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林毅夫在北大國發院第二屆國家發展論壇上發表演講時表示，十九大指出中國新時代主要矛盾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與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追求的矛盾，這個矛盾非常顯著地反映在中國經濟增長自2010年以來持續下行7個年頭的趨勢當中。
林毅夫表示，類似這樣的行業在中國不在少數，他們當中曾經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功不可沒，也正因為如此，更不應該成為，當今天這個新時代拖中國經濟后腿的角色，例如鋼鐵行業。
林毅夫認為，這些行業至少有兩個路可供選擇：第一，要么進行脫胎換骨的供給側革命，尊重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讓市場經濟融入自己。：第二，要么就榮退市場，把資源和機會留給更具競爭力，更具生命力的新興市場力量，助推中國改革開放，促進中國從中等收入賣向高收入可持續更健康的成長。
以下為發言全文：
林毅夫：各位嘉賓，大家好。從早上八點半開始到現在，已經快10個小時了。大家還在講堂這個地方等著我來做報告，我是非常受到鼓舞。時間已經很長，而且有限，其實不僅是說我不需要介紹，在座有不少聽過我的課，沒聽過我的課也在報上看過我的觀點。中國有一句話，溫故而知新，所以把講過的話再講一次，說不定對各位還是可以有一些啟發。
很高興能夠來做最后一個題目，中國的改革開放跟中國的奇跡這個題目。因為明年就是改革開放40周年。我認為40周年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值得我們慶祝的一個日子。在上課的時候我常講，我是從鴉片戰爭以來，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的第六代知識分子。第一代大家知道，是推動洋務運動的曾國藩、李鴻章他們。第二代是推動戊戌變法跟民主主義革命的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第三代是推動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等。第四代是五四運動以后，進入大學畢業以后，參加社會主義革命，當然也參加抗戰的那一代。第五代就是1949年建國以后，進入大學，然后畢業以后，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那一代。第六代就是我這一代了，1977、1978年開始恢復高考，那段時間進入大學，畢業以后參加改革開放的這一代。
跟前面五代知識分子來比，我覺得我們這一代是最幸運的。因為就像十九大習總書記的報告里面提到，我們現在比歷史上任何時期更接近，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所以在十九大總書記能講這樣的話，最主要的原因是改革開放這40年的貢獻。
在這里我想跟各位憶苦思甜一下，其實經過前面五代人的努力，在1978年，我們剛剛要改革開放的時候的狀況是怎么樣的？我們在1978年的時候，人均GDP，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155美元。大家知道世界上最貧窮的地方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國家，當年他們GDP平均數是490美元。我們連世界上最聘請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的平均數都沒有達到。我們出口和進口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9.7%，也就是我們90%以上的國民生活國內生產總值跟國際經濟是不相關的。當時81%的人生活在農村，84%的人生活在國際上一天1.25美元這樣的一個生活標準的貧困線之下。
但是從1978年到去年，2016年，38年，我們平均每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達到9.6%。可以說，在人類歷史上，還不曾看到以這么高的增長速度持續這么長時間，而且是在人口這么多的國家，這么窮的基礎上來實現的。所以把改革開放這40年稱為中國的奇跡，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形容詞。
經過這38年的高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32.3倍，去年我們人均GDP達到8100美元。我們的國家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總量，按市場匯率計算，1978年的時候，我們只占世界的2.3%。去年我們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14.9%。這段時間里面，經濟增長非常快，對外開放的速度也非常快。可以用貿易增長來衡量，從1978到2016年，我們平均每年的貿易增長速度是14.8。經過這樣的一個快速增長，現在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我們現在也是世界第一大貿易體，在這個過程當中，超過7億人擺脫貧困，對世界減貧困事業做出較大貢獻。過去40年當中，全世界減少的貧困人口70%來自于中國。如果把中國的貧困人口扣除掉，世界貧困人口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有增加。而且我們是唯一沒有出現金融危機的市場經濟體。
正是由于改革開放這40年的成績，我們才能說現在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這些成績怎么取得的？跟改革開放有關。但能不能簡單地講，就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成績呢？因為我們知道，在80年代、90年代，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改革開放，都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那么不僅是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改革開放，其實從80年代、90年代以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在改革開放。但是他們出現的情形，正好跟我們相反。同樣的改革開放給他們帶來的是什么？帶來的是經濟的崩潰，停滯，危機不斷。有些經濟學家用很仔細的統計數字計量方法做比較，發現這些全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在80年代、90年代平均的增長速度低于60年代、70年代。而且危機發生的頻率高于60年代、70年代。因此，把80年代、90年代稱為發展中國家在轉型期的時候是一個迷失的20年。
