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對于北京來說，這種經濟損失的壓力則相對小得多。王小明告訴記者，北京的工業污染已經基本消除，至少在北京四環以內目前已基本消滅大量燃煤的工礦企業，接下來將進入到治污的更高層面。例如，北京決心在2017年前將全市車用汽柴油的品質升級到和歐洲最高的歐五標準同步，盡管其目前已升級至國四標準，遠超過河北甚至國內絕大多數城市。

在聯防聯控方面，王小明提到，近期京津冀三地專門召開了大氣污染防治區域協調會，會議的最大成果是各地相繼發布了重污染天氣應急預案，未來各方將加強各地之間PM2.5監測預警的互通和信息共享。

但這在郭斌看來還遠遠不夠。他指出，既然京津冀這場霧霾治理攻堅戰誰都不是“一個人在戰斗”，因此就需要三地進行深度互動，照顧彼此之間的利益關切。“經濟實力強，污染防治已經做得比較到位的地方，可以幫助污染防治還不到位的地方。”

事實上，過去幾年津冀兩地承接了一些北京的產業轉移項目，且北京對處于自身上風上水位置的張家口和承德地區近年來為北京保障水源和防風治沙所作出的貢獻都進行了一定的生態補償。

但河北當地人卻對北京的這份“厚愛”不十分領情。一位承德市政府人士告訴記者，過去北京給當地的補貼多為一事一議，且補貼額度有限。現如今要治理大氣污染其實是長期的事，這就需要有一個長效的補償機制，包括生態和產業等多方面的。“這事我們市長曾多次呼吁過，但成效不是很好。”該人士表示。

對于河北的這種呼聲，王小明沒有直接回應，而是再次對記者重申，這需要國家相關部門出面才能推動落實，對于北京來說，當前的主要任務還是“做好自己的事”。

郭斌認為，單靠直接的經濟補償解決不了問題，更多的應該是助力河北實現產業結構轉型升級。“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河北就曾以關停上百個工業企業的代價，共同維持了北京數月藍天。但奧運會一結束，很多企業就接二連三地死灰復燃。這種現象說明，如果沒有產業結構調整為依托，大氣污染防治措施只能是治標不治本。”

郭斌建議，未來京津冀地區的霧霾治理必須與區域產業結構調整緊密相連。當前京津冀三地正在謀劃建設環首都經濟圈，可將區域大氣污染防治聯防聯控理念引入其中，一個重要的注解就是先發地區助力后發地區產業結構轉型升級，來紓解落后地區因治理霧霾而犧牲掉的經濟利益及就業機會。“例如河北可以承接一些來自北京的高端裝備制造業及現代服務業項目，對于這些提法，各地政府不會沒考慮過，關鍵是要在愿意讓度一部分利益的基礎上加緊落實到行動。”他表示。

王躍思的建議則更為大膽，他提出，不妨成立“京津冀大氣污染聯防聯控委員會”，將該區域作為大氣污染防治的“特區”。委員會下設一個辦公室及專家咨詢委員會，負責霧霾治理聯防聯控機制的研究、建立及運作。

資金尷尬

融資渠道不暢亟待多方合力

在這場高調打響的霧霾“攻堅戰”中，各地面臨的最迫在眉睫的問題，是各地治霾的巨額資金該從哪里來。政策畫出的萬億“蛋糕”雖讓市場垂涎，但對于投資者而言，須看準時機再下手。

環保部相關人士此前明確表示，落實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未來5年的投資需求將達1.75萬億元。在環保行業已成為炙手可熱的投資板塊的當下，這一誘人的“蛋糕”著實吊足了市場“胃口”。因此，今年以來每逢霧霾天氣抬頭，二級市場上的大氣污染治理概念股就會持續“飄紅”。

但不得不潑的冷水是，盡管“蛋糕”誘人，什么時候能做好，又有誰能率先嘗到第一口美味？尚是未知數。因為可能存在的巨大資金缺口，不免影響到人們的信心。

目前，在京津冀各地落實行動計劃實施方案相繼出臺的同時，除北京高調宣稱其未來5年治理霧霾的政府投入將達2000億到3000億元外，其他省市均未有明確表態。而記者采訪多位專家得到的大概說法是：如果全面達到各地方案中擬定的目標，其投資需求都將不比北京少。

在政策制定方的設想中，解決治霾的資金需求將來自污染企業、社會及民間資本、銀行、地方及中央財政等多方面。但據中國證券報記者了解，在目前環保行業發展的大環境下，并非各個融資渠道均暢通無阻。

國內的環保行業具有很強的公用事業性質，慣例是污染企業每月上繳一筆排污費，具體的治理工作由政府“包辦”。盡管近兩年來眾多地方政府因為財力有限開始吸引民間資本參與其中，但在環保并未充分產業化的當下，由于體制機制還未健全，未能清晰看到其投資產出效益的民間資本并未抱有充分熱情。

唐山一家中型鋼企負責人就對中國證券報記者表示，目前鋼鐵企業普遍處于盈虧平衡點上，其他的諸如水泥、化工等行業情況也差不多，每投入一分錢搞環保，企業就多一分錢虧損。“誰心里都明白，治污減排已經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但問題是我們每年繳納的各種稅費一分不少，現在碰上年景不好，為什么就不能從政府那適當拿點補貼來把事情切實做好？”他說。

對于污染企業的嗷嗷待“補”心理，燕山大學環境工程系教授宋來洲對記者表示，這是當前京津冀地區“兩高”(高污染、高耗能)企業的普遍心理，在這種心理支撐下，除非《大氣污染防治法》及時出臺，能從法律上明確企業的治污責任，形成強力約束，才能倒逼企業的積極主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