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靜林表示，總體來看，“十四五”時期我國稅收收入，在規模上是穩步增長，在結構上是不斷優化，呈現出“量增質優”的特點。

從行業結構看，占比最大的是制造業稅收，近年來均保持在30%左右，反映出以制造業為代表的實體經濟在稅收上的“壓艙石”作用；增速最快的是信息軟件和技術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其稅收占比，2024年較2020年提高了1.6個百分點。

從稅種結構看，“十四五”期間直接稅比重超過40%，較“十三五”期間提高了1個百分點，反映出稅收的調節分配功能在增強，我國稅制結構在優化。

從稅收與經濟的協調性來看，經濟決定稅收，但也會有一些因素影響，造成經濟與稅收不完全同步。

“比如，減稅降費因素，近年來我國減稅降費力度較大，這對經濟增長具有拉動作用，對長期稅收也是有利的，但是會減少當期的稅收收入。再如，價格變動因素，GDP增速是以不變價計算，稅收收入是以現價計算，價格特別是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對稅收收入影響很大。從過去10年看，PPI的增減會帶來稅收收入的同幅度增減。可以說，這兩年的稅收受PPI影響是比較直接的。”胡靜林說。

他表示，稅源結構因素也帶來影響，近年來隨著產業結構的調整升級和科技創新，我國經濟稅源發生了一些結構性趨勢性變化。其中最顯著的就是，對稅收貢獻相對較大的房地產等傳統行業增速下降，帶來相應稅收增速放緩甚至減收；“新三樣”等新興行業發展勢頭好，但是稅收總體規模較小，而且享受的優惠政策比較多，現階段對稅收增長的拉動作用還不夠大。剔除這些因素后，我國稅收收入與GDP增速大體是匹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