我們取得的成績不僅是說跟其他發展中國家轉型不一樣，我們采取的轉型方式，在80年代、90年代被認為是最糟糕的方式。今天早上蔡昉教授做報告的時候說，有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還有一個芝加哥大學的教授，他們老在寫文章說中國經濟要崩潰。而且這不僅是他們兩個人的觀點，其實在80年代、90年代，在國際上充滿著中國崩潰論。而且這個觀點也不只是80年代、90年代，其實在國際上隔幾年就說中國經濟要崩潰了。
中國經濟怎么崩潰？所以中國有句話，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覺得國家發展研究院從這個論壇開始，明年一整年的時間，要來組織各種討論會，來討論中國改革開放這40年到底有什么經驗教訓。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時間有限，我簡單談談我的看法。主要談三個方面的問題。為什么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這一代人終于看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是遙不可及的夢。為什么在1978年經過五代人的努力，但是在1978年的時候，還那么貧窮，中國以經濟總量來衡量，在世界上只有2.23%，為什么？經過那么多代人的努力沒有任何成就。同時也想探討一下，其他轉型中國家為什么他們的表現跟我們有天壤之別呢？在這個討論的基礎之上，也許我們可以總結一些對未來發展有價值的一個經驗教訓。
為什么改革開放以后，經濟能夠發展那么快？大家知道，我在研究發展經濟學，現在也在推動新結構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第三波需求。其實經濟要發展快，仔細想起來，對我來講，我已經講了好多年了，是后發優勢。為什么呢？經濟發展代表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不能只靠印鈔票，我們的經濟規模增加了52倍是真實的增長。這只能靠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怎么實現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呢？一個是企業要不斷地技術創新，讓每個工人生產出更多的東西，更好的東西。第二個，要不斷地企業轉型升級，把勞動力、資源、資本，從附加價值比較低的產業往附加價值比較高的產業去轉移。我們知道農業附加價值比較低，附加價值比較高的是制造業。很多大量的農村的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制造業中，這樣一個產業結構的調整，這是創新產業結構升級，勞動力水平不斷提高，收入不斷增長的兩個主要機制。
這兩個主要機制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是一樣，都是公平的。但是有一點不一樣，發達國家從工業革命以后，他們的技術在全世界一直都是領先的，他們產業的附加價值在全世界一直都領先。他們的技術和產業都是在國際技術和國際產業的前沿。他們要技術創新只能自己發明，我們知道發明投入成本非常高，風險非常大。發達國家發明的提高速度非常穩定，每年都是2%，如果加上人口增長等等，發達國家在過去100年來，每年的增長速度就是2%。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由于我們比人家技術要差，所謂技術創新就是在商品生產的時候，你用的技術比現在的技術好，就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你進入的行業的附加價值比現在的附加價值高就是產業升級，不見得要新發明，只要把他國家用過的成熟的技術和產業，只要他的技術比你好，他的附加價值比你高，你進入的那就是創新產業升級。在經濟學上把這種可能性叫做后來者優勢，比較低的人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跟發達國家比較起來有優勢。
你如果用引進的方式，成本會比自己發明低，風險也會比自己發明低很多，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后發優勢的話，它經濟增長的速度會比發達國家高。但能高多少呢？理論上只能說高一點，但高多少是一個經驗。從經驗上來看，二次世界大戰后，200多個經濟體，有13個經濟體來加速經濟增長，取得每年7%或更高，持續25年時間的快速經濟增長。我們改革開放之后，成為這13個經濟體當中的一個。我第一個問題很簡單，就是后來者優勢，或者后發優勢。
如果后來者優勢讓我們改革開放之后經濟發展這么快的理由，這個后來者優勢應該從鴉片戰爭后，或者西方工業革命以后一直都存在。但為什么只有在1978年以后，我們才利用后來者優勢取得經濟的快速增長？這個道理我覺得是我們主動放棄后來者優勢。為什么呢？因為從鴉片戰爭后，我們一直希望快速地趕上發達國家。這個意愿就是在50年代的時候，我們提出的，希望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怎樣才能超英趕美呢？我們追求的目標是民富國強。要讓一般老百姓的收入水平跟發達國家一樣高，希望我們的國家跟發達國家一樣強。
怎么樣才能夠讓我們一般老百姓的收入水平跟發達國家一樣高？那應該勞動生產力水平跟發達國家一樣高。如果勞動生產力水平跟發達國家一樣高，你的產業就必須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國強就必須有軍事工業，發達國家的軍事工業就是靠發達國家最先進的工業生產的。所以在50年代，我們從鴉片戰爭后，社會動亂，取得穩定，提出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但是這些經驗在發達國家是最先進的，它至少有專利保護。你如果要取得這些技術，要交很高的專利費。更重要的是你交專利費，人家也不把技術給你。如果你要發展這種產業，你就必須自己去發明這種技術，自己發明這種產業。這樣就是放棄了后來者優勢了。
