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家企業推遲發債

數據顯示，2014年共有1706只企業債（含銀行間市場和交易所市場）將產生派息或兌付現金流，現金流合計2770.7261億元，其中派息現金流1796.3861億元，占比64.83%，兌付現金流974.34億元，占比35.17%。而2014年全年企業債現金流以派息為主。除年中5月和6月企業債派息資金量為約80億和90億元外，其余月份派息資金均超100億元，10月、11月和12月更是超過200億規模，風險點比較集中。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張茉楠表示，2014年將是企業償債高峰期。從行業分布上看，產能過剩和資本密集型行業資產負債率較高，尤其是機械、造船、地產、建材、基礎化工、鋼鐵等行業。這些強周期行業對資金成本上升的敏感性較大，利息支出負擔最為顯著。如果考慮到國內企業特別是工業企業盈利能力僅為全球平均利潤水平一半的因素，企業的債務負擔可能已達到全球平均水平的3到4倍。

國家發改委相關人士曾表示，2014年需到期兌付的企業債共838億元，涉及回售的企業債共1388億元，預計涉及回售債券的實際兌付比例較低，估計全年企業債到期和回售的規模約1000億元。發改委已進行企業債券風險的摸底排查，要求投融資平臺公司按照約定落實償債資金來源，切實防范投融資平臺公司違約風險、財政風險和金融風險。因平臺公司項目建設資金出現缺口，無法完工實現預期收益的情況下，可考慮允許這些平臺公司發行適度規模的新債，募集資金用于“借新還舊”和未完工的項目建設。

統計顯示，今年以來，已有超過50家企業推遲債券發行計劃，其中在“11超日債”違約之前有15家。一季度內，上市公司發行公司債約13只，是去年同期（50只）的26%；上市公司發行中票約10只，不足去年同期（21只）的一半。從規模上看，一季度公司債規模約為170億元，而去年同期規模約790億元；中票總計發行約82億元，與去年同期約122億元的規模相比，也明顯減少。分析人士認為，這些債券發行推遲主要受到大環境影響。

張茉楠表示，2014年春節以后，商業銀行貸款利率上浮60%左右，甚至更高。債權融資成本與企業利潤率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特別是在經濟下行壓力和企業經營利潤下滑背景下，可能導致利潤無法覆蓋剛性利息費用支出，甚至由于償付問題導致企業債務無法展期，不排除出現一波違約潮。

融資成本亟待降低

分析人士認為，今年來，各類信用風險事件頻發，如中誠信托事件、超日債違約等，都使得市場對于信用債風險的評估更加謹慎。超日債帶來的更多是市場心理因素的影響，發債成本上升才是引發企業密集推遲發行計劃的根本原因。從一季度債券發行情況來看，各類債券的票面利率同比均明顯上升。

光大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徐高分析，未來的債務負擔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策。如果未來政策是以降杠桿為出發點，采用非常緊的貨幣政策抑制企業杠桿率上升，結果可能會出現杠桿率反而更高的現象。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表示，目前部分企業資金短缺，融資成本過高。如果這一狀況持續下去，可能會有更多企業違約。

分析人士認為，應建立多層次市場體系，降低融資成本，各種行業、各種企業都能找到自己的融資方式，讓供求雙方能更好做出選擇。對民企來說，出現債務違約的原因主要是融資成本高、企業債務杠桿率高。徐高認為，資金價格本就不低，民營企業發債券還要支付很高的風險溢價和債券收益率，導致發債成本更高，很多企業無法發債。“部分剛性兌付強化造成債券市場分化，市場反而認為城投債等剛性兌付的債券沒有風險。于是金融行業資源配置更偏向于和政府有關的企業或行業，民營企業融資環境因此更加惡劣。”

張茉楠認為，我國非金融部門的杠桿率上升與金融危機期間的政策刺激相關，而資金成本高于投資回報率是導致負債率繼續上升的重要原因。降低實體融資成本，管控“去杠桿化”風險已經是當務之急。

她表示，非金融企業債務率居高不下，除了與高儲蓄率、股權融資市場不發達、以間接為主的社會融資結構密切相關，還與政府獨特的“隱性擔保”體制有關。降低非金融部門的債務風險，首先要有序調整企業資產負債表，建立市場化的企業資本金補充機制，使企業恢復到健康的資產負債率水平。通過留存利潤、權益融資、私募基金、股權轉讓等市場化方式補充企業資本金。特別是抑制地方政府競爭性投資，激發民間資本市場活力，進而提高社會資金形成和配置效率。此外，貨幣政策應保證相對穩定的利率水平，建立政策“緩沖帶”。

分析人士認為，目前企業債風險可控，不會引發系統性風險。宏源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房四海認為，有沒有風險關鍵在于風險能不能定價。目前可能會有局部性風險，但不會引發債務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