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位專家日前在北大國發院第三屆國家發展論壇、人大國發院中國宏觀經濟論壇(總第27期)上表示，從很多指標來看，中短期政策要實現“六穩”，需財政加大擴支力度，貨幣政策重新定位。中長期來看，依靠國內增長的空間還很大，應當保持定力，繼續支持全球化。同時，新的發展動力離不開企業創新，要給民營企業創造更好的市場競爭環境。
國內市場空間大
“2020年以后，全世界30%左右的增長還會是在中國。”北京大學教授、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國務院參事林毅夫表示。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指出，從數據來看，當前情緒性變化遠大于實際經濟參數的變化。11月經濟數據顯示，中國對美貿易增速還不錯。1995年以來形成的產業鏈、價值鏈并未解體；外商投資從去年負增長回升到現在的6.1%，大規模外資從中國離場并未出現；民企投資從2016年7月最低增速2.1%回升到現在的8.7%；剔除汽車消費這一特殊參數后，前11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0.5%，消費沒有降級。
“我們要辯證看待外部環境和內部經濟的變化，進一步推進更高標準的改革開放，對政策要有耐心。”劉元春表示。
林毅夫認為，應對外部環境和經濟下行的壓力，中國依靠國內增長的空間還很大。其中，投資增長方面，即使現在有很多產能過剩，但還有很多產業可以升級，基礎設施、環保有完善空間，城鎮化進程也會帶來新的機會，這些是我國與發達國家不同的、很好的投資機會。通過動員國內投資，維持一定投資增長率，就會有就業，消費也會增加。此外，應該保持定力，繼續支持全球化，尋求貿易開放。
宏觀政策趨積極
劉元春認為，短期應重新定位貨幣政策，并與中期完善監管體系、中長期逐步實施安全性資產戰略相結合。
劉元春進一步闡釋，目前貨幣政策用信貸增速、社融增速作為參數，這在結構性環境中是不具有參考性的。實施真正穩健的貨幣政策，必須使貨幣供應量與名義GDP增速相匹配，應重新進行目標定位、工具定位。中長期實施安全性資產戰略，一是要旗幟鮮明做大國債資產規模；二是要對優質上市公司的分紅政策做根本性調整，建立激勵機制；三是釋放土地市場，解決“農村三塊地”的確權、流轉問題，使居民資產再充實。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經濟預測部主任祝寶良認為，要完成在一定水平上穩定供給和需求的目標，貨幣政策有空間但空間不大，財政政策應著力解決民營企業在轉型期的存活問題，減稅降費非常重要。另外，穩經濟需要擴大投資，貨幣政策短期內放松可能性不大，短期利率已經或快要和美國倒掛，中間利差也已較高，財政政策仍需發力。
專家認為，最新公布的財政數據顯示，11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下降5.4%，個稅同比下降17.3%，都是更加積極財政政策的表現。同時，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此前表態，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符合當前實際情況。這說明政策制定部門對我國經濟基本面有充分認識。
激發企業創新活力
“從某種角度來看，企業創新速度決定了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所長馬駿表示，支持創新的重點在于建立激勵創新的企業制度。創新最大的特點就是高風險，基本特點是犧牲當期利益，冒著沒成功的風險，追求長期利益，所以需要更多制度支持。
具體而言，馬駿認為，一是需要支持創新的長期投資者，對于國有企業而言，要關注長期收益、長期發展，對民營經濟而言，要創造良好環境，增強長期發展信心，資本市場需要長期投資者，也需要風險資本；二是要激勵管理層著眼企業長期發展，可借鑒西方經驗，建立長期激勵計劃為主的薪酬體系；三是在公司治理和企業管理中充分授權、放權，創新是試出來的，股東董事會要向管理層授權，管理層方面要向業務部門授權。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金光經濟學講席教授盧鋒認為，過去幾十年的實踐證明，中國最優秀的企業完全有可能在全球范圍內形成競爭優勢。應該加快改革，讓中國企業擺脫后顧之憂，全力以赴聚焦科技產業和技術創新。目前，需要加快改革以更好發揮民企的增量貢獻與創新動能。具體而言，就是深化改革，降低民企市場準入壁壘，在公平法治框架下保護民企產權。
深圳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主任吳思康為幫助企業創新提供了深圳方案。他表示，同樣是中央下發的文件，深圳做了很多創新性思考，如對科研經費的管理提出動態競爭，起跑線上是多個團隊一起，逐步在動態中支持競爭；對于人才評價，逐步轉向通過認定代表作進行評價，而非發表數量；出臺政策進行二次房改，政府提供30萬套人才住房，價格為市場價的60%等。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原名譽會長、國家體改委原副主任高尚全表示，下一步改革應將競爭中性、所有制中性作為原則提出來，讓國企、民企平等使用生產資料，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打破壟斷。