而且問題還不只在這個地方，因為那些先進的產業，資本非常密集，而當時我們是一個一清二白的農業社會，資本非常短缺。在這種情況下你想發展資本非常密集的產業，在資本非常短缺的情況下，它是沒有比較優勢的。這些產業當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它是沒支撐能力的。在這種狀況下，你就必須給它保護補貼。保護補貼就帶來了政府對市場的各種干預和扭曲，造成資源錯誤配置。我們60年代釋放原子彈，70年代衛星上天，但是我們的效率非常差，收入水平也非常低。只有到了1978年的改革開放以后，我們改變了發展的方式，開始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和出口產業。這些產業符合我們的比較優勢，所以能形成競爭優勢。然后能形成競爭優勢以后，就占領國內國際的市場，然后就創造了利潤，積累了資本，積累了資本以后，產業升級，在產業升級的過程當中就可以利用后發優勢。
所以對第二個問題，為什么改革開放以后發展得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發展戰略發展思路的問題。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非社會主義的國家，都同樣在他們第一代領導人的領導下，想快速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推行的思路基本上大同小異，都想在一清二白的基礎上去建立現代化的大產業。政府對市場有很多干預，造成很多扭曲，即使能把一些現代化產業建立起來，但是都是靠補貼，效率非常低，跟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而且還在擴大。因此，我們1978年底開始改革開放以后，到80年代，全世界都在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國家都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國家轉型，非社會主義國家，包括像拉丁美洲，非洲，也都在進行改革開放。但他們為什么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我想主要的原因是轉型思路的問題。大家知道在80年代90年代開始轉型的時候，當時普遍的看法是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要向市場經濟轉型。要轉型的話就必須把政府的一切補貼取消掉，實現自由化，宏觀經濟保持穩定。他們認為這樣子才能夠建立起完善的市場制度，他們把過去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不好是政府干預太多，所以政府應該退出。但是這樣做的結果忘記了在過去的發展思路下，建立了一大批關連很大資本很密集的產業，他把補貼都取消掉，這些企業都垮臺了，就有了大量的失業，然后就會社會不穩定，就會經濟停滯。
有很多大的企業是跟國防安全有關的，導致的結果，即使你把它私有化了以后，為了國防的安全，你還不能讓它垮臺。實際上這些比較優勢一定要給保護補貼的這些大的產業，從理論跟實證來說，在私有化的時候，國家給的補貼更多。在80年代、90年代，我跟國內國外很多專家爭論，當時只是理論的爭論，但是現在有大量的實踐經驗證明，那些資本非常密集的產業，在私有化以后，如果你不允許他垮臺的話，實際上他從國家拿到的保護補貼比原來更多。在這種情況下，效率當然變差。
為什么我們能夠維持穩定跟高速增長呢？最主要當時我們并不是照搬外國的理論。小平同志講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既然這些大的國有企業不給補貼活不了，那就給他轉型必要的補貼。同時放開我們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的準入，不僅放開了準入，來我讓他快速發展，我們還招商引資。開始的時候，全國的基礎設施很差，如果把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競爭優勢，必須建好基礎設施，沒有能力建全國的基礎設施，我就先搞特區。當時為了把大型的國有企業，政府對市場很多干預，說營商環境非常差，但是我又沒辦法一下子把所有的干預取消掉。我們就在工業特區、工業園實行一站式的服務。靠這種務實的方式，就很忙的發展起來，從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出口就增加了很多，利潤增加了很多，就帶來我前面講的連續38年的9.9%的增長。
而且不僅是穩定和快速發展，快速發展積累了資本，我們逐漸從一個資本短缺的經濟體成為一個資本豐富的國家。在比較優勢的時候，給他補貼是雪中送炭，現在符合比較優勢了，企業有自生能力了，再給補貼，那就變成錦上添花了，錦上添花當然不需要，所以就有了十八屆三中全會講的全面深化改革。我們可以把轉型期所遺留下來的那些保護補貼，那些干預扭曲取消掉，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我想這是我們改革開放以后能夠快速發展，而其他轉型中國家，他們的經濟崩潰，他們的經濟停滯，并且危機不斷的原因。
從這樣的一個反思跟回顧里面，我覺得可以從當中學習一些對我們未來發展有益的經驗教訓。一個是經濟要發展成功，那就必須發揮比較優勢，才能夠形成競爭優勢。我們是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只有美國的七分之一。我們8100多，美國57000、58000。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我們也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那就代表什么？我們的勞動生產率水平跟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我們實際上還有很多后發優勢可以挖。我們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還能夠在6.5以上，在全世界這還是高速增長。我相信這個狀況在短期內不會變化。但是它的前提就是我們必須按照比較優勢，形成競爭優勢，這是第一點。
