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撫順特殊鋼股份有限公司技術中心工模具鋼室科研員、高級工程師馮淑玲針對我國電爐鋼發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議。
馮淑玲表示，長期以來，受生產成本偏高影響，我國電爐鋼發展較為緩慢，電爐鋼占比遠低于世界電爐鋼占比，且總體呈下降趨勢，特別是2011年以來電爐鋼占比長期處于10%以下。隨著國家化解鋼鐵行業過剩產能工作持續推進，特別是到2018年底，1.4億噸“地條鋼”被依法取締，提前兩年完成“十三五”壓減粗鋼產能1.5億噸的任務，行業發展環境好轉，電爐鋼產量出現波動增長，電爐鋼占比有所提高。2019年電爐鋼占比預計達10%左右，但對比世界平均水平28%、美國68%、歐盟40%、韓國33%、日本24%的電爐鋼比例，仍存在較大差距。
馮淑玲認為，導致我國電爐鋼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用電成本居高不下。“電力用戶直接交易電價由政府性基金及附加、輸配價格、成交價格三部分組成，其中成交價格占最主要部分。而成交價格，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政策不同。由于發電企業相互抱團、構建行業聯盟，每次交易報價均一致，實質上形成了價格壟斷。”馮淑玲進一步表示，“再加上省外發電企業進入難度大、電力直接交易范圍小和交易信息不透明，造成電力直接交易的紅利越來越少。”
按照全廢鋼電爐冶煉，噸鋼電耗約需400千瓦時，用電成本對電爐生產成本影響較大。馮淑玲以遼寧地區為例說明，2019年，遼寧地區電力直接交易價格僅比目錄價格低0.0047元/千瓦時，優惠力度微乎其微，而同期江蘇地區電力直接交易價格比目錄價格低0.0223元/千瓦時、山東地區電力直接交易價格比目錄價格低0.019元/千瓦時。“這樣的電力價格優惠力度實在與振興東北的初心不符。”她直言。
此外，增值稅降稅導致部分用電企業電力成本不降反升，也是馮淑玲認為用電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馮淑玲坦言：“去年3月29日出臺的《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電網企業增值稅稅率調整相應降低一般工商業電價的通知》確實降低了一般工商業用電成本，使企業享受到了政策紅利，但對其他性質的電力用戶顯然是不公平的，特別是作為用電大戶的大工業企業，反而因為增值稅率降低、進項抵扣減少，變向增加了用電成本。”她進一步解釋，例如原電費含稅單價為0.6114元/千瓦時，其中稅點為0.0843元/千瓦時，不含稅電費為0.5271元/千瓦時；降稅后，含稅單價仍為0.6114元/千瓦時，稅點為0.0703元/千瓦時，不含稅電費為0.5411元/千瓦時，對大工業企業而言成本反而增加了0.014元/千瓦時。
二是廢鋼資源供應偏緊、價格偏高。馮淑玲表示，近3年來，廢鋼國內資源不足、國外資源進口受限的問題越發明顯，廢鋼價格居高不下。廢鋼成本是電爐生產最大的成本組成部分。“整個‘十三五’期間，我國粗鋼總產量約達45億噸，廢鋼消耗總量預計約達8.3億噸，廢鋼占比超過18.4%。這標志著鋼鐵行業大規模使用廢鋼的時代已經到來，廢鋼行業正處于快速發展的關鍵時期，但廢鋼資源不足制約電爐短流程煉鋼發展的矛盾也更加突出。”馮淑玲表示。
據了解，自2019年7月1日開始，進口廢鋼被生態環境部、海關總署等四部委列為限制類進口固體廢物。馮淑玲對此直言：“此項政策的實施給鋼鐵冶煉原料的使用帶來了極大影響，對電爐煉鋼發展極為不利，與國家發展電爐煉鋼的產業政策相左。”
此外，廢鋼收購開票困難同樣制約著廢鋼收購和供應量。“由于社會廢鋼多數來源于社會居民、個體工商戶、非經營性企事業單位及經營性工礦企業，他們到稅務局代開的普票或專用發票年銷售額不超過120萬元、500萬元，這大大制約了廢鋼收購。”她解釋道。