國內市場空間大
“2020年以后，全世界30%左右的增長還會是在中國。”北京大學教授、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國務院參事林毅夫表示。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劉元春指出，從數據來看，當前情緒性變化遠大于實際經濟參數的變化。11月經濟數據顯示，中國對美貿易增速還不錯。1995年以來形成的產業鏈、價值鏈并未解體；外商投資從去年負增長回升到現在的6.1%，大規模外資從中國離場并未出現；民企投資從2016年7月最低增速2.1%回升到現在的8.7%；剔除汽車消費這一特殊參數后，前11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10.5%，消費沒有降級。
“我們要辯證看待外部環境和內部經濟的變化，進一步推進更高標準的改革開放，對政策要有耐心。”劉元春表示。
林毅夫認為，應對外部環境和經濟下行的壓力，中國依靠國內增長的空間還很大。其中，投資增長方面，即使現在有很多產能過剩，但還有很多產業可以升級，基礎設施、環保有完善空間，城鎮化進程也會帶來新的機會，這些是我國與發達國家不同的、很好的投資機會。通過動員國內投資，維持一定投資增長率，就會有就業，消費也會增加。此外，應該保持定力，繼續支持全球化，尋求貿易開放。
宏觀政策趨積極
劉元春認為，短期應重新定位貨幣政策，并與中期完善監管體系、中長期逐步實施安全性資產戰略相結合。
劉元春進一步闡釋，目前貨幣政策用信貸增速、社融增速作為參數，這在結構性環境中是不具有參考性的。實施真正穩健的貨幣政策，必須使貨幣供應量與名義GDP增速相匹配，應重新進行目標定位、工具定位。中長期實施安全性資產戰略，一是要旗幟鮮明做大國債資產規模；二是要對優質上市公司的分紅政策做根本性調整，建立激勵機制；三是釋放土地市場，解決“農村三塊地”的確權、流轉問題，使居民資產再充實。
國家信息中心首席經濟學家、經濟預測部主任祝寶良認為，要完成在一定水平上穩定供給和需求的目標，貨幣政策有空間但空間不大，財政政策應著力解決民營企業在轉型期的存活問題，減稅降費非常重要。另外，穩經濟需要擴大投資，貨幣政策短期內放松可能性不大，短期利率已經或快要和美國倒掛，中間利差也已較高，財政政策仍需發力。
專家認為，最新公布的財政數據顯示，11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下降5.4%，個稅同比下降17.3%，都是更加積極財政政策的表現。同時，人民銀行行長易綱此前表態，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符合當前實際情況。這說明政策制定部門對我國經濟基本面有充分認識。
激發企業創新活力
“從某種角度來看，企業創新速度決定了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速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所長馬駿表示，支持創新的重點在于建立激勵創新的企業制度。創新最大的特點就是高風險，基本特點是犧牲當期利益，冒著沒成功的風險，追求長期利益，所以需要更多制度支持。
具體而言，馬駿認為，一是需要支持創新的長期投資者，對于國有企業而言，要關注長期收益、長期發展，對民營經濟而言，要創造良好環境，增強長期發展信心，資本市場需要長期投資者，也需要風險資本；二是要激勵管理層著眼企業長期發展，可借鑒西方經驗，建立長期激勵計劃為主的薪酬體系；三是在公司治理和企業管理中充分授權、放權，創新是試出來的，股東董事會要向管理層授權，管理層方面要向業務部門授權。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金光經濟學講席教授盧鋒認為，過去幾十年的實踐證明，中國最優秀的企業完全有可能在全球范圍內形成競爭優勢。應該加快改革，讓中國企業擺脫后顧之憂，全力以赴聚焦科技產業和技術創新。目前，需要加快改革以更好發揮民企的增量貢獻與創新動能。具體而言，就是深化改革，降低民企市場準入壁壘，在公平法治框架下保護民企產權。
深圳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主任吳思康為幫助企業創新提供了深圳方案。他表示，同樣是中央下發的文件，深圳做了很多創新性思考，如對科研經費的管理提出動態競爭，起跑線上是多個團隊一起，逐步在動態中支持競爭；對于人才評價，逐步轉向通過認定代表作進行評價，而非發表數量；出臺政策進行二次房改，政府提供30萬套人才住房，價格為市場價的60%等。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原名譽會長、國家體改委原副主任高尚全表示，下一步改革應將競爭中性、所有制中性作為原則提出來，讓國企、民企平等使用生產資料，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打破壟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