從我們轉型當中，這個經驗教訓就是必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我們一定有很多扭曲，有很多干預，有很多漏掉的地方。但是那些干預，那些扭曲，那些漏洞都是有原因的。不能照搬教科書，必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然后來不斷地探索實踐。這也是十九大里面所講的，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不能簡單照搬。
如果能這樣子的話，我相信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確實可以像十九大提出的，到2035年的時候，把我們中國在相對快速發展，并且不斷地改革開放中，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到2050年的時候，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面臨的社會主義強國。實現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而且我覺得我們這樣一個快速的跟發達國家的追趕，所取得的經驗教訓，其實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同樣有很多值得參考的借鑒。因為理論跟經驗，經驗的前提和理論的前提是不是相似。過去發展中國家在追求國家現代化的過程當中，通常有一種西天取經的心態，發達國家之所以成功，他的經驗，他的理論也一定是造成發達國家成功的原因，然后就想照搬發達國家。但實際上給他們造成的結果就是出發點非常好，結果令人失望。
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條件和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是比較接近的，根據中國的經驗提出的理論，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也一定會有比較好的參考借鑒價值。中華民族追求偉大復興，發展中國家都有跟我們一樣的夢想，都希望成為現代化、工業化的國家。中國的經驗對他們來講，會比發達國家的經驗和理論有更好的參考價值。我們也許能迎來所謂百花齊放春滿園的新的時代、新的世界的到來。謝謝。
主持人：感謝林毅夫教授關于中國經濟憶苦思甜的語重心長的演講，讓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感謝他的精彩演講。作為論壇閉幕這個環節，受論壇組委會的委托，讓我在這里作點總結。這個任務對我來說太沉重了，小結都不敢當。我借此機會再多啰唆幾句，談談自己一點小的感想。
中國改革開放即將迎來明年的40周年，如果我們把中國放在幾百年的經濟史背景下，基于目前中外有據可查的史料記載，無論以國家的總收入還是以個人收入，人均收入來看，中國自1978年以來，對外實行改革開放，對內解放市場力量，無疑是中國經濟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大衰敗，能夠起死回生的關鍵。我們這代人并非從書本上了解到這個故事，而是活生生的經歷這個復興歷程。
長期來看，40年的復興之路可以說是非常短暫的瞬間，任重道遠，大意不得。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應該有條件有機會，有動力，更有責任，對過去進行評價、總結，盡可能客觀、忠實、完整地記錄它。為了尊重我們的歷史，更為了把握美好的日子。十九大指出，中國新時代主要矛盾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與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問題。這個矛盾其實非常顯著地反映在中國經濟增長自2010年以來持續下行7個年頭的趨勢當中。盡管我們的經濟學家和社會人士可以從很多方面解讀這個原因，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不能對接市場需求的供給側產能嚴重過剩，因為是某些行業的普遍性問題。例如我所了解的我媳婦的老家鞍山，他們鞍鋼的鋼材一斤的市價已經和一斤大白菜的價格旗鼓相當。我的岳父很生氣，說你們這幫搞建議的人，搞咨詢的人都搞什么玩意兒，為什么會這樣子？各種道理其實并不費解，隨著人民收入的增加和全球化市場的競爭，擋不住的勢頭肯定是大眾消費需求和購買轉型，甚至轉向，這對中國經濟主體生產什么這個命題提出了很重大的挑戰。剛才海爾的董事長說，海爾的精神是什么，只有市場滿意的產品才叫合格品。其實凱恩斯也說過一句類似的話，他說消費是一切經濟活動的所有目的。
按照經濟學的常理來說，市場經濟中價格機制這只所謂看不見的手應該發揮起釋放信息，提供激勵的作用，調動資源的有效配置，實現市場供需的均衡。難道市場機制真的開始失靈了？其實這個判斷我不相信，為什么呢？看看中國經濟當下的主要的主體構成，總還有那么多大而又不優的經濟主體，依然靠著非市場的先決條件，占據或者壟斷著所在市場的半壁江山。最要命的是，他們的供給既無生死存亡的壓力，又無充分的經濟動力，或者激勵，對市場需求的變化做出有效的反應。反過來，市場機制自然也就無法對他們產生有效的約束力，從而喪失其本來就具有的優勝劣汰的作用。
我個人的觀察，我以為類似這樣的行業大塊頭，在中國不在少數。他們當中曾經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功不可沒，也正因為如此，更不應該成為，當今天這個新時代拖中國經濟后腿的角色。怎么辦？至少有兩個路可供選擇，第一，要么進行脫胎換骨的供給側革命，尊重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讓市場經濟融入自己。要么就榮退市場，把資源和機會留給更具競爭力，更具生命力的新興市場力量，助推中國改革開放，促進中國從中等收入賣向高收入可持續更健康的成長。如此退出江湖，何嘗不是一個偉大的壯舉。
