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提法，最早出現于2015年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當時，經過30多年高速增長的中國經濟，正進入到一個新發展階段——經濟增速持續回落且CPI持續低位運行、居民收入有所增加但企業利潤率下降、消費上升而投資下降，等等。這些主要經濟指標之間的背離，已無法用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加以解釋。

一系列新問題新矛盾的出現，表面上看是速度問題，根子上則是結構問題，要解決供需這種結構性的錯位，就必須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在這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

長期以來，人們習慣于通過加大投資、鼓勵消費、擴大出口等方式擴大需求，繼而拉動經濟增長。從經濟學上看，這是屬于最常見的需求側管理。當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制約矛盾已不在需求側，特別是供需關系出現結構性錯位時，就必須及時從生產端、供給側入手，通過優化要素配置和生產結構來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更好適應需求結構變化，實現從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躍升。

暢通產業鏈供應鏈、改善供給側環境、優化供給機制、改革制度供給……近7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到各個重點行業和領域，從最初的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補短板、降成本，到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再到進一步加大“破、立、降”力度，重點行業和關鍵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了超預期的成效和進展——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為總抓手，聚焦全力推動現代農業建設，扎實推動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培育壯大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加快構建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形成了農業產能提升、農村加快發展、農民持續增收的良好格局；

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面發力資本市場改革，基礎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實現核準制向注冊制的跨越，試點注冊制穩步推進，發行市場化程度、審核注冊效率和可預期性大幅提升，交易、退市等關鍵制度得到體系化改善，改革與市場預期形成同頻共振；

制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構建高標準市場體系為目標，實施了以完善產權制度和優化要素市場化配置為重點的一批標志性、關鍵性重大改革，依法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基本形成了現代產權制度和產權保護法律框架，有效增強了市場主體活力和經濟發展內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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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減法、做對加法。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動下，鋼鐵、煤炭等重點行業去產能目標完成，一批落后產能和僵尸企業出清，重點領域補短板力度加大，重大科技創新成果不斷涌現，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迅速成長。實踐充分證明，關于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為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打造了新引擎、構建起新支撐。

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處理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需求側管理的關系。前者重在解決長期結構性問題，強調通過改革的辦法，優化要素配置來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更好地適應、引領和創造新需求；后者則重在保持總需求穩定，實施擴大內需戰略，持續壯大國內市場。兩者既缺一不可又相互促進，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在關系的兩個方面，共同構成供給創造需求、需求牽引供給的國民經濟供需循環。

近些年，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國際經濟循環格局發生深度調整，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地緣政治沖突等超預期因素的出現，對我國供給和需求帶來了較大影響，尤其是內需不足成為當前影響我國經濟恢復增長的主要問題之一。對此，黨中央深入研判指出，這種沖擊和影響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運行內在機理和長期向好的發展趨勢，也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結構中存在的供需不匹配問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擴大內需戰略是一致的，而不是簡單的替代關系。不僅如此，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還要用好需求側管理這個重要工具，在構建充滿韌性、滿足最終需求的供給體系過程中，實現更高水平和更高質量的供需動態平衡。

當今世界正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不是一時一事、一域一國之變，而是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考量著我們的識變之智、應變之方、求變之勇。面對這一事關全局、關系長遠的攻堅戰，需要開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治本良方，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這就要求持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培育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進入新發展階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從化解當前突出問題入手，通過構建長效體制機制，重塑中長期經濟增長動力，不僅體現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使命擔當，更彰顯了這項重大理論創新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