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初步核算，2018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DP)達900309億元，首次突破90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增長6.6%，雖比上年回落0.2個百分點，仍實現了全年6.5%左右的預期發展目標。
“過去一年，經濟增長率有所回落，在預料之中，在如此錯綜復雜的國際大環境下，能夠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是很不容易的。” 1月21日，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在發布2018年經濟數據時說。寧吉喆表示，2019年我國經濟危中有機、穩中趨進，有基礎、有條件、有信心、有能力保持經濟運行處于合理區間，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多位專家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2019年，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會逐步體現出來，加上全球經濟增速放緩，2019年中國出口增速將存在較大的下行壓力。專家表示，目前消費已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主動力，2019年宏觀政策需要持續大力擴大內需，促進消費增長。
內需放緩是GDP減速主因
2018年中國GDP增速為6.6%。
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長6.8%，二季度增長6.7%，三季度增長6.5%，四季度增長6.4%，呈現前高后低、逐季回落的態勢。
從需求看，消費作為經濟增長主動力的作用進一步鞏固，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2%，比上年提高18.6個百分點，高于資本形成總額43.8個百分點。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8228元，比上年名義增長8.7%，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6.5%，快于人均GDP6.1%的增速，與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牛犁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認為，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長，為消費增長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從投資來看，2018年投資增長緩中趨穩，制造業投資和民間投資增速加快。2018年全國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635636億元，比上年增長5.9%，增速雖比前三季度加快0.5個百分點，仍為1995年有歷史數據以來最低水平。其中，民間投資394051億元，增長8.7%，比上年加快2.7個百分點。 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哲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2018年部分民營企業出現債務違約、股權質押等短期流動性問題，但是相關部門及時采取了措施。從數據上看，這些舉措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民營企業流動性問題向經營和投資層面的傳導。“2018年的民間投資增速，為2019年穩投資、穩就業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礎。”劉哲說道。
寧吉喆表示，中國經濟增長總體上是內需主導，2018年消費增長貢獻率和投資增長貢獻率加在一起超過100%，凈出口的貢獻率是負的。
“2018年經濟增速放緩，內因大于外因，內需放緩是導致經濟減速的主要原因。”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唐建偉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唐建偉分析，雖然面臨外部環境發生了劇變，但中國的出口數據卻并未受此影響。2018年中國對美國出口4784億美元，同比增長11.3%，主要是因為市場主體預期到貿易沖突可能升級后對美“搶出口”的行為導致的。而內需的放緩，一方面是消費增速放緩，主要受到汽車類消費負增長影響；另一方面，基建投資增速放緩拉低了固定資產投資增速。
消費潛力受諸多制約
去年12月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看到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外部環境復雜嚴峻，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在此背景下，會議提出要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等措施。
唐建偉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2019年內外需求放緩壓力可能增大。受外需減弱和中美貿易摩擦影響，出口增速將顯著回落。在政策的大力推動下，基建投資可能出現一定程度的回升，制造業投資和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則可能回落，整體投資難以大幅回升，“消費增速穩中略緩，仍然是經濟增長的最大動能”。
與此同時，多位專家在接受時代周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消費增長受諸多因素制約。劉哲認為，消費增長除了受收入影響，還受財富波動的影響，“如資本市場的波動和房地產價格的波動，都會導致當前消費的變化”。另一方面，眼下人們的消費需求已經發生了較大變化。很多人對產品的品牌設計、健康、生態等方面的關注度提升，如果供給側改革不能滿足人們新的消費需求，也會抑制消費潛力的釋放。
唐建偉也認為，近年來，不利于消費增長的因素還包括：居民按揭貸款快速增長導致居民杠桿水平上升、股票市場調整和理財產品收益率下降等因素均影響居民財產性收入增長，從而不利于消費增長。
下一步應該如何激發內需潛力？
劉哲建議，2019年可以出臺更多針對性措施，改善人們對財富的預期，提高人們的收入，從而激發消費。同時，進一步完善居民社保體系和養老體系，降低人們中長期個人儲蓄的意愿和必要性。而從供給端看，通過較大力度的減稅降費政策，促進一些新產品、新業態或新商業模式的發展，擴大符合消費需求的產品和服務的供給，都將有利于釋放消費潛力。
穩經濟看基建
“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為改善消費環境服務，為打好三大攻堅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和區域發展戰略的基礎設施都還是比較欠缺的。”寧吉喆在1月21日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可以預期，今年政策將繼續發力和落實，“投資數據有望比去年強勁一點。”
在PPP項目清理、嚴格管理地方政府債務、去杠桿等諸多因素的影響下，2018年以來基建投資增速大幅下滑。從2017年全年19%的高位下滑至2018年3.8%的增速，直接拖累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降至5.9%，比上年放緩了1.3個百分點。
2018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決定，在2019年3月全國人大批準當年地方政府債務限額之前，授權國務院提前下達2019年地方政府新增一般債務限額5800億元、新增專項債務限額8100億元，合計13900億元。這意味著，與往年相比，2019年初，地方政府就可發債用于基礎設施建設，也可“借新還舊”緩解償債壓力，對沖經濟波動壓力。
劉哲預計，2019年基建應該會保持上升態勢：一方面，是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的傳統基建，還有一定補短板和上升的空間；另一方面，在5G商用、互聯網和人工智能的大背景下，現代基礎設施建設還存有一定空間。
牛犁對時代周報記者建議， 2019年應該繼續堅持結構性去杠桿，保持總體債務率相對穩定，但是在積極的財政政策下，要大規模增加地方政府的專項債券，增加地方政府的資金來源，用于基建投資。同時，對在建的、符合產業規定的補短板基建項目，金融業要給予大力支持。“對于新興基礎設施建設、城市之間的鐵路、農村基礎設施等，目前還存在很大的需求。如果基建穩住了，整個投資就會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增長。”牛犁說道。
近期社科院發布的2019年《經濟藍皮書》預測，2019年我國GDP增長率為6.3%，比2018年略減少0.3個百分點。唐建偉對此認為，無論從供給側還是需求側來看，2019年經濟都存在下行壓力，但鑒于宏觀政策的逆向調節力度將加大，對經濟的作用將從2018年的調控和抑制轉為2019年的支撐和托底，“2019年經濟增長或將呈現前低后穩的局面”。