時間確實不早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的國家發展論壇以聚焦各種發展為宗旨，對進一步的改革開放進行了討論和展望，先后進行了開幕式，主旨演講，國家發展中的改革開放，國家發展中的世界級的企業，閉幕演講等五個單元。多位專家領導進行了發言，相信各位參會的朋友，尤其是現在還堅持到最后一分鐘的朋友，應該收獲良多。本屆論壇也揭開了我們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系列活動的序幕，我們還發了兩本新書，同時還發布了中國區域發展指數。在本次論壇即將結束的時候，代表主辦方向我們的協辦方方正證券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謝。還有在會議籌備當中為我們提供大力支持的各位朋友和各位演講嘉賓表示衷心感謝。同時也向所有參加論壇的教職工表示衷心感謝。
順帶，元旦即將到來，在這里提前祝愿參加本次大會的各位嘉賓，以及線上觀看我們直播的朋友萬事如意，期待我們第三屆國家發展論壇再見。現在我正式宣布第二屆國家發展論壇圓滿閉幕，謝謝大家。
林毅夫表示，類似這樣的行業在中國不在少數，他們當中曾經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功不可沒，也正因為如此，更不應該成為，當今天這個新時代拖中國經濟后腿的角色，例如鋼鐵行業。
林毅夫認為，這些行業至少有兩個路可供選擇：第一，要么進行脫胎換骨的供給側革命，尊重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讓市場經濟融入自己。：第二，要么就榮退市場，把資源和機會留給更具競爭力，更具生命力的新興市場力量，助推中國改革開放，促進中國從中等收入賣向高收入可持續更健康的成長。
以下為發言全文：
林毅夫：各位嘉賓，大家好。從早上八點半開始到現在，已經快10個小時了。大家還在講堂這個地方等著我來做報告，我是非常受到鼓舞。時間已經很長，而且有限，其實不僅是說我不需要介紹，在座有不少聽過我的課，沒聽過我的課也在報上看過我的觀點。中國有一句話，溫故而知新，所以把講過的話再講一次，說不定對各位還是可以有一些啟發。
很高興能夠來做最后一個題目，中國的改革開放跟中國的奇跡這個題目。因為明年就是改革開放40周年。我認為40周年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值得我們慶祝的一個日子。在上課的時候我常講，我是從鴉片戰爭以來，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的第六代知識分子。第一代大家知道，是推動洋務運動的曾國藩、李鴻章他們。第二代是推動戊戌變法跟民主主義革命的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第三代是推動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的陳獨秀、李大釗、胡適等等。第四代是五四運動以后，進入大學畢業以后，參加社會主義革命，當然也參加抗戰的那一代。第五代就是1949年建國以后，進入大學，然后畢業以后，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那一代。第六代就是我這一代了，1977、1978年開始恢復高考，那段時間進入大學，畢業以后參加改革開放的這一代。
跟前面五代知識分子來比，我覺得我們這一代是最幸運的。因為就像十九大習總書記的報告里面提到，我們現在比歷史上任何時期更接近，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所以在十九大總書記能講這樣的話，最主要的原因是改革開放這40年的貢獻。
在這里我想跟各位憶苦思甜一下，其實經過前面五代人的努力，在1978年，我們剛剛要改革開放的時候的狀況是怎么樣的？我們在1978年的時候，人均GDP，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只有155美元。大家知道世界上最貧窮的地方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國家，當年他們GDP平均數是490美元。我們連世界上最聘請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國家的平均數都沒有達到。我們出口和進口只占國內生產總值的9.7%，也就是我們90%以上的國民生活國內生產總值跟國際經濟是不相關的。當時81%的人生活在農村，84%的人生活在國際上一天1.25美元這樣的一個生活標準的貧困線之下。
但是從1978年到去年，2016年，38年，我們平均每年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達到9.6%。可以說，在人類歷史上，還不曾看到以這么高的增長速度持續這么長時間，而且是在人口這么多的國家，這么窮的基礎上來實現的。所以把改革開放這40年稱為中國的奇跡，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形容詞。
經過這38年的高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32.3倍，去年我們人均GDP達到8100美元。我們的國家的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的總量，按市場匯率計算，1978年的時候，我們只占世界的2.3%。去年我們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14.9%。這段時間里面，經濟增長非常快，對外開放的速度也非常快。可以用貿易增長來衡量，從1978到2016年，我們平均每年的貿易增長速度是14.8。經過這樣的一個快速增長，現在我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是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如果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我們現在也是世界第一大貿易體，在這個過程當中，超過7億人擺脫貧困，對世界減貧困事業做出較大貢獻。過去40年當中，全世界減少的貧困人口70%來自于中國。如果把中國的貧困人口扣除掉，世界貧困人口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有增加。而且我們是唯一沒有出現金融危機的市場經濟體。