針對上述問題，馮淑玲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降電價政策普惠到所有用戶。馮淑玲認為，應當通過給予地方財政補貼反哺用電企業等措施，將降電價政策普惠到所有用戶，而不僅僅是一般工商業用電用戶。
二是將廢鋼調出限制進口類固體廢物管理目錄，作為普通可自由進口貨物管理。馮淑玲表示：“廢鋼實際上是一種比鐵礦石更加清潔、高效的資源，而非字面意義上的廢棄物。隨著鋼鐵生產技術進步，后期不但電爐將增加廢鋼的使用量，轉爐廢鋼使用量也會不斷增加，僅僅依靠國內的自產廢鋼難以保證供應。”
因此，她建議將“進口廢鋼”劃出“進口固體廢物”名錄，并放寬進口廢鋼的限制條件，鼓勵廢鋼煉鋼發展。“同時，要增加我國在鐵礦石貿易談判中的話語權。特別是特鋼企業，一些特殊材料出口更應該進口回收，這對企業的成本、質量，甚至技術保密都意義重大。”馮淑玲進一步強調。
三是完善廢鋼鐵源頭發票管理，確保“用廢”企業正常抵扣進項稅。馮淑玲建議，各地稅務部門在保證稅款不流失的情況下，應當簡化廢鋼購銷環節，放開代開發票額度限制，確保廢鋼源頭發票合法合規；同時允許“用廢”企業自行開具廢鋼增值稅收購發票作為向供戶結算的依據及單位核算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的合規憑證；允許“用廢”企業抵扣該增值稅；相關管理部門應加大對廢鋼回收企業的監管力度，打擊逃稅行為；對合法經營的“用廢”企業，綜合利用廢鋼資源，只要廢鋼采購業務真實合規，采購發票就能正常抵扣增值稅，不能讓“用廢”企業為少部分“供廢”企業的逃稅行為買單。
馮淑玲最后表示：“未來，我國鋼鐵工業仍將聚焦去產能和嚴防新增產能工作，在獲得合法合規產能指標的前提下，電爐煉鋼將迎來發展機遇期，鋼鐵冶煉流程結構進入動態調整期。我國鋼鐵工業面臨環保稅開征、產能置換新政策出臺、廢鋼和電力資源日益充沛等有利因素，只要生產成本能夠得到有效壓降，電爐短流程煉鋼的節能環保優勢必將逐步轉化為經濟優勢。”
馮淑玲表示，長期以來，受生產成本偏高影響，我國電爐鋼發展較為緩慢，電爐鋼占比遠低于世界電爐鋼占比，且總體呈下降趨勢，特別是2011年以來電爐鋼占比長期處于10%以下。隨著國家化解鋼鐵行業過剩產能工作持續推進，特別是到2018年底，1.4億噸“地條鋼”被依法取締，提前兩年完成“十三五”壓減粗鋼產能1.5億噸的任務，行業發展環境好轉，電爐鋼產量出現波動增長，電爐鋼占比有所提高。2019年電爐鋼占比預計達10%左右，但對比世界平均水平28%、美國68%、歐盟40%、韓國33%、日本24%的電爐鋼比例，仍存在較大差距。
馮淑玲認為，導致我國電爐鋼成本偏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用電成本居高不下。“電力用戶直接交易電價由政府性基金及附加、輸配價格、成交價格三部分組成，其中成交價格占最主要部分。而成交價格，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政策不同。由于發電企業相互抱團、構建行業聯盟，每次交易報價均一致，實質上形成了價格壟斷。”馮淑玲進一步表示，“再加上省外發電企業進入難度大、電力直接交易范圍小和交易信息不透明，造成電力直接交易的紅利越來越少。”
按照全廢鋼電爐冶煉，噸鋼電耗約需400千瓦時，用電成本對電爐生產成本影響較大。馮淑玲以遼寧地區為例說明，2019年，遼寧地區電力直接交易價格僅比目錄價格低0.0047元/千瓦時，優惠力度微乎其微，而同期江蘇地區電力直接交易價格比目錄價格低0.0223元/千瓦時、山東地區電力直接交易價格比目錄價格低0.019元/千瓦時。“這樣的電力價格優惠力度實在與振興東北的初心不符。”她直言。
