美元/t。2020年，淡水河谷鐵礦石平均離岸現金成本為20.76美元/t，力拓為22.61美元/t，FMG為17.51美元/t，必和必拓為18.64美元/t。近兩年，國際四大礦的鐵礦石平均離岸現金成本雖有不同程度的上漲，但仍處于較低水平。例如，2020年淡水河谷鐵礦石平均離岸現金成本較2018年上漲22.8%，也僅為20.76美元/t，一方面由于采礦年限增加，采礦、選礦成本會逐步提高，另一方面，近兩年鐵礦石價格大幅上漲，導致特許權使用費提高。
從海運成本來看，通常情況下，國際四大礦的鐵礦石海運費不會有太大波動。國際四大礦為了確保鐵礦石的長期運輸能力，一般都通過長期租船協議減弱海運費價格波動的影響，同時不產生與船舶建造、所有權和運營相關的成本。例如，2018年，淡水河谷完成了與船東的長期租船合同談判，將雇傭47艘新型超大礦砂船，容量為32.5萬t，該型船東計劃在中國、韓國和日本建造新船，預計在2019年至2023年之間交付。新船將配備與目前使用的第二代Valemax船相似的發動機，該類型發動機更省油，海運成本將更低。因此，預計淡水河谷鐵礦石海運成本將保持相對穩定，并有降低的趨勢。
從中國到岸平均現金成本來看，2015-2020年國際四大礦的鐵礦石中國到岸平均現金成本均未超過40美元/t，與鐵礦石價格的波動相比，鐵礦石成本波動較小，有效支撐了國際四大礦的巨額盈利。2020年以來鐵礦石價格持續處于高位，近來更是突破230美元/t，而國際四大礦的鐵礦石成本變化較小，雖然2021年國際海運價格也大幅上漲，但因基數較小對鐵礦石到岸成本的影響有限，國際四大礦的非正常的高額利潤嚴重壓縮了下游鋼鐵企業的利潤空間，不利于鋼鐵全產業鏈健康發展，更不利于下游制造業。
四、結語與建議
從國際四大礦鐵礦石主要成本與鐵礦石價格的巨大差額可以清晰看到，缺乏支撐的非理性礦價導致國際四大礦非正常的高額利潤，對全球鋼鐵行業健康發展造成直接不良影響。中國鋼鐵行業正在加快適應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也必將對鋼鐵行業未來發展帶來相應變化和影響，鐵礦資源戰略安全也必將成為新發展階段中國鋼鐵行業必須解決的重要課題。
建議一是國家相關部門做好鐵礦資源戰略安全長效機制的頂層設計和政策引導，強化鐵礦石市場監管，嚴厲打擊資本炒作；二是統籌研究擇優推進海外鐵礦基地建設，提高權益礦比重；三是研究建立國家鐵礦資源戰略儲備，打造價格“穩定器”；四是進一步加大國內礦勘探力度和降低礦山稅費負擔，鼓勵礦山企業兼并重組和綠色智能發展，提高國內礦的供給保障能力；五是引導建立科學合理有利于上下游長期合作共贏的定價機制和訂貨模式，共同打造健康發展、長期繁榮的鋼鐵產業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