正是由于改革開放這40年的成績，我們才能說現在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有能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這些成績怎么取得的？跟改革開放有關。但能不能簡單地講，就是改革開放帶來的成績呢？因為我們知道，在80年代、90年代，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改革開放，都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那么不僅是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改革開放，其實從80年代、90年代以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都在改革開放。但是他們出現的情形，正好跟我們相反。同樣的改革開放給他們帶來的是什么？帶來的是經濟的崩潰，停滯，危機不斷。有些經濟學家用很仔細的統計數字計量方法做比較，發現這些全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在80年代、90年代平均的增長速度低于60年代、70年代。而且危機發生的頻率高于60年代、70年代。因此，把80年代、90年代稱為發展中國家在轉型期的時候是一個迷失的20年。
我們取得的成績不僅是說跟其他發展中國家轉型不一樣，我們采取的轉型方式，在80年代、90年代被認為是最糟糕的方式。今天早上蔡昉教授做報告的時候說，有一個諾貝爾獎獲得者，還有一個芝加哥大學的教授，他們老在寫文章說中國經濟要崩潰。而且這不僅是他們兩個人的觀點，其實在80年代、90年代，在國際上充滿著中國崩潰論。而且這個觀點也不只是80年代、90年代，其實在國際上隔幾年就說中國經濟要崩潰了。
中國經濟怎么崩潰？所以中國有句話，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覺得國家發展研究院從這個論壇開始，明年一整年的時間，要來組織各種討論會，來討論中國改革開放這40年到底有什么經驗教訓。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工作。
時間有限，我簡單談談我的看法。主要談三個方面的問題。為什么改革開放以后，我們這一代人終于看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是遙不可及的夢。為什么在1978年經過五代人的努力，但是在1978年的時候，還那么貧窮，中國以經濟總量來衡量，在世界上只有2.23%，為什么？經過那么多代人的努力沒有任何成就。同時也想探討一下，其他轉型中國家為什么他們的表現跟我們有天壤之別呢？在這個討論的基礎之上，也許我們可以總結一些對未來發展有價值的一個經驗教訓。
為什么改革開放以后，經濟能夠發展那么快？大家知道，我在研究發展經濟學，現在也在推動新結構經濟學，作為經濟學的第三波需求。其實經濟要發展快，仔細想起來，對我來講，我已經講了好多年了，是后發優勢。為什么呢？經濟發展代表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收入水平不斷提高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勞動生產率水平不斷提高，不能只靠印鈔票，我們的經濟規模增加了52倍是真實的增長。這只能靠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怎么實現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呢？一個是企業要不斷地技術創新，讓每個工人生產出更多的東西，更好的東西。第二個，要不斷地企業轉型升級，把勞動力、資源、資本，從附加價值比較低的產業往附加價值比較高的產業去轉移。我們知道農業附加價值比較低，附加價值比較高的是制造業。很多大量的農村的勞動力轉移到城市制造業中，這樣一個產業結構的調整，這是創新產業結構升級，勞動力水平不斷提高，收入不斷增長的兩個主要機制。
這兩個主要機制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是一樣，都是公平的。但是有一點不一樣，發達國家從工業革命以后，他們的技術在全世界一直都是領先的，他們產業的附加價值在全世界一直都領先。他們的技術和產業都是在國際技術和國際產業的前沿。他們要技術創新只能自己發明，我們知道發明投入成本非常高，風險非常大。發達國家發明的提高速度非常穩定，每年都是2%，如果加上人口增長等等，發達國家在過去100年來，每年的增長速度就是2%。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由于我們比人家技術要差，所謂技術創新就是在商品生產的時候，你用的技術比現在的技術好，就是技術創新。產業升級，你進入的行業的附加價值比現在的附加價值高就是產業升級，不見得要新發明，只要把他國家用過的成熟的技術和產業，只要他的技術比你好，他的附加價值比你高，你進入的那就是創新產業升級。在經濟學上把這種可能性叫做后來者優勢，比較低的人在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跟發達國家比較起來有優勢。
你如果用引進的方式，成本會比自己發明低，風險也會比自己發明低很多，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后發優勢的話，它經濟增長的速度會比發達國家高。但能高多少呢？理論上只能說高一點，但高多少是一個經驗。從經驗上來看，二次世界大戰后，200多個經濟體，有13個經濟體來加速經濟增長，取得每年7%或更高，持續25年時間的快速經濟增長。我們改革開放之后，成為這13個經濟體當中的一個。我第一個問題很簡單，就是后來者優勢，或者后發優勢。
如果后來者優勢讓我們改革開放之后經濟發展這么快的理由，這個后來者優勢應該從鴉片戰爭后，或者西方工業革命以后一直都存在。但為什么只有在1978年以后，我們才利用后來者優勢取得經濟的快速增長？這個道理我覺得是我們主動放棄后來者優勢。為什么呢？因為從鴉片戰爭后，我們一直希望快速地趕上發達國家。這個意愿就是在50年代的時候，我們提出的，希望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怎樣才能超英趕美呢？我們追求的目標是民富國強。要讓一般老百姓的收入水平跟發達國家一樣高，希望我們的國家跟發達國家一樣強。