此外，增值稅降稅導致部分用電企業電力成本不降反升，也是馮淑玲認為用電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馮淑玲坦言：“去年3月29日出臺的《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電網企業增值稅稅率調整相應降低一般工商業電價的通知》確實降低了一般工商業用電成本，使企業享受到了政策紅利，但對其他性質的電力用戶顯然是不公平的，特別是作為用電大戶的大工業企業，反而因為增值稅率降低、進項抵扣減少，變向增加了用電成本。”她進一步解釋，例如原電費含稅單價為0.6114元/千瓦時，其中稅點為0.0843元/千瓦時，不含稅電費為0.5271元/千瓦時；降稅后，含稅單價仍為0.6114元/千瓦時，稅點為0.0703元/千瓦時，不含稅電費為0.5411元/千瓦時，對大工業企業而言成本反而增加了0.014元/千瓦時。
二是廢鋼資源供應偏緊、價格偏高。馮淑玲表示，近3年來，廢鋼國內資源不足、國外資源進口受限的問題越發明顯，廢鋼價格居高不下。廢鋼成本是電爐生產最大的成本組成部分。“整個‘十三五’期間，我國粗鋼總產量約達45億噸，廢鋼消耗總量預計約達8.3億噸，廢鋼占比超過18.4%。這標志著鋼鐵行業大規模使用廢鋼的時代已經到來，廢鋼行業正處于快速發展的關鍵時期，但廢鋼資源不足制約電爐短流程煉鋼發展的矛盾也更加突出。”馮淑玲表示。
據了解，自2019年7月1日開始，進口廢鋼被生態環境部、海關總署等四部委列為限制類進口固體廢物。馮淑玲對此直言：“此項政策的實施給鋼鐵冶煉原料的使用帶來了極大影響，對電爐煉鋼發展極為不利，與國家發展電爐煉鋼的產業政策相左。”
此外，廢鋼收購開票困難同樣制約著廢鋼收購和供應量。“由于社會廢鋼多數來源于社會居民、個體工商戶、非經營性企事業單位及經營性工礦企業，他們到稅務局代開的普票或專用發票年銷售額不超過120萬元、500萬元，這大大制約了廢鋼收購。”她解釋道。
針對上述問題，馮淑玲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降電價政策普惠到所有用戶。馮淑玲認為，應當通過給予地方財政補貼反哺用電企業等措施，將降電價政策普惠到所有用戶，而不僅僅是一般工商業用電用戶。
二是將廢鋼調出限制進口類固體廢物管理目錄，作為普通可自由進口貨物管理。馮淑玲表示：“廢鋼實際上是一種比鐵礦石更加清潔、高效的資源，而非字面意義上的廢棄物。隨著鋼鐵生產技術進步，后期不但電爐將增加廢鋼的使用量，轉爐廢鋼使用量也會不斷增加，僅僅依靠國內的自產廢鋼難以保證供應。”
因此，她建議將“進口廢鋼”劃出“進口固體廢物”名錄，并放寬進口廢鋼的限制條件，鼓勵廢鋼煉鋼發展。“同時，要增加我國在鐵礦石貿易談判中的話語權。特別是特鋼企業，一些特殊材料出口更應該進口回收，這對企業的成本、質量，甚至技術保密都意義重大。”馮淑玲進一步強調。
三是完善廢鋼鐵源頭發票管理，確保“用廢”企業正常抵扣進項稅。馮淑玲建議，各地稅務部門在保證稅款不流失的情況下，應當簡化廢鋼購銷環節，放開代開發票額度限制，確保廢鋼源頭發票合法合規；同時允許“用廢”企業自行開具廢鋼增值稅收購發票作為向供戶結算的依據及單位核算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的合規憑證；允許“用廢”企業抵扣該增值稅；相關管理部門應加大對廢鋼回收企業的監管力度，打擊逃稅行為；對合法經營的“用廢”企業，綜合利用廢鋼資源，只要廢鋼采購業務真實合規，采購發票就能正常抵扣增值稅，不能讓“用廢”企業為少部分“供廢”企業的逃稅行為買單。
馮淑玲最后表示：“未來，我國鋼鐵工業仍將聚焦去產能和嚴防新增產能工作，在獲得合法合規產能指標的前提下，電爐煉鋼將迎來發展機遇期，鋼鐵冶煉流程結構進入動態調整期。我國鋼鐵工業面臨環保稅開征、產能置換新政策出臺、廢鋼和電力資源日益充沛等有利因素，只要生產成本能夠得到有效壓降，電爐短流程煉鋼的節能環保優勢必將逐步轉化為經濟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