怎么樣才能夠讓我們一般老百姓的收入水平跟發達國家一樣高？那應該勞動生產力水平跟發達國家一樣高。如果勞動生產力水平跟發達國家一樣高，你的產業就必須跟發達國家一樣先進。國強就必須有軍事工業，發達國家的軍事工業就是靠發達國家最先進的工業生產的。所以在50年代，我們從鴉片戰爭后，社會動亂，取得穩定，提出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但是這些經驗在發達國家是最先進的，它至少有專利保護。你如果要取得這些技術，要交很高的專利費。更重要的是你交專利費，人家也不把技術給你。如果你要發展這種產業，你就必須自己去發明這種技術，自己發明這種產業。這樣就是放棄了后來者優勢了。
而且問題還不只在這個地方，因為那些先進的產業，資本非常密集，而當時我們是一個一清二白的農業社會，資本非常短缺。在這種情況下你想發展資本非常密集的產業，在資本非常短缺的情況下，它是沒有比較優勢的。這些產業當中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它是沒支撐能力的。在這種狀況下，你就必須給它保護補貼。保護補貼就帶來了政府對市場的各種干預和扭曲，造成資源錯誤配置。我們60年代釋放原子彈，70年代衛星上天，但是我們的效率非常差，收入水平也非常低。只有到了1978年的改革開放以后，我們改變了發展的方式，開始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業和出口產業。這些產業符合我們的比較優勢，所以能形成競爭優勢。然后能形成競爭優勢以后，就占領國內國際的市場，然后就創造了利潤，積累了資本，積累了資本以后，產業升級，在產業升級的過程當中就可以利用后發優勢。
所以對第二個問題，為什么改革開放以后發展得慢，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們的發展戰略發展思路的問題。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不管是社會主義還是非社會主義的國家，都同樣在他們第一代領導人的領導下，想快速實現工業化、現代化。推行的思路基本上大同小異，都想在一清二白的基礎上去建立現代化的大產業。政府對市場有很多干預，造成很多扭曲，即使能把一些現代化產業建立起來，但是都是靠補貼，效率非常低，跟發達國家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而且還在擴大。因此，我們1978年底開始改革開放以后，到80年代，全世界都在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國家都在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國家轉型，非社會主義國家，包括像拉丁美洲，非洲，也都在進行改革開放。但他們為什么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我想主要的原因是轉型思路的問題。大家知道在80年代90年代開始轉型的時候，當時普遍的看法是計劃經濟不如市場經濟，要向市場經濟轉型。要轉型的話就必須把政府的一切補貼取消掉，實現自由化，宏觀經濟保持穩定。他們認為這樣子才能夠建立起完善的市場制度，他們把過去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不好是政府干預太多，所以政府應該退出。但是這樣做的結果忘記了在過去的發展思路下，建立了一大批關連很大資本很密集的產業，他把補貼都取消掉，這些企業都垮臺了，就有了大量的失業，然后就會社會不穩定，就會經濟停滯。
有很多大的企業是跟國防安全有關的，導致的結果，即使你把它私有化了以后，為了國防的安全，你還不能讓它垮臺。實際上這些比較優勢一定要給保護補貼的這些大的產業，從理論跟實證來說，在私有化的時候，國家給的補貼更多。在80年代、90年代，我跟國內國外很多專家爭論，當時只是理論的爭論，但是現在有大量的實踐經驗證明，那些資本非常密集的產業，在私有化以后，如果你不允許他垮臺的話，實際上他從國家拿到的保護補貼比原來更多。在這種情況下，效率當然變差。
為什么我們能夠維持穩定跟高速增長呢？最主要當時我們并不是照搬外國的理論。小平同志講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既然這些大的國有企業不給補貼活不了，那就給他轉型必要的補貼。同時放開我們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的準入，不僅放開了準入，來我讓他快速發展，我們還招商引資。開始的時候，全國的基礎設施很差，如果把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競爭優勢，必須建好基礎設施，沒有能力建全國的基礎設施，我就先搞特區。當時為了把大型的國有企業，政府對市場很多干預，說營商環境非常差，但是我又沒辦法一下子把所有的干預取消掉。我們就在工業特區、工業園實行一站式的服務。靠這種務實的方式，就很忙的發展起來，從比較優勢變成競爭優勢，出口就增加了很多，利潤增加了很多，就帶來我前面講的連續38年的9.9%的增長。
而且不僅是穩定和快速發展，快速發展積累了資本，我們逐漸從一個資本短缺的經濟體成為一個資本豐富的國家。在比較優勢的時候，給他補貼是雪中送炭，現在符合比較優勢了，企業有自生能力了，再給補貼，那就變成錦上添花了，錦上添花當然不需要，所以就有了十八屆三中全會講的全面深化改革。我們可以把轉型期所遺留下來的那些保護補貼，那些干預扭曲取消掉，建立一個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我想這是我們改革開放以后能夠快速發展，而其他轉型中國家，他們的經濟崩潰，他們的經濟停滯，并且危機不斷的原因。
從這樣的一個反思跟回顧里面，我覺得可以從當中學習一些對我們未來發展有益的經驗教訓。一個是經濟要發展成功，那就必須發揮比較優勢，才能夠形成競爭優勢。我們是中等收入國家，人均GDP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只有美國的七分之一。我們8100多，美國57000、58000。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我們也只有美國的四分之一。那就代表什么？我們的勞動生產率水平跟美國這樣的發達國家還有很大的差距，我們實際上還有很多后發優勢可以挖。我們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還能夠在6.5以上，在全世界這還是高速增長。我相信這個狀況在短期內不會變化。但是它的前提就是我們必須按照比較優勢，形成競爭優勢，這是第一點。
從我們轉型當中，這個經驗教訓就是必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轉型中國家，我們一定有很多扭曲，有很多干預，有很多漏掉的地方。但是那些干預，那些扭曲，那些漏洞都是有原因的。不能照搬教科書，必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然后來不斷地探索實踐。這也是十九大里面所講的，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不能簡單照搬。
如果能這樣子的話，我相信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確實可以像十九大提出的，到2035年的時候，把我們中國在相對快速發展，并且不斷地改革開放中，建設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到2050年的時候，把中國建設成一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面臨的社會主義強國。實現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而且我覺得我們這樣一個快速的跟發達國家的追趕，所取得的經驗教訓，其實對其他發展中國家同樣有很多值得參考的借鑒。因為理論跟經驗，經驗的前提和理論的前提是不是相似。過去發展中國家在追求國家現代化的過程當中，通常有一種西天取經的心態，發達國家之所以成功，他的經驗，他的理論也一定是造成發達國家成功的原因，然后就想照搬發達國家。但實際上給他們造成的結果就是出發點非常好，結果令人失望。
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條件和其他的發展中國家是比較接近的，根據中國的經驗提出的理論，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也一定會有比較好的參考借鑒價值。中華民族追求偉大復興，發展中國家都有跟我們一樣的夢想，都希望成為現代化、工業化的國家。中國的經驗對他們來講，會比發達國家的經驗和理論有更好的參考價值。我們也許能迎來所謂百花齊放春滿園的新的時代、新的世界的到來。謝謝。
主持人：感謝林毅夫教授關于中國經濟憶苦思甜的語重心長的演講，讓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感謝他的精彩演講。作為論壇閉幕這個環節，受論壇組委會的委托，讓我在這里作點總結。這個任務對我來說太沉重了，小結都不敢當。我借此機會再多啰唆幾句，談談自己一點小的感想。
中國改革開放即將迎來明年的40周年，如果我們把中國放在幾百年的經濟史背景下，基于目前中外有據可查的史料記載，無論以國家的總收入還是以個人收入，人均收入來看，中國自1978年以來，對外實行改革開放，對內解放市場力量，無疑是中國經濟自鴉片戰爭以來的大衰敗，能夠起死回生的關鍵。我們這代人并非從書本上了解到這個故事，而是活生生的經歷這個復興歷程。
長期來看，40年的復興之路可以說是非常短暫的瞬間，任重道遠，大意不得。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應該有條件有機會，有動力，更有責任，對過去進行評價、總結，盡可能客觀、忠實、完整地記錄它。為了尊重我們的歷史，更為了把握美好的日子。十九大指出，中國新時代主要矛盾是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與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追求的問題。這個矛盾其實非常顯著地反映在中國經濟增長自2010年以來持續下行7個年頭的趨勢當中。盡管我們的經濟學家和社會人士可以從很多方面解讀這個原因，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不能對接市場需求的供給側產能嚴重過剩，因為是某些行業的普遍性問題。例如我所了解的我媳婦的老家鞍山，他們鞍鋼的鋼材一斤的市價已經和一斤大白菜的價格旗鼓相當。我的岳父很生氣，說你們這幫搞建議的人，搞咨詢的人都搞什么玩意兒，為什么會這樣子？各種道理其實并不費解，隨著人民收入的增加和全球化市場的競爭，擋不住的勢頭肯定是大眾消費需求和購買轉型，甚至轉向，這對中國經濟主體生產什么這個命題提出了很重大的挑戰。剛才海爾的董事長說，海爾的精神是什么，只有市場滿意的產品才叫合格品。其實凱恩斯也說過一句類似的話，他說消費是一切經濟活動的所有目的。
按照經濟學的常理來說，市場經濟中價格機制這只所謂看不見的手應該發揮起釋放信息，提供激勵的作用，調動資源的有效配置，實現市場供需的均衡。難道市場機制真的開始失靈了？其實這個判斷我不相信，為什么呢？看看中國經濟當下的主要的主體構成，總還有那么多大而又不優的經濟主體，依然靠著非市場的先決條件，占據或者壟斷著所在市場的半壁江山。最要命的是，他們的供給既無生死存亡的壓力，又無充分的經濟動力，或者激勵，對市場需求的變化做出有效的反應。反過來，市場機制自然也就無法對他們產生有效的約束力，從而喪失其本來就具有的優勝劣汰的作用。
我個人的觀察，我以為類似這樣的行業大塊頭，在中國不在少數。他們當中曾經對中國經濟的貢獻功不可沒，也正因為如此，更不應該成為，當今天這個新時代拖中國經濟后腿的角色。怎么辦？至少有兩個路可供選擇，第一，要么進行脫胎換骨的供給側革命，尊重市場經濟的游戲規則，讓市場經濟融入自己。要么就榮退市場，把資源和機會留給更具競爭力，更具生命力的新興市場力量，助推中國改革開放，促進中國從中等收入賣向高收入可持續更健康的成長。如此退出江湖，何嘗不是一個偉大的壯舉。
時間確實不早了，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舉辦的國家發展論壇以聚焦各種發展為宗旨，對進一步的改革開放進行了討論和展望，先后進行了開幕式，主旨演講，國家發展中的改革開放，國家發展中的世界級的企業，閉幕演講等五個單元。多位專家領導進行了發言，相信各位參會的朋友，尤其是現在還堅持到最后一分鐘的朋友，應該收獲良多。本屆論壇也揭開了我們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系列活動的序幕，我們還發了兩本新書，同時還發布了中國區域發展指數。在本次論壇即將結束的時候，代表主辦方向我們的協辦方方正證券的支持表示衷心感謝。還有在會議籌備當中為我們提供大力支持的各位朋友和各位演講嘉賓表示衷心感謝。同時也向所有參加論壇的教職工表示衷心感謝。
順帶，元旦即將到來，在這里提前祝愿參加本次大會的各位嘉賓，以及線上觀看我們直播的朋友萬事如意，期待我們第三屆國家發展論壇再見。現在我正式宣布第二屆國家發展論壇圓滿閉幕，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